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非洲中心的卢旺达，爱好和平的图西族学到一件事情，即使只是简单的大砍刀，也可以造成大规模的摧毁。胡图族人从1994年开始大规模屠杀图西族，几个月内就遍及全国，军队用砍刀和狼牙棒杀害了数以千计的无辜男人、女人、孩童。联合国统计，约有80万到100万卢旺达人民在三个月内被谋害，是有史以来最凶恶残暴的大屠杀，消灭了四分之三的图西族人口。一个受害者回忆当时伤害他的人所说过的话：“我们要杀光所有的图西族，然后有一天，胡图族的孩子们会问：‘图西族的小孩长什么样子？”’
屠杀从前的朋友、隔壁的好邻居，都只是“奉命行事”。一位胡图族的屠杀者在十年后的一个访谈中提道：“杀害自己的邻居是再糟不过的事情，我们曾经一起喝酒，他的牛会在我的土地上吃草，他就好比是我的亲戚。”一个胡图族的母亲叙述她是如何活活打死一名邻居的小孩，这个小孩又是怎么带着惊讶，眼睁睁地看着昔日的友人、邻居夺走他的生命。她说，一名政府人员告诉他们图西族是他们的敌人，而且给了她一根狼牙棒，再给她丈夫一把砍刀，用来对抗敌人。她辩称这是“帮”那孩子的忙，因为他的双亲已在先前的谋杀中过世，这可以避免让他成为可怜的孤儿。
直到最近，世人才开始注意被大规模强暴的卢旺达妇女。对她们来说，那是骇人的恐怖攻击，更是精神上的羞辱。经由一些记录发现，这事件起于胡图族领导者西尔韦斯特市长(Silvester Cacumbibi)，他偕众轮暴了昔日好友的女儿，受害者表示，他在犯下恶行时告诉她：“我们不会浪费任何一颗子弹在你身上，我们将强暴你，让你生不如死！”
在南京大屠杀中妇女受日军侵犯事件(后面还会提到)中，因为早期调查的错误，也因为中国人“家丑不可外扬”的文化而隐瞒、模糊了事实，以至于我们对南京受害妇女的心理历程的了解，并不如卢旺达事件妇女更了然。
当布塔雷(Butare)这个村庄的人民在边界奋力抵抗胡图敌军的同时，临时政府派遣了一个特殊人士去处理这个被看作“叛变”的事件。她是家庭及女性事务部的部长，也是在布塔雷村备受欢迎的政治宠儿，更在此处出生、长大。波利娜(Pauline Nyiramasuhuko)是图西人，也曾经是一位社会工作者，开授过女性赋权的课程，是这个村庄的唯一希望。但是希望马上就落空，因为她竟然策划了一个可怕的陷阱，承诺族人红十字人员将在村里的体育场提供食物和避难所，但实际上胡图族的武装暴民早已埋伏在那里，最后几乎谋害了所有寻求庇护的村民。他们在暗处上膛开枪，丢出手榴弹，少数幸存者则被千刀万剐、切成碎片。
波利娜还下了一道命令：“杀女人之前，必须先强暴她。”她还下令要另一组暴民从她车上拿汽油，浇上70位妇人与女孩，监视她们活生生被大火烧死。在杀死她们之前，她还征求暴民强暴这些受难者。一个年轻人告诉翻译他没办法强暴她们，因为他们“杀了一天的人已经非常累了”！
罗丝，曾遭到波利娜的儿子沙朗强暴的一名年轻女子，她是唯一被允许活下来的图西人，于是她能定期向上帝报告她在这次屠杀中见到的一切。她曾被迫看着母亲被强暴，以及目击20位亲戚被杀害。
一份联合国报告估计，至少有20万女性在这短短时间内被强暴后杀害。她们被尖矛、子弹、酒瓶或香蕉树的雄蕊刺人身体，性器官被砍刀切割，浇以滚水或强酸，乳房被切除。更可怕的是，这些由男性犯下的强暴罪刑，常常伴随其他形式的生理酷刑并被当成公开表演，通过这样的公开方式，促进胡图人的社会联结关系。他们更通过轮暴，共享患的友爱和忠诚。加倍显露其恐怖和堕落之处。
这种去人性化是没有界线的。一名胡图族民兵拿着斧头抵着一名十二岁孩童的喉咙，强迫他在父亲及其他五名被强迫打开大腿的姊妹面前，强暴自己的母亲。艾滋病在幸存的受害者间传染开来，持续扩大卢旺达的浩劫。纽约约翰杰伊学院(John Jay College)研究犯罪正义的历史系教授查尔斯·斯特罗奇尔(Charles Strozier)认为，“以疾病、瘟疫为‘天启’(apocalypse)的恐怖行动，就像生化战的武器，歼灭生育者，导致一个族群的灭亡。”
我们该如何理解是什么力量促使波利娜犯下“一个女人对付敌方女人”的特殊罪行？综合历史和社会心理学，可以提供建立于“权力和地位差异”的解释框架。首先，她受到一种普遍观念影响，比起图西女性的美丽和傲慢，胡图女性的地位较低。图西女性较高挑儿、白皙，并有较多白种人的特征，让图西女性比胡图女性更受男性喜爱。
