整个社会体制如何像个大机器般地不断创造、转发意识形态？换句话说，它是怎么被更高阶的因素——也就是系统的力量——所创造且塑造。不单只是特质和情境，“系统”也必须纳入复杂行为模式的考虑之中。
当非法或是不道德的行为发生在像警察、惩治者、士兵等专业的公职人员身上时，这些人通常会被典型地认为是少见的“坏苹果”，意指他们是少数的例外，必须摆在好坏界线的边缘地带。而制订这个界线的人，通常是这整个系统的护卫者，他们希望能隔离问题、转移视听者的焦点，好让注意力和责备都落到督导不周或失职的上级身上。像这种“苹果特质论”，再次忽略了“苹果”间的界线，以及可能的腐败情况对所有苹果的影响。于是，系统分析，应聚焦在有权设定这些界线标记的人物。
这些有权设定这些界线的权势精英，通常就在玻璃帷幕之后规划许多“我们”日常生活的情境，人们就在他们打造的社会结构下日复一日地生活。社会学家米尔斯(C. Wright Mills)曾启示我们这个力量的黑洞。这些权势精英所处的社会地位，让他们得以轻易胜过我们任何人，他们可以决定许多重要议题并且产生重大的结果。只是，他们关键性的地位，远远比他们所下的决策更有巨大的影响力；错误的行动，远远比错误决策更严重。·他们听从现代社会主要阶级和系统的命令，操纵大型财团法人，运作国家机器并自认有特权，指导军队组织，垄断社会建构的策略命令公告，集中了最有效的手段，享有权力、财富和名声。
当这些各式各样垄断的权力结合起来，他们便开始定义、实现有如乔治·奥韦尔(George Orwell)在《一九八四》里所预言的我们的生活。这些军事结合宗教的力量是最终的至高系统，它将掌握今日美国生活的资源和品质。
如果一个权力引起了长期的忧虑，就会变成恐惧。
——埃里克·霍弗《心灵的激情状态》(Eric Hoffer，The Passionate State of M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