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研究后来产生了两个始料未及的用途，一个是用于妇女庇护所，另一个则是用于美国海军的“生存、躲避、抵抗、逃脱实战计划”(Survival，Evasion，Resistance，and Escape，简称SERE)。许多受虐妇女庇护所的主持人都告诉我，他们用《寂静的愤怒》这部片子来说明阳刚性力量很容易被滥用并开始造成破坏。他们让受虐妇女观看影片并且讨论影片的意涵，这可以帮助她们不会把受虐的责任归咎在自己身上，并且更了解是什么样的情境因素让她们曾经深爱的伴侣成了施暴的罪犯。某些从权力观点来理解性别关系的女性主义理论，也逐渐吸收了这个实验的意涵。
美国军队的所有军种中都有各自版本的SERE实战计划。这是在朝鲜战争后所发展出的实战训练，目的是要教导受到敌军俘虏的士兵如何抵御各种极端的严刑拷打。这项训练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让接受身心严酷考验的受训者在模拟的战俘营中待上几天，并通过极度残酷的模拟训练让军人有充分的准备，万一不幸被俘并且遭受刑求时，可以更妥善地应付恐怖行动。
我从几个海军方面的消息来源得知，他们运用我们的影片和网站，向受训学员说明我们从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得到的教训，即指挥权是如何容易变得失控而极端化。这可以警告接受SERE战俘训练的学员们谨慎应付行为过当的冲动，以免演变成虐待“俘虏”。
但另一方面，正如许多评论家指出，陆军在加州北方布拉格堡(Fort Bragg)操演的SERE实战计划显示该计划已经被五角大楼错误运用。他们认为军方高层已悄悄地转移关注焦点，从过去重视提升受俘美军的抵抗能力，变成发展效果不断强化的讯问技术，目标是对付被俘虏的“敌肯战十”和其他美国的假想敌。根据报道，来自军队中SERE实战计划师兼生物伦理学研究员乔纳森·H．马克斯(Jonathan H.Marks)曾公开谴责运用这类诘问技术，这些技术某种程度上是由行为科学家和心理学家协助开发的。他们认为“将SERE实战策略和关塔那摩模式带到战场上所造成的影响是，美国五角大楼将打开潜在虐待事件的潘多拉盒子……五角大楼的文人领导阶层对SERE模式的热烈欢迎进一步证实等同于酷刑的虐待与伤害乃是国家政策的一环，而非偶然的暴行。”一名调查记者琼·迈耶(Jean Mayer)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一篇标题为《这场实验》(“The Experiment”)的文章，文中也表示了同样的关切。我将在第十五章中探讨五角大楼如何错误运用斯坦福监狱实验的议题。
SERE实战计划所开发的各种策略乃是防卫训练协定的一部分，目的是当军方人员受到敌军俘虏时能派上用场，然而在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事件过后，这些策略经过翻新已被归入攻击性战略的弹药库中，用来对付疑为敌人的军人及一般平民，从他们口中套取情报。这些策略的目的是要让被讯问者感觉难以招架、愿意服从，因而愿意透露军方想要的情报。他们的技术乃是由行为科学家顾问们协助发展，并通过SERE操演中的野外训练反复试验而获得修正和改善，操演的基地包括位于布拉格堡、北卡罗莱纳州及其他地区的军事训练基地。总体来说，这些策略尽量减少运用严刑拷打，代之以心理上的所谓“软性折磨”(soft torture)。在SERE实战计划中有五种主要策略可瓦解被拘留者或其他受讯问对象的心理防线，使他们愿意乖乖吐露情报和自白：
(1)性方面的羞辱糟蹋
(2)对宗教及文化习俗的羞辱
(3)剥夺睡眠
(4)感觉剥夺(sensory deprivafion)或感觉超载(sensory over-load)
(5)使恐惧及焦虑主导心理的身体折詹，如水刑或低体温刑(hypothermia，即让人暴露在酷寒的低温下)
在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Rumsfeld)对关塔那摩监狱以及桑切斯将军对阿布格莱布监狱的备忘录中，都可看见这些策略被特别建议使用，并用于管理这些监狱及其他地方。还有一些记录证据也显示，有一群讯问员及来自关塔那摩的军方人员曾在2002年造访位于布拉格堡的SERE实战训练基地。当然了，由于情报的机密性质，这些陈述只能当成是基于各种消息来源的报告得出的合理推论。
五角大楼有无可能已经吸收斯坦福监狱实验对于情境力量的主要认识，并运用于折磨训练计划中呢？我不愿意这么相信，然而最近一项评论却有力地支持了这一推论。
“似乎是这实验启发了伊拉克的酷刑折磨……他们创造出一个情境，然后让它变得更坏——里面的人手不足、充满危险，而且没有外在的独立控制机制，于是只需要一丁点鼓励(无须特殊指令)，狱卒就会开始折磨人犯。现在美国在伊拉克的监狱已经到处可指认出这样的情境和酷刑……在斯坦福监狱实验的‘隋境’里，美国政府占了一个便宜，他们尽可以否认一切说：没有人下令用刑。不过这情境会造成的下场早就可以预料得到。”
撰文者更继续指出他的主张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在调查阿布格莱布虐囚事件的《施莱辛格小组审查报告》(Schlesinger Committtee Report)中就特别点名了斯坦福监狱实验。他们主张“在一份官方文件中发表关于这项实验的讯息，并将其与美国军方监狱中的虐囚情况联结，更进一步揭发了决策责任的连串归属。”《施莱辛格小组审查报告》指出事件与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相互关联，在于它突显了我们实验监狱中创造出的病态情境力量。
“我们所观察到的负面、反社会行为并非来自一个聚集大堆人格偏差者所创造出的环境，而是一个本质上即病态情境下的产物，这样的情境改变了原本正常的人，使他们出现扭曲的行为。异常的是情境的心理本质，而不是经历这情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