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治人者，必先治己。
菲利普·马辛杰，《债券投资者》
是时候作一个简单的回顾了。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了解了爱德华·亨特在1950年提出的“洗脑”这一概念及其发展历史和用途。由于洗脑与大脑有着必然的联系，因此我们的探讨涉及神经科学、心理学以及哲学，并采用一种更为灵活、全面的结构取代了陈旧的笛卡尔式的“钻石观”。我们已经了解到大脑及大脑中的信念是如何突然改变的，或如何随时间慢慢改变的。当强烈情感所产生的能量不断涌入正在对概念编码的认知网时，就会发生突发性的改变，并将其从单纯的观点强化为坚定的信念。而缓慢的变化程度则往往是循序渐进的，比如习惯的养成。我们同样看到，大脑可以记录我们能够改变什么，不能改变什么，并且这种可变性信号为我们对自由及其对立面——抗拒——的感知提供了基础。抗拒能够对可能威胁到自由的行为发出警告，这也是试图对他人施加影响的人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一旦我们感觉自己被操控，抗拒便会触动“停下来思考”的程序，这是大脑前额叶为我们抵抗外界影响所提供的基础。一个足够强烈的突然改变（例如强制性洗脑所造成的情感创伤）将会强行压制这种抵抗；而暗中洗脑所带来的缓慢变化则会利用更加带有欺骗性的手段来避免我们察觉到自己所受的影响。
第3部分将运用我们目前的研究成果来回答五个关于洗脑的相互关联的重要问题。第一个问题关注的是洗脑的受害者：是什么致使部分人特别易受攻击而另一部分人却更善于抵抗？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洗脑的不同方法：依据神经科学及心理学，哪种技术可能最有效？哪些个体可能最容易被洗脑？在这一章中，这些问题都将得到回答。第三个问题（也是第13章的主题）将探讨大规模思想控制的可能性。第14章中我将探讨洗脑的前景以及新技术可能带来的潜在影响。随之提出第四个问题：我们有可能桥接目前思想控制梦想与现实间的鸿沟吗？最后，在第15章中我将会着眼于第五个问题：如何抵抗洗脑并最大限度地减小洗脑的危险？
我们都是单独的个体
个体差异的重要性是这本书的主题之一。大脑，如同它们所生成的自我一样，其形状、大小，以及神经突触和认知网的数量、类型均有巨大差异。无论是从结构还是行为模式来看，没有任何两个大脑是完全相同的。首先，这种多样性源于基因的不同。然而，由于基因在大脑不同区域、不同时间开启和关闭状态不同，基因突变所产生的影响会被极大程度地放大。存在于同一胚胎里的两个细胞拥有相同的 DNA。但其中一个将可能分化为表皮细胞，成为头皮屑的繁衍源头；而另一细胞的后代则可能最终分化为神经细胞，在恋人亲吻时触发激情。
基因不同的表达方式造就了这些细胞截然不同的命运。一个“开启”的基因有可能最终导致某种可在大脑中发挥多种作用的蛋白质的产生，包括其他基因的开启或关闭。基因的开关也可能由环境开启或关闭：化学药品、电磁刺激以及由充斥着物体、人类和思想观点的世界所激发的感官刺激。化学药品可能通过饮食、药物、身体的激素变化以及感染等途径进人我们的大脑。这些化学药品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和大脑产生各种不同的影响。由于神经细胞依靠电流传导信号，所以它们自身及其所携带的基因均可能受到电磁辐射的影响。这便是我们使用电休克疗法（ECT）的依据所在。电休克疗法通过向病人实施电击来治疗严重的抑郁症。最后，我们大脑所接受的刺激不仅可以激活神经细胞，还能够改变其内部的基因。遗传与环境将永远逃不掉这样的纠缠。有着如此大的变异性，人类的大脑就绝不是一个标准的程序包，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
