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特·班克斯告诉我，所有狱卒之中他最不喜欢也最不屑的就是柏登，因为他现在就像是赫尔曼的小跟班，仰赖那个大个头的鼻息。我也这么觉得，即使从犯人的观点来看也对，他是最不顾犯人的精神是否完好的一个。有个工作人员无意间听到柏登自吹牛皮，说他前一晚勾引了朋友的太太。他和其他三个朋友是固定每周的桥牌搭子，过去他虽然暗恋这位二十八岁、两个孩子的妈妈，但始终有色无胆、不敢有所行动，直到现在！或许是因为现在他尝到权威的快感，因此给他了勇气去欺蒙好友、勾搭好友的太太。如果这是真的，我就真的没有喜欢他的理由了。然后我们发现，他的母亲是由德国纳粹屠杀中逃出来的难民，让这个复杂的年轻男人在我们的评估单上加了一点正面分数。柏登的值班报告，令人惊讶地详细描写了例行性的校正行为。
我们的权威管理有了危机，这个反叛(416的绝食)潜在地侵蚀了我们对其他人的控制基石。我必须知道每个号码的习性(很有趣的是他叫他们“号码”，公然露骨地羞辱犯人)；我在监狱里时，使试图利用这些信息扰乱他们。
他也指出他和其他狱卒缺乏后盾：“真正的问题开始于晚餐——我们重视监狱中的威权，希望能够控制这次反叛，因为我们担心他不吃东西……他们却看起来心不在焉。”(我们承认，没有提供监督和训练的确有罪过。)
我们对狱卒柏登的负面印象，在他接下来做的事情又扳回一城。“我没办法忍受他(416)继续待在黑洞里头，”他说，“看起来很危险(我们同意禁闭时间最多一小时)，我和贾菲争论，然后安静地放新犯人416回到他的囚房。”他补充，“但是为了给他一点教训，我要他带着香肠睡觉。”
这件柏登所做的善事，从杰里5486那儿得到了证实。5486率先自愿放弃他的毛毯，让给克莱416使用：“‘约翰·韦恩’的大声嚷嚷、满口胡说让我很不舒服，(柏登)知道我同情克莱的处境，而告诉我他不会让他待在那里一整晚：‘我们会在大家睡着之后尽快放他出来。’他轻声细语地跟我说，接着就又回去开始假装他是个冷酷无情的男人。好像他在暴风雨来袭之际，需要说出一些真切的实话。”
也不是只有杰里5486站在416的角度看事情，但只有他觉得遇见克莱是他碰到过最棒的事：“我看见一个男人中的男人，知道他自己要的是什么，为了达成目标愿意忍受任何事。他是唯一不会出卖自己灵魂的男人，不妥协，也不会因此而被击垮。”
在小夜班的值班报告里头，柏登注记着：“剩下来的犯人里没有‘团结’这两个字，只有5486还在要求应该公平地对待每个人。”(我同意，基于这一点，杰里5486的确比其他犯人更值得尊敬。)
这个紧张状态持续许久的经验，增进了我对复杂人性的欣赏，因为当你以为你了解某个人，最后却发现，你只是在有限的、直接或间接的接触中看到他们内心当中小小的一面。当我也开始尊敬克莱416，因为在面对如此强大的反压时，他惊人的意志力，我发现他并不全然是神人。他在最后的面谈中告诉我们，因为他绝食而导致其他犯人受罚的想法：“如果因为我尝试要出去，而狱卒因此制造一个情境让其他人变得很难过，我才不吃这套！”
他的朋友杰里5486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观点，来解释监狱中这个他身在其中，且迷失其中的复杂心理游戏：
实验进行越来越久，我只能以这段话来解释我的行动：“这只是场游戏，而我晓得且我可以轻松地忍受它，他们不会影响我，我会完成这个活动。”这对我来说还好，我开始享受这些事情，计算我赚了多少钱，并且为我的逃脱作计划。我感到我的脑袋清楚无比，而且他们没办法让我沮丧，因为我和他们完全分离了，我只是看着事情发生，但是我发现不论我的脑袋多么冷静，我的犯人行为常常不在我的控制之下。不管我对其他犯人多么开放友善且热心助人，我依然在内心里运作一个孤僻、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宁可麻木不仁也不能同情心泛滥。我在这样分离的状态下过得很好，但是现在我发现，我这样的行为常常伤害其他人。我不但不回应其他人的需求，还假设他们也像我一样处在分离的状态，而且可以感同身受我这样自私的行为。
