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试图预测谁更有可能自杀时，有许多因素可能增加或减少自杀观念或冲动的风险。在这些风险因素中，先前的自杀企图仍然是自杀企图的首要预测因素（Borges et al.，2006）。
1.家族史
自杀行为有家族性。这不仅见于自杀的家族研究，也见于跨代多家庭成员自杀的案例（见“真实病例：自杀的遗传力”）。然而，正如第2章阐述的那样，家族研究不能清楚地解决家庭因素究竟是遗传还是环境在起作用。收养和家族研究显示自杀的遗传作用是独立于其他精神病性障碍的遗传传递的，虽然它们倾向于共存，例如抑郁（Brent et al.，1996；Egeland＆Sussex，1985；Roy＆Linnoila，1986；Schulsinger et al.，1979）。双生子研究显示同卵双生子（MZ）比异卵双生子（DZ）有更高的一致性（11.3%比1.8%）（Roy et al.，1991），这进一步支持了遗传的作用。一项研究表明自杀企图的遗传力约为55%（Statham et al.，1998）。
真实病例 自杀的遗传力——海明威和凡·高家族
19世纪中叶，诗人丁尼生（Alfred Lord Tennyson）描述他的多位忧郁亲戚为“血统的污染”（Jamison，1993）。也许一个更加惊人的事实是自杀可能也是有遗传可能的，正如海明威和凡·高家族一样。
海明威的家族充满了自杀的悲剧。两代人间有四个家庭成员自杀——海明威、他的父亲、弟弟和妹妹——以及在1996年，海明威长子的女儿玛尔戈，一个模特，死于巴比妥类药物过量。海明威被诊断为双相障碍，其家族存在明显的抑郁、情绪激动以及躁狂特点（Jamison，1993；Lynn，1987）。1961年，在这位作家自杀之前，他由于患有精神病性抑郁而住院并接受电休克治疗。他父亲的自杀经历在他的作品中有所反映：他的许多作品中的人物都是直面死亡，并因勇敢面对死亡且没有情绪表达而被赞美（Magill，1983）。
在凡·高的家族中自杀也很普遍。凡·高和他的弟弟科尼利厄斯都是自杀的。尽管在近一个世纪中凡·高的状况都是引人争议的，但是来自信件和医疗记录的众多证据表明他曾患过抑郁，并且很可能是躁狂-抑郁症（Jamison，1993）。他的兄弟西奥也有精神病性和躁狂-抑郁症状。他的妹妹威廉敏娜患有慢性精神疾病，她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心理收容机构度过。在1890年，凡·高向自己开枪之前给他弟弟西奥写的一封信中提到了他的疾病——“这是一个致命的遗传，因为在文明里这种弱点在一代一代地增加着”。
研究证实这种家族式自杀的存在。丹麦的研究者将4262个自杀的人与对照组作比较，分析了他们的自杀家族史和精神病史（Qin et al.，2002）。有自杀家族史的人的自杀比没有这种家族史的人多2.5倍。还有一些研究发现自杀的家族性可能会有遗传传递。
自杀的遗传力使得本就很难面对家庭成员自杀的问题变得更加恶化——这使幸存者情绪复杂，并感觉置身于自杀行为周围是耻辱的。鉴于自杀的严重性，一些组织例如美国自杀预防基金会（AF-SP）为幸存者提供支持和治疗资源。海明威的孙女玛丽尔参与到这种努力中，成为自杀预防坦率的拥护者。
2.精神病性疾病
虽然自杀并不总是发生在有心理疾病的人身上，但是据统计90%有自杀企图或实施过自杀行为的人患有精神障碍（Kessler et al.，2005）。引起严重临床关切的是严重抑郁与自杀的关系（Kessler et al.，1994；Moore＆Bona，2001）。80%患有严重抑郁的患者曾有过自杀想法，严重抑郁患者一生中有15%的人有已遂自杀行为的危险（APA，2000；Moore＆Bona，2001）。患抑郁的男性尤其危险，其自杀风险比患严重抑郁的女性高出4倍（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2007）。双相障碍患者的自杀企图比国际人口率高出约60倍；自杀更容易发生在严重抑郁或混乱状态下，并且通常具有高度致死性（Baldessarini et al.，2006）。
与自杀企图有关的其他障碍包括物质使用障碍、焦虑障碍、反社会障碍、神经性厌食以及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症患者可能因为幻听命令他们杀死自己而自杀（Beautrais et al.，1996）。
3.生物学因素
科学的进步使我们对自杀的神经生理学有了更深的了解。除了遗传研究外，神经成像和大脑解剖研究显示完成自杀的人大脑中血清素水平非常低（Mann et al.，2001）。研究显示自杀的生物学和遗传至少部分独立于抑郁和其他心理疾病的生物学基础（Mann et al.，1986）。换句话说，尽管增加了自杀风险，但单独的抑郁不能导致自杀。例如，冲动性和病理性的攻击都与血清素的低水平有关，也可能增加自杀行为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