易受骗者和愤世嫉俗者
基因的这种变异性可以用于解释人的心理特质以及物理结构，包括使人易于或免于产生外在影响易感性的特质。有人面对折磨坚不可摧，有人能在骗子的骗术下毫发无损。他们有能力说“不”，这种能力令其朋友羡慕不已，也令慈善机构和推销员束手无策。如果这类人遇到斯坦利·米尔格兰姆，那他们可能在实验初期就止步不前（实际上，他的少数实验对象确实如此）。因为他们有着一种内在力量，一种自我信念，正是这些使得他们与社会上各种形式的压力绝缘。
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缺乏这种防范意识。尽管我们可能认为自己是有免疫的，但事实却无时无刻不在证明我们错了。我们沦为骗子的猎物，接受可疑的提议，购买我们并不需要的东西，并向我们实际上毫不在乎的慈善机构捐款。老实说，我们的暗示感受性应该会使我们与研究服从技术方面的专家——罗伯特·西奥迪尼达成共识，在其（极具影响力的）《影响力》一书的前言部分，他这样写道：
现在我可以坦率地承认，我当了一辈子的傻瓜。因为在我的记忆中，在那些小贩、募捐者以及各色各样的经营者的地盘上，我一直都是个易受骗的傻瓜。当然，这些人中也只有一小部分怀有不光彩的动机。其他人——比如某些慈善机构的代表——都怀揣着最美好的意愿。但这些都无关紧要。令我时常感到不安的是，我总会发现自己订购了并不需要的杂志，购买了并不想参加的环卫工人的舞会门票。
西奥迪尼，《影响力》，前言第9页
影响企图的历史与其企图要影响的目标大脑一样久远。因此，现代技术的卓越程度足以与目标大脑相匹敌，这并不令人意外。换句话说，企图影响以及对这种企图的抵抗可被视为演进式军备竞赛中的两名对手。在这场军备竞赛的后期阶段，我们可能偏爱于购买或阅读像罗伯特·西奥迪尼这样的社会心理学家的著作，但即使如此也无法确保我们能够抵抗产生影响力的那些武器。我们时常忘记自己是拥有思想的独立个体；这或许是因为有时我们太过疲惫，太过忙碌、太过懒惰，抑或是太过软弱。但通常，即便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对大多数影响企图也根本无计可施。我并不在乎我水槽边放的是什么牌子的洗涤液，只要它能用就行。因此我会购买我在广告中最常见到的那一种，前提是它并没有明显比其他品牌昂贵。对所有可供选择的洗涤液进行一个详细的优缺点比较倒也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一但那是对时间的极度浪费。只要最后盘子能洗干净，谁又会在乎那么多呢？
改变信念
但有时认真思考确实相当重要。有时，我们会受到操控，作出一些违背自身最大利益的举动，无论那意味着为购买我们实际并不需要的东西而负债累累，还是为殉难牺牲而往自己身上绑炸药。洗脑的目的是要同时控制思想和行为——最理想的状态是能够深入目标对象的大脑。在第14章，我们将会看到现代神经科学如何真正实现这个目标。然而，绝大多数的影响技术并不能直接改变大脑，因此它们会转而去改变大脑所处的环境。
远距离操作的需要给试图影响他人的人设置了两大障碍。第一个障碍便是改变信念所需的时间和所付出的精力，特别是当我们需要作出重大且持久的改变时。激发强烈的情感可能会有所帮助，但新的信仰仍然需要不断反复进行强化，直到它们具有足够的惯性和自发性，以使一切可能导致新信仰发生改变的挑战都得到最大限度地削减。直到它们被安全地控制在意识临界点之下，这些新的认知网才会和目标对象其余的认知图景完全匹配。并且直到它们不再突出，不再引人注目，唤起目标对象怀疑的危险才会消失。