最好的例子就是当克莱(416)和他的香肠一起关在禁闭室的时候……克莱是我的朋友，他知道我在绝食事件中是站在他那边的。当其他犯人也试图叫他吃东西时，我觉得我必须在晚餐饭桌上帮助他。当他被关进衣橱时，我们被叫去对着黑洞大叫，且用力敲打黑洞的门，我也跟着别人这么做。我的简单合理解释是“这只是场游戏”，克莱知道我站在他那边。我的行为起不了什么作用，所以我只好继续迁就狱卒。之后我才了解，那样不断地吼叫和敲打，对克莱而言是多么无情。我竟然在折磨我最喜爱的人，而且只是用这样的话来合理我的行为：“我只是肉体上跟着行动，他们还无法控制我的想法。”其实当时最重要的是：别人会怎么想？他会怎么想？我的行为会怎么影响他？在狱卒面前我对他们有责任，我必须分离我的想法和行为，我可能会因为做了某些事而导致大家都受罚，但只要我将责任转向狱卒们就可以。所以我在想，或许当在实验时，你没有办法如此清楚地将心灵和行为分开——我不因此感到沮丧，我不会让他们控制我的想法。但是当我回顾我的所作所为时，他们似乎强势且微妙地控制了我的想法。
“你对这些孩子的所作所为真是可怕！”
星期四最后上厕所的时间是从晚上10点开始，克里斯蒂娜在假释和惩戒委员会结束后，到图书馆开始安静地处理她的部分工作。她接着要到监狱进行第一次访问，所以开车到校园附近的城郊购物中心载我，打算和我到斯蒂克尼餐厅吃有点晚了的晚餐。我在警务长办公室重温一次隔天大量面谈所需的资料时，看见她和一位狱卒聊天，谈话结束后，我招手向她示意来我办公桌旁的椅子坐下。
后来她也描述了她这段“奇妙地遇见了一位特别狱卒”的经验：
1971年8月，我刚拿到我在斯坦福的博士学位，当时我和克雷格·黑尼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准备开始我在加州柏克莱大学的助理教授新工作，当时的相关背景应该还包括我和菲利普·津巴多坠入情网的事，我们甚至开始考虑结婚。
虽然我曾经从菲利普和其他同事那里知道监狱模拟实验，但我没有参与前置作业或刚开始正式模拟的日子。一如往常，我想我会越来越感兴趣，或许有天也一起加入行列，但是我当时正在搬家，我的重心放在准备教学工作上。然而，当菲利普询问我时我也答应了，就当帮个忙，协助执行一些和研究参与者面谈的工作……
当我走下通往地下室监狱的阶梯时……我选择大楼的另一角，也就是狱卒们通往大厅的入口；大厅入口边有个小房间，是狱卒还没有勤务或已经脱下制服时，稍作休息的地方。我和其中一个等待值班的狱卒谈话，他非常亲切又有礼貌，怎么看都是个大家公认的超。级好人。
后来有一名研究工作人员认为我应该再看一下大厅，因为新的±夜班狱卒要来了，而且是恶名昭彰的“约翰·韦恩”。“约翰·韦恩”是他们给这个狱卒取的绰号，是里头最引人注目又最凶狠的一个，他的名声已经以各种形式传到我耳中。当然，我非常希望能够见到他本人，了解一下为什么他会特别受到这么多人的注意。当我就地观察情况时，我非常非常震惊——他就是刚刚和我聊天的那个“超级大好人”。才不过几分钟，他就好像从头到脚换了个人，不但走路的姿态不同，讲话也完全不同——带着南方腔调……他正在大喊叫骂犯人，命令他们“报数”，所有不在他规矩里行事的，都被视为对他的无礼和挑衅。刚刚我才对话的那个人，现在有了如此惊人的转变——只是因为踏过真实世界和监狱大厅的那条线，他就立刻转变了。在他军事风格的制服之下，手中握着警棍，乌黑且银光反射的太阳镜遮住他的双眼……这家伙俨然是凶狠、严肃、出色的全职监狱狱卒。
就在刚刚，我看着大家被链在一起上厕所的行列经过警务长办公室敞开的大门，一如以往，他们一个一个被脚踝的锁链串了起来；大纸袋盖住了他们的头，每个犯人的手臂都搭在前一人的肩膀上，由狱卒小兰德里引领整个队伍。
“克里斯蒂娜，看这个！”我大喊，她抬头一看，马上又低下头。
“你看到了吗？你会怎么想呢？”
“我已经看见了。”但她还是撇开视线。
