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女性挑战一位比她年长的权威人物，迫使他承认必须为在自己监督下发生的恶行负起共犯责任。她的作为有所进展，最后制止了虐待行为，使得无辜犯人不再受到狱卒的凌虐．如果有许多人曾经亲眼目睹囚犯的痛苦遭遇，而他们明知系统犯下了暴行却不曾出面对抗，那么她的行动是否有资格称为“英雄式”行动？
我们希望能在这里颂扬曾经做出英雄之举的特殊人物。但在被奉上台面的英雄之中，大部分的人却坚持他们只是做了每个人在那情境下该做的事，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拒绝把自己当成“英雄”。也许他们的反应跟所有人根深蒂固的观念有关——英雄应该是超人或女超人，不是凡夫俗子所能企及，这么想不只是谦逊使然，而是跟我们对于“何谓英雄行为”的错误概念有关。
让我们来看看人性最好的一面，以及平凡人是如何变成英雄。我们将检视其他关于英雄举动的概念和定义，并提出办法来分类不同的英雄行径，接着再说明无法被囊括进分类的例子，最后会针对恶的平庸性与英雄行为做个对照表。不过还是先让我们回到这位开启本节讨论主题、同时中止了斯坦福实验的英雄及其事迹。
让我们回想一下(第八章)，当时的克里斯蒂娜·马斯拉什是从斯坦福心理系毕业的新科博士，而我和她之前就在交往了。当她看见一整排头上罩着袋子的囚犯们被押往厕所，狱卒们则大吼大叫地对他们发号施令，而我却对他们所受的苦显然漠不关心时，她克制不住爆发了。
她后来说明了她当时的感受，而她对于自己行动的诠释，则让我们更加了解英雄行为的复杂现象。
我对他(津巴多)大发雷霆(我一向是相当自持的人)，我又怒又怕地流下了眼泪，说了类似“你对这些孩子们所做的事太可怕了！”的话。
身为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终结者”，我这个角色会说出什么重要的故事呢？我想我会想要强调几个重点。首先让我说说哪些故事不是真的。相对于美国标准(也是陈腐的)迷思，斯坦福监狱实验不是个人独自对抗多数的故事，而是关于多数的故事——和监狱研究有接触的每个人(包括实验参与者、研究者、观察者、顾问及家人和朋友们)如何完全陷入这研究的故事。这个故事主要叙述的是这股情境力量如何压倒人的人格和善念。
那么，为什么我的反应特别不同？我想在两样事实中可以找到答案：我是后期才进入那情境当中的“局外人”。跟其他人都不同的是，我在这个研究中从来就不持赞成意见。跟其他人都不同的是，我在监狱中没有一个社会定义的角色。跟其他人都不同的是，我没有每天都待在那里，随着情境改变以及虐待气氛升高而渐渐深陷。所以我在周末时进入的情境和其他人进入的情境并不真的是“同一个”情境——我并不了解他们先前共同经验的事情和地方、共有的观点。对他们而言，那个情境仍被认为在正常范围内，但对我来说，那里根本是个疯人院。
作为一个局外人，我也没办法选择不服从特定的社会规则，所以我采取很不一样的抗议形式——直接挑战情境本身。从某些人的角度来看，这个挑战是英雄式的举动，但是在那时候，我并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特别。相反的，成为一个越轨的人并且同时要怀疑自己对情境和人们的判断，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够格当个社会学心理学研究者，这实在是非常可怕而且孤独的经验。
克里斯蒂娜接着提出了一个资格性问题。一个有资格被称为“英雄行为”的个人反叛，它的目的必须是尝试改变系统，纠正不公正的行为、改正错误：
我私底下必须考虑的问题还有一个：如果菲利普不接受我的坚决反对还是决定继续实验，我该怎么做？我该找地位更高的人，像是系主任、院长或人体受试者研究委员会申诉？我该当告密的人吗？我无法确定自己会这么做，也很高兴最后我不必面对这抉择。不过回顾整件事，我必须这样做才能把我的价值观转化为有意义的行动。当有人抱怨某件事不正义，而这些抱怨最后只造成表面上的改变，情境本身却还是原封不动时，抗议和不服从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她详细说明了我们在米尔格伦研究中曾讨论的一个论点，当时我们主张口头抗议只不过是“老师”的自我疗伤药，好让他对自己正在对“学生”做的事感觉好过点。挑战权威时，必要做到行为上拒绝服从。然而在米尔格伦实验中，我们只看到教师加害者们在离开令人痛苦的情境时，个个显得沉默而退缩，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做出任何更明显的违抗举动来试图改变什么。针对扮演英雄的少数人在反对权威人物后到底该做什么，克里斯蒂娜做出一个空前有力的回应：
在经典的原始米尔格伦研究中，有三分之一的实验参与者违反指令并拒绝完成实验，而这件事到底有何意义？假设这不是一个实验，假设米尔格伦跟他们说的“幌子故事”是真的，也就是有一些研究者正在研究惩罚对于学习和记忆力的影响，他们将举办多场实验，测试1000名实验参与者，参与者必须回答关于明智的惩罚所具有的教育价值的实际问题。如果不服从研究者指令，拒绝完成研究，你拿到了酬劳，不吭一声一走了之，那你的英雄式举动还是没办法阻止接下来999人遭受同样的痛苦。如果你没有做下一步动作，去挑战整个结构和研究的预设，那就只会是一个独立事件，不会产生任何社会冲击。个人的拒绝服从必须要能够转化成为系统性的违抗，迫使情境或是施为者做出一些改变才行，不能只安于改变某些操作性条件。邪恶情境太容易吸收异议者，甚至英雄反抗人物的善意了，他们只要颁个奖章鼓励他们的作为，再发张证书当甜头，自然就可以让他们保持沉默，不再公开表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