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弗雷德里克中士的审判辩论终结时，军事检察官梅杰·迈克尔·霍利曾做了一番爱国主义的激昂陈词，有助我们接下来分析监禁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古巴军事监狱中的“非法武装分子”及被拘留者运用酷刑的现象，他是这么说的：
庭上，我想提醒您，敌人也和我们一样依靠士气战斗，而这个事件将让我们的敌人士气大振，不管是在现在还是以后。我也希望您能想想以后可能会投降的敌人。我们希望他们是受到美国陆军的战斗力震吓而屈服，但如果一个囚犯——不是囚犯就是敌人，认为投降就会受到屈辱和不堪对待，那他为什么不战斗到最后一口气？而我们得祈祷他不会在战斗中夺走我们军人的性命，这些命原本是不该丢的。(被告宪兵的)这类行为会造成长期影响，最终会影响到我们的军人子弟、陆海空军，他们可能以后会成为俘虏，而他们的待遇，我想我就说到这里了。
这位检察官继续指出在“阿布格莱布虐囚七嫌”的所有审判中，唯一要紧的事就是军方的荣誉：
最后我要说，庭上，美国陆军的荣誉十分珍贵，同时也十分脆弱。我们对所有军队都抱持神圣的信任感，尤其是对美国陆军，因为我们负有极大的责任以及力量，这力量就是对其他人动用武力。而唯一能让我们和暴民、匪类等不正当使用武力的人有所区别的，就是我们拥有的荣誉感，我们相信我们正在做对的事，我们听命行事而这些事是光荣的，但这种行为(发生在阿布格莱布监狱的凌虐和酷刑)损害了这份荣誉感。而和其他军队一样，我们也需要一个高道德标准来振作士气。
我在弗雷德里克的审判上的终结辩论因为是即席的，所以没有留下文字记录。在辩论中我提出一些在本章中将发展出的关键主张——情境和系统力量运作导致了虐行的论点，这些主张将提供更完整的视野。自从审判(2004年10月)以来，不断有新证据浮出台面，这些证据清楚表明在阿布格莱布监狱lA层级院区中发生的凌虐与酷刑背后有许多军方指挥官的串谋参与。以下是我的声明内容：
费伊报告和塔古巴报告都指出，如果军方曾经拿出他们投注在审判中的任何一点资源和关注，此事(虐行)就可以避免，阿布格莱布事件就不会发生。但他们对阿布格莱布漠不关心。它的优先性被排在最后，安全性就跟巴格达古文明博物馆一样受到忽视(这座博物馆中的文化珍藏在巴格达“解放后”被洗劫一空，而美军只是袖手旁观)。它们都是“低优先”(军事)项目，而在这些不利的条件环境下，爆发了阿布格莱布事件。所以我认为军方应该受到审判，尤其是弗雷德里克中士的所有上级难辞其咎，他们对所有发生的事都该知情，他们的责任是去避免、阻止，挑战它，却没有做到。他们才是必须接受审判的人。如果说弗雷德里克中士必须负起一定的责任，无论他的判决如何，其严重性都已被整串指挥链需负的责任给减轻了。
在本章中，我们将采取几个不同方向来带领我们揪出躲在阿布格莱布这出大戏幕后扮演关键角色的人，他们是让这出悲剧上演的导演，编剧，舞台指导等核心。这些宪兵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角色，他们是“七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或许他们现在该找的是导演。
我们的任务是去确定，在阿布格莱布监狱屏护区的讯问室里的情境外，又存在什么样的系统压力。我们必须指认出在各层级指挥链中扮演角色的特殊人物，他们创造出让这些宪兵人性自我崩坏的条件。当系统力量依时间顺序逐一揭露时，我的角色将从辩护专家变成检察官。我将站在检察官的位置向大家介绍一种新的现代邪恶，即“当权之恶”(administrative evil)，在这些虐行中，政治及军事的指挥链正是以当权之恶为基础扮演着串谋者的角色。无论公共或是私立组织都一样，由于组织是在合法、而非伦理的架构下运作，因此在达成其意识形态、总体规划、损益平衡或是获利底线等目的的过程中，其冰冷的理性运作便可能造成人们受苦甚至死亡。而当这样的情况发生时，它们总是拿目的来正当化其效率至上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