她的漠不关心，让我很吃惊。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难道没发现，这是个人类行为的严厉考验，我们看见了先前没有人见过的情境。你怎么了？”科特和贾菲也加入劝说她的行列，她却没办法回答我。她情绪非常痛苦，眼泪滑落她的脸颊：“我要走了，晚餐就算了吧。我要回家了。”
我追着她跑出来，和她在乔登大楼心理系馆前的阶梯上辩论。我质问她，如果她在研究过程这么情绪化，怎么做好一名研究者。我告诉她有一打人来过这个监狱，却没有一个像她有这种反应。她很生气，不在乎是不是全世界都认为我做的是对的，对她来说错就是错，男孩们在受苦，作为一个主要的研究者，我个人必须担起他们受苦的责任，他们不是犯人，不是实验受试者，他们不过就是男孩们，年轻人，而他们被其他在这个情境下失去道德指针的男孩们羞辱着。
后来，她充满智慧和怜悯心来回忆这个强烈的冲突。但是在那个当口，却像一日掌打在我脸上，把我从过去一个星期每天日夜在做的噩梦中打醒。
克里斯蒂娜回忆：
大约晚上11点时，犯人们在睡前被带到厕所。厕所在犯人大厅外，为了不让犯人见到监狱之外的人和事物，打破整个创造的环境，所以上厕所的例行公事就是把纸袋套在犯人的头上，这样他们就不能看见任何东西，并且还将他们锁在一起，才带他们走出大厅，经过锅炉室到厕所再循原途折回。这也给了犯人一个大厅距离厕所很远的假象，其实只在玄关转角附近罢了。
克里斯蒂娜继续她对重要的那晚和现实交锋的回忆：
当厕所之行在星期四深夜开始时，菲利普兴奋地告诉我，应看看先前我所读过的报告中提到的事：“快，快——看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我看到蒙着头碎步行走、被锁住的犯人们，同时看见狱卒大声地训斥他们。我很快地转开我的视线，完全被令人胆颤作恶的感觉所湮没了。“你看见了吗？快来，看——很吓人的！”我没办法承受再多看一眼的压力，所以我迅速地回了一句：“我已经看到了！”那引起了菲利普(和其他在那里的工作人员)一阵讨伐，他们认为我出了问题。极佳的人类行为揭示在眼前，而我，一个心理学家，竟然连正眼也不瞧？他们不敢相信我的反应，认为我可能是对这个没有兴趣。他们的评论和嘲笑让我觉得自己很愚蠢——和这个男性世界格格不入的女性。除此之外，看见这些可怜的男孩们在非人性的对待下饱受折磨，也很让我反胃。
她也提醒了我们先前的冲突和初衷：
没多久，我们就离开监狱了。菲利普问我怎么想这整个实验，我确定他很期待我会与他展开对研究和刚刚目击事件的热切、精辟辩论。但是我却没有如他所愿，取而代之的是我爆发开来的情感(我通常是个泰然自若的人)。我生气并且害怕到哭，跟他说了类似这样的话：“你对这些孩子的所作所为真是可怕！”
接着才是一场激烈的辩论，这特别令我害怕， 因为菲利普似乎变得和以前我认识的那个男人很不一样，以前的那个男人爱他的学生，并且处处为他们设想，俨然是大学里的传奇。他不再是那个我所爱的，温文儒雅、对于他人需要(当然对我也是如此)十分敏感的男人。在此之前我们从来就没有这样大吵过，这也让彼此不如以往亲近，那时的我们，似乎分别站在深渊的两边。突如其来且令人震惊的菲利普的转变(和我内在的转变)威胁着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不记得我们争吵了多久，只觉得很久而且令人痛苦不堪。
我唯一晓得的是，最后菲利普因为他这样对待我而向我致歉，也了解是什么在慢慢地影响他和研究中的每一个人：他们都内化了一系列毁灭性的监狱价值，这让他们离人性的价值越来越远。在那个时间点，他面对身为一个监狱创办人的责任，并且决定要终止整个实验。午夜刚刚过去，他决定要在早上就终止实验，在联系过先前释放的犯人后，他呼叫所有的值班狱卒和犯人，请他们提供完整的报告日志，而他们每个人都答应了。这个沉重的负担也从他、从我和我们的关系中移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