举例来说，这也是为什么邪教总是要求其追随者与自己过去的生活完全脱离的原因。朋友、家庭或者昔日的环境都可能唤醒某人与新教规相冲突的旧认知网，通过最大限度地减小这种可能性，邪教削弱了旧观念对新观念的挑战力。回想我们作决定时，比如，眼睛要移至哪里，大脑的不同区域会互相协调以使其活动模式趋于一致。简单地说，如果区域 A希望向左移动而区域 B希望向下移动，那么它们最终达成的一致意见将很可能是让眼睛进行一个飞快的向左下方对角线的扫视。在这种调节过程中，被激发得越强大的认知网越有决定权；而如果区域 B的活动强于区域 A，那么眼睛的这次扫视将会更倾向于往下而非往左。因此，当一套新的（与邪教有关的）信仰要强加于一个（有时会有巨大差异的）已预先存在的模式上时，决定洗脑成功与否的关键就在于新的认知网比起旧者究竟强大多少。隔离削弱了旧认知网的决定权，并使得邪教环境对强烈情绪和心理的操控效果达到最大化。
试图影响他人所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除非他们对目标对象非常了解，否则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工作具有盲目性。他们的目的是让目标对象接受自己所主张的信仰，如果该信仰与目标对象的原有信仰并不矛盾，那这项任务会简单许多。认知网相互间的匹配度越高就越容易被接受，因为它们激活的思想更少，因而需要付出的努力也就更少。我和你的认知网越相似，就会和你有越多的共同点，也就更有可能与你和睦相处。你对我越了解，我们的观点匹配得越紧密，你也就越容易影响我。转变了宗教信仰或政治立场的人常常如此评价其领导者：他们之所说恰是我们之所想。对于相同观念的感知，可以作为双方共同愉悦的潜在源泉，并进而充当情感黏合剂，使人们行动一致，不再是一盘散沙，而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组织、部落，抑或是邪教。
然而，试图影响他人的人往往无法事先了解其目标对象的认知网的状态。因此一些人便会根据他们自己的背景知识进行猜测（向我推销打折厨房的电话推销员很是不幸：尽管我绝大多数邻居确实都拥有房子）。一些人会试图用精心设计的问题来引导和试探他们的目标对象，但这样做的风险是：目标对象可能会因此变得警惕，从而触发抗拒，或者感到厌烦而开始回避。在构成影响力军备竞赛的各种个体冲突中，冲突双方各有胜负。
然而，在一些极端案例中，强制洗脑有可能会压制住抵抗。而渐进式的暗中洗脑甚至可能逃过最警惕的前额叶的慧眼。尽管如此，有的人仍然明显比其他人更为警惕，或更具抵抗力。是什么特征使一些大脑更脆弱，而一些大脑却更善于保护自己并免受影响呢？本书第2部分的研究结果表明，大脑对新信仰的抵制主要有三个相互关联的来源：现有认知网的数量、认知网的强度，以及其停下来思考的能力。让我们一起来对这三个来源进行逐一研究吧。
改变认知网
认知网的数量
一个丰富的认知图景充满了各种认知网，并能够以多变且灵活的方式处理各种刺激，这使得洗脑者很难将新的信仰强加于它。借用第8章中提到的关于水流的隐喻，我们便能够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只有少量供水流动的通道，那么每条通道的水流量都会很大，并且水流为了扩大通道面积而产生的侵蚀效应也会相应增大。如果有更多的通道可供使用，那么每条通道的水流量就会减小，通道面积的增大速度也会变慢。认知网也是同样的道理。从刺激输人到反应输出，可供神经活动选择的通道越多，每个单独的神经突触就越弱小。.