这个被武断归类的种族，来自比利时人和德国人殖民后的婚姻混血，他们说同样的语言，信仰同一个宗教。殖民者强迫所有卢旺达人民佩戴辨识证，以分辨哪些是多数的胡图人而哪些是少数的图西人，后者则获得较高的教育、行政管理机会。这或许成为波利娜被压抑的复仇欲望。而她处在一个男性优势威权之下，必须证实她的忠诚、顺从、爱国，通过热心于精心策划犯罪、效忠上级监督者，永远不在犯罪之前用女人的身份对抗敌人，这让鼓励大规模犯罪和强暴女性变得更容易，将受害者变成一个抽象概念，甚至给他们一个贬低的名称：“蟑螂”——必须被消灭的物种。有一个更写实的说法是，想象用讨厌的色彩涂抹在敌人脸上，然后摧毁“画布”。
如同我们无法想象的，有一些人会刻意鼓舞这些像魔鬼一样的恶行。妮科尔·贝热万(Nicole Bergevin)，也就是波利娜的律师，在波利娜的种族屠杀审判中提醒我们：“当你进行谋杀罪审判时，你将会发现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嫌疑的，而你是连做梦也不会承认这些行为，但是你开始了解每个人都是‘有嫌疑的’。这可能发生在我身上，也可能发生在我女儿身上，也可能是你身上。”
要更清楚了解本书中这其一的主要论点，可以参考艾莉森·德福尔热(Alison Des Forges)这位人权守护者的看法。她曾经调查过很多类似的粗暴罪行，通过下面这段残暴的行为描写，我们可以从中窥见自己的反射：
这个行为就隐藏在我们每个人的表面之下，简化种族屠杀，让我们能轻易拉开自己与加害者之间的距离。他们是如此邪恶，我们不曾也不会做出同样可恶的事情。但如果思考一下，真正了解到那些人是身处于一个严重的压力情境下，而你却武断地质疑那就是他们的人性，这是令人担忧的。当你被强迫去面临这个情境， 而自问：“我会怎么做？”有时候答案就不如我们所愿了。
法国的新闻记者琼·哈茨菲尔德(Jean Hatzfeld)访问了十位因砍死数千名图西人而正在坐牢的胡图部队成员。这些寻常百姓过去大都是农夫、爱去教堂的人，甚至是老师，但他们的证词让人心寒，他们的言辞一再挑战我们无法置信的事情：人类能够因为愚蠢的意识形态就放弃人性，追随卓越且有吸引力的权威者所下的命令，消灭所有被标示为“敌人”者。让我们仔细思考这些价值，并和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的《冷血》(In Cold Blood)做对照。
“杀人杀多了，对我而言就没有意义了，我只想要确定，从杀害第一位男士一直到最后一位，我都不会对任何一位感到抱歉。”
“我们只不过奉命行事，在每个人的热诚之下整队，在足球场上成群结队，出去猎杀如同有血缘的灵魂。”
“杀人的时候，如果有人因为悲伤的感觉而迟疑了，绝对必须小心他的嘴巴，不要说出自己犹豫的理由，害怕被控诉和敌人有串供关系。”
“我们杀掉纸上的人，没有理由选择、预期或特别害怕，我们是熟人的刽子手、邻居的刽子手，只是计划的刽子手。”
“我们的图西邻居，我们知道他们并没有做坏事、没有罪，但是我们认为所有的图西人给我们长期以来添的麻烦就是不对。我们不再是一个一个的看着他们，我们不再停下来辨识他们以前的样子，甚不再想和他们共事。和过去相处的经验比起来，他们已经变成很大的威胁，让我们无法再用共同体来看待。这就是我们杀他们的原因。”
“把图西人逼上绝境的时候，我们不再把他们当成人类。我的意思是指不是像我们一样的人，共享相同的想法和感觉。猎杀是残暴的，猎人是残暴的，牺牲者是残暴的——残暴占据了我们的心。”
这些残忍的杀害和强暴，表达出一个我们会一再提到的主题。存活下来的图西妇女贝尔特(Berthe)说：
以前我就知道一个人可以杀另一个人，因为那常常发生。现在我知道，即使你和另一个人共享食物或睡在同一张床上，甚至和他没有任何过节，他也可以杀害你。最亲近的邻居可以用他突然产生的力量杀害你，这是我从种族屠杀中学到的，我眼睛里看见的已不再是这世界原本的面貌。
曾经逼迫联合国指挥官对卢旺达施展援助任务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指挥官罗密欧·达拉莱尔(Romeo Dallaire)将军，虽然通过他英雄的壮举，将他的经验编写成一部有力量的声明书籍《与魔鬼握手》以拯救数千人，但是这位指挥官因为无力唤起联合国更多的援助，无法预防更多的残暴行为而感到心力交瘁。他后来得了严重的创伤后压力征候，成为这场大屠杀中的心理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