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2月，恶名昭彰的照片已在军方高层及犯罪调查单位间流传，桑切斯将军被迫采取比赖德的漂白工作更积极的行动。他指派了安东尼奥·塔古巴少将针对虐囚说法、未被列入记录的囚犯逃脱事件，以及普遍的军纪废弛、无人当责等现象进行更完整的调查。塔古巴的工作成果十分令人赞赏，他在2004年3月发表了一份详尽周延的调查报告。尽管这份报告原本希望维持机密，但因报告内容对废弛职务的军官提出直接指控并含有做证据的“那些照片”，新闻价值太高，最后还是被泄露给媒体(或许还卖了一大笔钱)。
塔古巴报告被泄露给《纽约客》，由赫什撰写的封面故事揭露了这篇报告的主要发现和照片，不过同一批照片在稍早前被泄露给《六十分钟Ⅱ》的制作人，并在2004年4月28日的节目中播出(读者应该会回想起，我就是从这里开始这段旅程)。
塔古巴没有浪费时间驳斥他的将领同僚的报告。他写道(强调部分由我加上)：“不幸的是，许多在(赖德的)评估报告中已呈现出的系统性问题正是这次调查的主要对象。”“事实上，许多受拘留者受虐事件发生于该评估报告进行期间，或是接近该期间。”报告中继续说道，“与赖德少将的报告相反的是，我发现隶属第372宪兵连、第800宪兵旅的人员的确被指示违反监狱设施规定，为军情人员的讯问工作进行‘预备工作’。”他的报告清楚指出陆军情治单位长官、中情局探员、私人包商和其他政府机构人员“主动要求宪兵卫软化证人的身心状态，以便有利于进行证人讯问工作”。
为了支持这个主张，塔古巴引用了数名狱卒的宣示证词，其中提及了军方情治人员和讯问者的串谋角色：
专业军士萨布里纳·哈曼，第372宪兵连，曾在宣示证词中陈述某个虐待事件，事件中一位受拘留者被安置在一个箱子上，手指、脚趾和阴茎都被缠上电线，她说：“我的工作就是要让那个人犯保持清醒。”她说军情人员曾和下士格拉纳交谈。她宣称，“军情人员希望让他们招供。格拉纳和弗雷德里克的工作就是协助军情人员和其他政府机构让人们招供。”
塔古巴也引用来自杰弗·戴维斯中士的证词，他提到他观察到军情人员和其他政府机构对宪兵狱卒的影响：
“我亲眼见到在军情人员控制下的1A院区中发生许多我会质疑其道德正当性的事情。在1A院区里，我们被告知这里对囚·犯待遇的规定和标准操作程序都和别的地方不同。但我从没看过那地方的任何规定或标准操作程序，都是空口说白话毫无根据可言。负责管理1A院区的士兵是格拉纳下士。他说官员代表和军情人员会叫他做些事，但都不是明文规定，他抱怨(原文照引)。”当被问别为何1A跟1B院区的规定跟其他院区不同时，戴维斯中士的陈述是，“其他院区关的都是一般囚犯，只有1A跟1B是由军情人员控制的。”当被问到为何他没有告知他的上级指挥链发生虐行的事，他声称，“因为我认为如果他们做的事跟平常不同或是有不合乎规定的地方，一定会有人出来说话。(不为之恶再次发挥了作用)而且那个院区归军情人员管辖，而看起来军情人员是容许这些虐待行为。”戴维斯中士也声称他曾听到军情人员用迂回的方式暗示狱卒们虐待人犯。当被问到军情人员的谈话内容时，他说：“帮我们让迷人软化下来。”“今晚绝不要让他好过。”“让他吃点苦头。”他声称听到这些话被交代给格拉纳下士和弗霄德里克中士。最后戴维斯中士陈述道(原文照引)，“就我所知，军情人员称赞过格拉纳在军情人员支配院区的管理方式。比方他们说，做得好，他们很快就招了，他们有问必答，最后招了不少好情报，还有继续保持下去啊，一类的话。”
第372宪兵连的专业军士杰森·肯内尔(Jason Kennel)向塔古巴做的陈述勾起我们对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回忆，当时狱卒为了惩罚违规行为把囚犯们的床垫、床单、衣服、枕头全部没收走；肯内尔是这么说的：
“我看到他们一丝不挂的，军情人员叫我们把他们的床垫、床单和衣服通通收走。”他记不得是军情人员里面哪个人叫他这么做的，但是他的意见是，“如果他们要我那样做，他们就得给我公文。”而后来他被告知“我们不能做任何让犯人感到尴尬的事”。
于是我们看见，一方面该院区的军情人员和其他政府单位以非官方方式怂恿宪兵虐待受拘留者，另一方面则是虐待情境的现实，两者间不一致的情形持续存在，以上所述不过是其中一例。指挥链一方面开口下达虐待的指令，另一方面却在官方公开声明中强调“我们绝不宽容虐囚行为或任何非人道待遇之行为”。借助这样的方式，他们便有理由在之后假装毫不知情似的推卸责任。
塔古巴报告中特别指出，最高层军方将领在得知这些极端虐行后曾建议进行军法审判，后来却未贯彻执行。由于他们对虐待行为知情在先，他们的不为便强化了一个印象，让人以为虐待囚犯可以不需要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