这就是为什么年龄、教育、创造力以及生活阅历等都可以丰富认知图景，且往往能够抵抗各种影响技巧的原因。人类大脑中神经细胞间的链接数量并非是固定不变的；活跃的深思熟虑可以产生新的神经突触，这也正是为何“用进废退”的道理不仅适用于肌肉还适用于大脑的原因。对一个较为年轻、受教育程度较低且略欠创造力或阅历的大脑来说，与记忆中的存储信息（第10章中所描述过的历史输入）相比，新进信息会占据更大的比重，因为此类个体可利用的个人历史太少。因此，他或她更容易受刺激驱使，对即时环境作出反应而非停下来思考。但对于更为年长、受教育程度更高，或者阅历更加丰富的大脑来说，大脑便拥有更多的历史输人与即时环境所需的行为抗衡。对一个更为年长的人来说，情感或许并不那么令人痛苦，需求也显得并不那么迫切——或许这是因为他早已对这些事情司空见惯了。这大概正是人们认为旅行能够开阔视野的原因：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旅行本身，而是旅途中各种各样新奇的经历（去伊维萨岛喝个烂醉并做爱也许根本没什么大不了，除非在家里喝酒和做爱也被看作是越轨行为）。在一个被各种阅历丰富起来的头脑中，历史输人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这样的头脑更加微妙且独特，它更不容易因外来刺激而有压力，因此更不容易对其实施思想改造术。
拥有更多可供利用的认知网，有助于目标个体抵抗哪怕是最极端的思想改造术。面对胁迫，经受折磨的受害者最常见的反应是：激活自己所珍视的某个特定认知网一比如，宗教信仰或所爱的人的形象——宝贵的生命就依赖于它，并从中获得精神支柱。这就是为什么高明的胁迫总会在残暴中穿插着慈悲的原因所在。面对折磨及各种伤害，爱是最好的解药，表面的关心比痛苦折磨更能有效地击破受害者的心理防线。一位朝鲜战争中的美国俘虏向我们描述了他在获得重生之前是如何多次被送往“死神之门”的经历。尽管逮捕他的人应该为险些杀害他而负有责任，但他却说，不久之后“你会感激他们在你快要死去的时候救了你的命……，他们救了你。他们的这种做法常常足以摧毁你的整个思考过程，直到感激之情足以让你对他们言听计从。”久而久之，同样作为产生影响力的武器，救命之恩却会比以死相逼更为有效。
认知网的力量
有些自相矛盾的是，与普通大脑相比，一个拥有较少认知网的大脑同样更难遭受洗脑。如果该大脑中认知网构建良好的话，那的确如此：在遭遇信仰兜售者时，个人自身坚定的信仰至少能够对其提供些微保护。在此需要重申的是，个体总会有差异。一些人虽然有着坚定的信仰，但在他们身上心理学家所称的“控制欲”水平却很低。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感到足够安全，因此在面对持不同意见者时，并不会感到自己的信仰受到威胁；他们会宽容地去倾听，却不太可能改变自己的信仰。即使是面对已被所在群体广泛认同的观点，有些人似乎也总是表示怀疑且难以被说服；他们不会坚定地把自己交付于任何意识形态。有些人会把坚定信念的倾向与强加自身观念于他人的需求相结合。这样的个体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他们有着无比坚定的信仰——且控制欲也同样强烈。正如社会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曾证明过的那样（详见第5章），当自己的观点遭受任何挑战时，强烈而脆弱的自尊心易使这些高度教条化的人们产生过激反应。然而，一个足够强有力的影响方式可以将新信仰强加于目标对象——但该信仰也会随之遭到目标对象的强烈抵抗。
前额叶滥用：绕开停下来思考
但奈何令人痛苦的死亡使人迷茫，
使悲伤现出丑陋的原型，
使愚蠢者受到折磨。
萨繆尔·丹尼尔，《书信集》，“致坎伯兰公爵夫人玛格丽特”
停下来思考的能力
如上文所述，能否有效地察觉并挑战那些试着影响我们的企图取决于我们认知图景的丰富程度。同样，这也取决于我们认知网被激活的强烈程度：当来自强烈、简单刺激物的能量或来自坚定情感的能量向认知网倾泻而来时，某种行为可能在我们有能力停下之前就已被触发。正如第2部分所阐明的那样，人类大脑绝不是完全理性的计算装置，一个能够充分了解自身最大利益并据此作出选择的装置。即便是《星际迷航》中被标榜为逻辑思维模范的伏尔甘火神们，也会出现情绪性的表现。在控制情感方面，人类相比于伏尔甘火神要逊色许多。这种缺陷之所以能够时常演变为一种优势，或许是因为《星际迷航》的编剧们终究只是普通人而非伏尔甘火神。尽管如此，这也同样反映出一点：在有关情感是如何以及为何会对人类如此重要的问题上，我们的认识正在不断加深。如第9章所说，情感是正常人类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如果情感过多，它们也会成为麻烦——正如古语有云，“凡事适可而止”——但如果没有情感，决策的制订就可能停滞不前。
