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汇报的第三个小时，我们带进先前的犯人，实验室里立刻充满紧张尴尬的笑声：因为他们穿着平常的衣服，以至于有些人一时辨认不出来。没有了制服、号码和特殊的配件，就像改头换面，连我都很难认出他们，因为我已经很习惯他们在监狱里的打扮了。(我还记得，1971年时大家都爱留头发，两组学生大部分都长发及肩配上长络腮胡，有些还会多留两撇小胡子。)
比起先前比较放松或和气的犯人时间，此时此刻，用“前”犯人的话来说，就是“刻意保持礼貌”。大家面面相觑，有个犯人的第一个问题，是问我们“有些人是不是因为比较高大才被选成狱卒”。杰里5486说：“在这个实验里，我感觉某种程度上狱卒的块头比犯人大，所以我想知道，狱卒的平均身高有没有比犯人高。我不晓得这是不是真的，或者只是制服造成的错觉。”我先回答他：“不，没有。”再叫全部学生都按照身高站好，由高到矮，当然了，最好的比较方式就是狱卒们站一边，犯人们站另一边。为什么犯人会觉得狱卒比实际上还高？可能是因为光是狱卒穿的靴子，鞋跟就高出两英寸。至于为什么没有看到被伤害的犯人和伤害人的狱卒的直接冲突，也许是因为我也参与其中的缘故。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因为在一个超过20个人的团体里，个人挑战相当不容易成真。然而，看起来部分犯人还残留着强烈情绪，那是先前被有意抑制、现在那个权力已消散的原因。也有少数狱卒公开为他们沉浸于这个角色太深、太认真而道歉。他们的道歉消除了一些紧张的气氛，也算帮了那些强势没有公开道歉的狱卒，像是赫尔曼。
在汇报的时间里，先前作风强硬的狱卒阿内特，我们的社会学研究生，仔细说了两件让他印象深刻的事情：“第一件事是对犯人沉浸在角色中的观察……留下来的犯人们说，如果他们可以被释放(假释)的话，就愿意放弃他们的酬劳。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感想是，犯人在会议时没办法相信“约翰·韦恩”和我，或者是其他狱卒(我感到我们两个是最令人讨厌的狱卒)，因为我们已经彻底融入我们的角色。可能有很多犯人甚至觉得，实际生活中我们就是那么残暴不仁或刚愎专制的人，但在他们或甚至我们自己面前，其实是我们的职责遮盖了真实的样貌，我绝对确信，至少我自己的天性就不是那样。”
我从心理学角度出发的一个观察是，这个监狱少了一些幽默感，没人用幽默来尝试消除紧张关系，或带一些真实世界的事物到不真实的环境里。举个例子，那些不高兴同事做得太过火的狱卒们，可以在狱卒休息区开开玩笑，说他们那么投入应该拿两倍酬劳。犯人们也可以用幽默感将自己带出不真实的地下室监狱，比如问狱卒这个地方在变成监狱之前是拿来干什么的？是猪舍吗？还是兄弟会据点？幽默可以打破许多人事地的限制。然而，过去一个星期以来，这个哀伤的地方没有这样的反应。
在正式终止实验之前，我请他们确保他们已经完成最后对这个经历的体验评估，确实填写科特·班克斯给他们的表格。我也邀请他们写一些简短的回顾日记，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记下一些感触。如果他们愿意，也会有酬金。最后，他们将会在几周内被邀请回来，在“1971教室”里，和我们一起用幻灯片或录像带、剪报回顾一些我们收集的资料。
值得在此特别一提的是，我到现在还和许多受试者保持联络，在每次出版时需要提到这个实验时，就会再次和他们联系。此外，在这几十年中，他们之中也有些人在不论是实验刚结束没多久还是直到今日，都曾经受邀上一些电视节目谈论他们的经验。后面我们将会讨论这个实验对他们的后续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