然而，完全地依赖情感也会使我们误入歧途。把情感作为行动的捷径，会导致人们重视有利于短期利益的决策，而忽视更重大的长远利益。与此同时，情感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盲目任意性。它们能够在大脑中肆意泛滥，使大脑皮质和皮质下的许多相关区域发生变化，这种能力与它们相对缓慢的时标有关。思想不会在某处停留，情感却会一直徘徊（我们会说蝗虫式思维却不会说螅虫式心脏）。正如第9章所讨论过的，情感的持续性与思维、语言易变性之间的不匹配，使得由某种思想（单词、短语、形象）所唤醒的情感得以与其他或许完全不相关的概念产生联系，这种不匹配常常被试图影响他人的人所利用。
在大脑处理情感的过程中，个体差异也因此显得至关重要。人们会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情感及情感基线范围。有些人更加敏感，有些则比较麻木；有些人性情温和，有些却脾气暴躁；有些人闲适恬淡，有些则易于恼怒；有些人更加勇敢，有些则更为胆怯。建立一段新关系的一大挑战便是如何了解你同伴的情感基线设定范围。人与人之间这方面的差异一部分来自基因，比如神经递质——例如用以调节焦虑的血清素——的水平，但同样也有证据表明，早期的经历可以对许多情感基线范围的设定产生影响。
如前文所述，很多研究表明：每个人对压力的敏感度是不同的。试图对他人施加影响的人常常利用压力：通过唤醒目标对象心中的某种负面情感——如内疚、恐惧或某种认知失调——然后向目标对象呈现他们所希望唤起的那种行为，以此作为使其目标对象摆脱所有情感压力的途径。他们知道，处于压力中的人更容易条件反射式地作出回应，这些人只会进行模式化思考，而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闲来考虑自身的处境。
正如我在第11章所述，个体差异同样存在于我们的自由感及自由感的补集抗拒感，它们行使着情绪功能。这些情绪的基线大约在儿童两岁左右就已设定。在这个年龄段，人类开始察觉自己的自由感，并且通常会因此变得易受伤害。正如西奥迪尼所观察到的，“绝大多数父母均证实，他们发现孩子在这个年龄段会出现更多的逆反行为。两岁左右的孩子似乎是抵抗外界压力的专家，尤其是抵抗来自父母的压力。你告诉他要这样做，他却偏要那样做；给他这个玩具，他却偏偏想要另外一个”。随着孩子们渐渐明白自己是独立于周遭世界的个体，并开始建立起包括所有施动感在内的对于自身的统治权，“可怕两岁”带来了个人主义和自主性的开端。这种自我认定的过程要求我们对社会环境进行详尽的了解。而这其中绝大部分重要信息都是在不断摸索中获得的：测试监护人的忍耐极限，以了解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这也正是在为家长们开设的课程中为何会常常建议家长行为一致的原因之一。对一个尝试着去理解社会规范的孩子来说，如果提供给他们的范例能够遵循一个明显的模式，那么他们对于这些规范的学习会更加容易）。极限测试过程往往伴随着令人抓狂的抗拒，儿童会将其最初的虚无主义假设——认为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容许的一打磨得更加现实，与现实世界更加匹配。
像某些成年人一样，有些孩子顺从地接受外界的规则限制。尽管如果有机会，大多数“棘手”的孩子最终都会安静下来，但有些孩子依然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放弃自我主宰的梦想。同龄人和监护人的行为至关重要，它决定了儿童是否将他人看作其随时可供利用的资源而对控制梦想紧追不放，直至成年，决定了其他自由是否可以作为补偿。
操纵我们的自由感会增强我们对影响技巧的易感度，这便是为什么尊重受害者个人选择的行为能够避免受害者的顽强抵抗的原因所在。获得新的自由对我们的影响远不及现有自由受到威胁所产生的影响大；我们通常更喜欢被巧言哄骗，更喜欢他人不着痕迹地恭维我们的控制力，而不是被他人胁迫而改变我们的行为。这种偏好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同任何一种情感一样，自由或抗拒从不会独立于大脑或身体而存在。同其他积极情感一样，控制力是自由的一大特征，一旦缺失便会触发抗拒，它关系到我们的生理及心理健康。由于失控而触发的抗拒，就像其他消极情感一样，可能会在人类或动物体内诱发疾病，甚至导致猝死。
狡猾的试图影响他人的人明白，一旦抗拒被触发，目标对象可能随时发起反抗，变得更加难以控制。因此他们可能会尝试着让受害者感觉到自己仍然掌握控制权，比如明确地请求对方的同意——“我能占用您一点时间吗?”——或者在推销商品的言辞中加人一些短语如“您的决定”“由您选择”，或者“一切由您做主”。通常，自由被吹嘘的程度往往反映了它实际上被限制的程度。在独裁者的语录中很容易发现其对自由的吹嘘。一个不那么极端的例子便是英国和美国媒体向人们提供的被过分吹嘘了的“选择自由”。原则上，如果一个人想要了解最新的资讯，可供其选择的报纸、电视、电台、网站等之数量多得令人眼花缭乱。但实际上，任何一个重要的新闻事件都能反映出：虽然这些新闻表面上有着不同的来源，但其本质却都是一样的。当然，我们可以选择所需信息的基调——自由的或是保守的，国内的或是国际的，高雅的或是肤浅的。但是，通常让我们无能为力的却是如何设定标准来决定什么可以归类为新闻，因此我们也无法决定哪些新闻可供我们选择。
对洗脑（以及其他影响形式）的易感度与大脑所处的状态密切相关。这部分取决于基因：研究表明，前额叶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基因的影响。较低的教育程度、教条主义、压力以及其他影响前额叶功能的因素都会促成过分简单化的、非白即黑式的思考。如果忽视神经元，未能成功刺激神经突触，固执地抵制新体验，或者用药物（包括酒精）、睡眠不足、大喜大悲，抑或是长期压力来锤炼你的前额叶皮质，那么当遇到下一个极富魅力之人时，就极有可能受到其极权思想的吸引。这就是为什么如此多的年轻人加人邪教组织、迷恋时尚与名流，并常常对不合时宜的行为榜样产生强烈爱慕之情的原因，这些行为令周围沉着冷静的长辈们困惑不已。
然而，前额叶滥用并不仅限于年轻人。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成熟起来并且获得由随之而来的对于产生影响力的武器的免疫力，但是我们必须付出努力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将认知图景的隐喻扩展一下，我们可以这么说，培育一个大脑就如同培植一个花园；我们的目标是将其从最初的一片荒芜改造为一个令自己及他人都满意的模式。在幼年时代，我们的园丁就是那些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监护人、兄弟姐妹以及朋友，我们受到的最初影响便来自于他们。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越来越有能力接管园丁的工作，并设想自己——目前地球上最独特的物种——就是自己的园艺师。我们寻找那些能够帮助我们实现梦想的人和经历；我们试着去了解为何诱惑、消遣、偏离并非那么有趣，从而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年龄的增长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因为一切事物都会随之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当然，并非人人都会醒悟到自己才是改变自己命运的主宰。有些园丁一生都在沉睡之中度过，将这一重任压在周围人的肩上。并非所有人都是如此。如果另一个园丁试图接管你宽敞的花园，那么用他（她）所偏爱的样式去改造一个杂乱无章的花园要比改造一个之前保持完好的花园更为简单。花园与园丁的比喻，同样也适用于大脑与洗脑者，但值得一提的是，大脑比任何一个花园都复杂得多。即使是控制得最好的大脑也永远不可能像花园一样整洁有序到令人窒息的地步，十分苛刻的园艺劳作可以让花园异常整洁有序。
前面已经讨论过情感在试图影响他人的企图中的重要性，并且也已大体了解了一个更为丰富的精神世界所具有的防护性。不过，还存在着第三个因素：自知之明，即能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只是黏土而非钻石的自知之明。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我们便会知道我们能够培养自己的认知网，如同塑造花园一样塑造认知网。了解大脑能够被改变这一事实是抵抗他人强制改变我们大脑的第一步。顺便提一下，这就是鸡为什么会对眼前从地面上拉起的绳索着迷，或是被眼前来回晃动的手指所催眠，而通常人类却不会这样。尽管在看到一位迷人的女士从一群男学生身旁走过时，任何人都可能怀疑人与鸡的这种进化差异是否真的存在，但绝大多数人都比鸟类更难被催眠。因为我们事先知道自己是可以被改变的，而鸡却不知道。
追逐权力的人
在考虑过哪些因素可能致使我们容易被洗脑之后，现在我们可以提出与之互补的问题：是什么造就了一个试图影响他人的人？首先，最显而易见的答案便是动机：试图影响他人的人必须有改变他人思想的欲望。在此，控制欲——一个人自由感基线的设定——是至关重要的。基线设定得越高，当自由受到侵犯时所触发的抗拒就越强烈，因此产生的对环境——尤其是对人类环境的控制欲也就越强。也许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以下一点：为什么先前为了自由而竭力奋斗的人一旦革命取得胜利后，便会如此轻易地转变为严酷的独裁者。
由于简单的事物使人感觉更易掌控（对比引导一个孩子和领导一个政府孰难孰易），因此高度的控制欲便往往会伴随认知上的简化：这也正是罗伯特·利夫顿所说的“极权思维”。简易对于那些处于困惑中的人们来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这样的人有很多——因此表达一个简单的信息通常比推销一个复杂的观点容易得多。无论对个体还是对社会，如果相互竞争的利益能在一个简单清晰且可辨的信息基础上达成一致的话，那么他们能向外界施加的整体影响力便会大幅提升。实际上，同大多数社会群体一样，许多个体已经高度系统化了，从而使得单一、简洁的信息灌输并不可行。那些统治我们的人还会利用其他策略：如使命宣言、声明，当然还会诉诸虚无思想。虚无思想的模糊性被巧妙地运用从而增强了它们对公众的感染力。但当个人或政治混乱占据主导地位时，伴随极权思想产生的清晰的洞察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堪比逃离深渊的救生索。
领袖魅力
正如我们在前面几章中所看到的，领袖们的影响力通常很大程度上来自他们简单清晰的洞察力。领袖魅力——“领袖和权威的禀赋或力量；一种气场。也即激发献身和热忱的能力。”——能够通过可感知的力量，即亨利·基辛格所说的“终极催情剂”，得到极大的提升。魅力也可以由强烈的自我意识、目的专一的印象来获得提升。回想第11章中提到的乔治·安斯利将人类大脑描述为利益追逐的角斗场，我们便能够看出“专一”这个术语用得多么贴切。尽管各方利益进行着对抗——“吃掉这块巧克力”对抗“要坚持节食”——但迫于有限的资源，它们有时也不得不进行合作；因为人类只有一套四肢。（那么，是否拥有更多肢体可供摆布的章鱼的大脑就不如我们的大脑那么易于合作呢?）合作的程度越高——瞄准同一目标的利益越多——人就会越专一，对他人就越具有控制力。那些心思散漫的人也许会嫉妒那些具有强烈目标感的人，因为这些人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免去了冗长乏味的内部分歧。
然而，清晰的洞察力还不足以产生领袖魅力：一个人还需要足够的社会技能以及自我信念来激发其追随者的献身与热忱。如果没有这种顺畅的人际交往，那么结果就只能是独自的执着，这一点牛津大学的任何一个学院就是明证。甚至满足以上条件仍然还可能无法培养出领袖魅力。如前所说，非凡的领导能力所依靠的不仅是自身的人格魅力，还取决于其所处的环境：领导者必须能够主导时代精神。机遇与时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准邪教领袖最终成为曼森，还是摩西。正如安东尼·史蒂文斯和约翰·普赖斯在《先知、邪教与疯狂》一书中曾所论述的：有时，环境所需要的就是一个新鲜的视角 个全新地看待当前令人厌烦的处境或问题的方式。这种获取信息并以新颖形式对其进行重新编排的能力正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特性之一。然而，一些异常富于创造力的个体会特别擅长于安东尼· F．C.华莱士®所说的“迷宫道路重组”，他们能将自己关于文化的各种当前思想的元素（迷宫道路）进行重新组合，使其成为一个全新且令人印象深刻的形式，从而为先前貌似无法解决的问题提供可能的解决方案。这些人也容易偏执，相信超自然现象，有不同寻常的视觉及听觉体验（例如，当没有人在场的时候听到人的声音）。这些都是精神分裂症的轻微症状，并且事实上已有证据表明，高度的创造力会增加精神错乱甚至躁郁症的风险。
具有高度创造力的人似乎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思考，他们更多地依靠直觉而非传统逻辑。他们能看到别人无法看到的事物间的联系，这种灵活性使得他们能够更充分地做好准备以实施庞大的内部改组，即迷宫道路重组。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说，高度的创造力已被证明与颞叶的高度易变性（即处于大脑该区域的神经元异常活跃，详见第7章）有关。具有高度创造力的人，其大脑也许并不一定比一般人大，但一定是联系更密切的一有更多的神经突触将其神经元连接在一起——这有可能促使他们有能力以不寻常且创新的方式联系不同观点。然而，创造力对于领袖魅力来说还远远不够：许多有高度创造力的人并不怎么富有领袖魅力。一旦迷宫道路被重组，其创造者就必须拥有足够的热情来采纳自己的新观点，并且坚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执行下去，同时还要具有理解和满足他人需求的能力（这样才能吸引追随者）。
尽管从长远来看，现实倾向于朝着极权主义思想家设想的那样，迫使所有人——除了最顽固者——接受自己并不受欢迎的存在。但从短期来看，极权思想家仍具有极强的说服力。最高明的煽动家会时刻注意控制局面，他们从不会忘记自己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并且会利用确定的目标以及权力的光环胁迫和鼓舞其追随者。如果他们并不像我们有如此之多的顾忌，并且仅仅视我们为其达到目的的利用工具，那么这种人将是极其危险的。一个高效的洗脑者知道应该如何运用压力，如何消除紧张与疲劳、痛苦与孤立、组织魄力与屈从压力，以及如何压制促使我们停下来思考的资源，从而让我们回到本能状态。
※本章小结
你的大脑如何发展，它吸收哪些观点，追随哪些时尚，鄙视哪些幻想——所有这一切对你自己来说都是高度个性化的。我们在压力易感性方面的细微差异，所遭遇的不同观念或是在童早年时期他人对待我们的方式，都会随着时间而膨胀，最终演变为成年人格中的巨大差异。我们作为成人所具有的个体差异是由基因遗传、经历以及存在于大脑中的无数认知网塑造而成的。
但是，影响我们的很多思想并不仅仅是个性化的。我们很大程度上意识不到的是，他们——还有我们——都是由社会交往、文化环境、我们所生活的群体和聚居地，以及一出生就畅游其中的知识海洋等塑造而成的。下一章中，我将对这些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进行探讨，追问它们是如何促进或阻碍大众思想控制的有关企图的。
- Philip Massinger（1583—1640）：英国剧作家。他的剧本以讽刺和现实主义，以及政治和社会主题而著称。
- Samuel Daniel（1562—1619）：英国诗人和历史学家。
- Henry Kissinger（1923—）：犹太人后裔，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美国前国务卿。
- Moses：摩西是纪元前13世纪的犹太人先知，旧约圣经前五本书的执笔者。带领在埃及过着奴隶生活的以色列人，到达神所预备的流着奶和蜜之地——迦南（巴勒斯坦的古地名，在今天约旦河与死海的西岸一带。
- Anthony Stevens（1933—）：著名的荣格分析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撰写了大量关于心理疗法和心理学的著作。
- John Price：与安东尼合著《先知、邪教与疯狂》，另著有《媒体研究》等。
- Anthony F．C．Wallace（1923—）：美籍加拿大裔人类学家，专攻美国土著文化，特别是易洛魁族文化，其研究展现了文化人类学和心理学的交叉。因复兴运动理论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