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著作中关于伦理学的部分，大多被证明出自其学生之手。即使少数被认为出自亚里士多德的部分也存在争议。我们在这里不考虑这些问题，将它们当成一个整体来研究。
在伦理学方面，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当时社会中通行的观点。这些观点非常正派，没有柏拉图的神秘主义与颠覆传统的观点。但是将当时的行为准则应用于后世就比较不合适。其中的很多行为规范后来被人用来压制青年的热情，这也是让人对这种伦理感到憎恨的原因。
亚里士多德认为善是灵魂的活动，是美好的。他赞同柏拉图将灵魂分为理性与不理性两部分。他还在此基础上将不理性又分为两类。在我们追求善的过程中，从某个角度讲，不理性的部分也变得理性。
灵魂分两个部分，道德也分两种：理智的与道德的。理智的道德源自数学，而道德的道德源自生活。想要获得道德，立法者应该在平时行为中下手，行为道德了灵魂便会道德。刚开始使人行为道德要用逼迫手段，直到人们在其中发现快乐。
亚里士多德有一种关于德行的中庸之说，即每种德行都有两个极端，每种极端都是罪恶。例如，懦弱与莽撞是勇敢的极端；傲慢与下贱是不卑不亢的极端；唯唯诺诺与放浪形骸是光明磊落的极端。真理性原则不适合这种说法。
亚里士多德在道德问题上的看法，大多是当时贵族社会的世俗观念，与今天有很大差异。现代而言，正义包括平等；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正义不包括平等。
他所说的正义是有区分的，父亲有父亲的一套正义，儿子有儿子的一套正义。奴隶能否成为主人的朋友？亚里士多德从正义的两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作为工具来说，奴隶不过是活工具，工具不可能与人成为朋友；作为人来讲，人与人之间可以交友，因此奴隶可以与主人交朋友。
父亲可以不认儿子，但是儿子不能不认父亲，因为他欠父亲的永远偿还不完；每个人作出的贡献不同，应该接受的爱也不同；丈夫、父亲、国王应该比妻子、儿子、百姓受到更多的爱。美满的婚姻应该是男女各主其事，互不干涉。
亚里士多德按照自己的标准认为，最好的人应该可以骄傲，但是不能太过。不能看不起自己，可以鄙视该鄙视的人。这与基督教中完人的标准大不相同，也反映了教内教外的伦理差异。
拥有善最多的人，就是价值最高的人。这种人在社会中非常少见。之所以少见并不是拥有德行太困难，而是拥有德行靠的是权势和特殊身份。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伦理学从来都是和政治学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君主制是最好的政府形式，其次是贵族制。他认为君主和贵族是价值最高的，拥有德行最多的，但这也是普通老百姓学不来的。
这引发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伦理的，也可以说是政治的。如果一个社会根据自己的政治体制，将最好的资源只供给少数人享用，这是否是道德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认为这是道德的，民主主义者、基督教徒、斯多葛派认为这是不道德的。基督教徒与斯多葛派注重德行，认为德行是最美好的事物，正义在他们眼中影响很小。民主主义者注重权利和财产，最起码在政治领域内应该公平，要不然就是不正义的。
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创立的学园。在学园讲学期间，亚里士多德边讲课，边撰写了多部哲学著作。亚里士多德讲课时有一个习惯，边讲课，边漫步于走廊和花园，正是因为如此，学园的哲学被称为“逍遥的哲学”或者是“漫步的哲学”
斯多葛派与基督徒的观点认为德行是不分身份的，而亚里士多德认为奴隶和奴隶主的德行不应该一样；前者认为骄傲是一种缺点，亚里士多德则提倡骄傲；前者赞赏谦卑，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谦卑有罪。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认为德行有高低之分，理智德行最高。基督教则不承认德行有高低之分，为的是让所有世人，包括最底层的人也能拥有德行。
亚里士多德将伦理学与政治学联系到了一块，认为只有少数几个人能享有最高的德行。如果他的想法是为了有一个更好的社会，而非只为少数几个人着想，那么这种社会中就少不了人们之间的高低之分。管弦乐队中的小提琴要比双簧管重要得多，尽管谁都不能缺。这也体现在近代的政府体制中，近代的民主国家中无论是哪个国家，无论它多么民主，它都将权力集中在总统或者首相一个人身上。他们身上必须有不同于凡人的品质。人们对他的尊敬肯定多于普通工人，这种更多的尊敬其实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伦理”享有更多的德行。
基督教将德行与其他优点区分开来，更像我们今天。你会写诗、会画画，并不代表你是有德的；才能不是道德，并不是有才能就更容易进天堂。道德更重要的体现是如何选择，当面临事情的时候，往往有两个选择——一善一恶，或者有一个相对更善，做对了选择便是有道德的。道德的重点在于避免邪恶，而不在于选择积极。因此，并不是聪明的人就比愚蠢的人更有道德。这也使得很多优点被排斥在道德伦理之外。
这种观点在近代遭到了一些哲学家的反对，他们认为应该先给“善”明确定义，然后再考虑如何实现。
伦理学中，德行有时被看做是目的，有时被看做是手段。亚里士多德将德行看做是手段，是获得幸福的手段。但是又将德行包括在目的之内，灵魂以德行为目的进行追求，就能得到善。我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意思是：实际行动中德行是手段，作为最高的理智的德行，它是目的。基督教中认为，道德本身比作为手段获得的结果更好，人们喜欢道德是因为它本身，而不是以它为手段产生的后果。好心有时候会办坏事，不管事成与否人们都喜欢“好心”，对结果则不然。除非将善定义为德行，不然所有的德行都是追求善的手段。亚里士多德大体同意这一点。
亚里士多德还在《伦理学》中拿出不少篇幅来谈论友谊，及其他感情问题。他认为完美的友谊只存在于德行高的人之间。人不应该同比自己地位高的人做朋友，因为身份有高低，付出得到的爱便有高低。也不能同神交朋友，因为神不爱我们。他还说善人会爱自己，恶人会恨自己，因此善人能同自己交朋友，恶人则不能。他还认为人是需要同类的动物，无论是好事坏事都愿意同朋友分享。
在亚里士多德的观念中，快乐不同于幸福，并提出三个观点：（1）快乐一直都是不好的；（2）个别快乐是好的，大多数是不好的；（3）快乐是好的，但不是最好的。他用痛苦来反驳第一点，痛苦是不好的，那快乐就应该是好的。他还认为快乐不单是来自肉体。无论是什么动物，都会感到快乐，但只有人的快乐来自理智。他还认为神享受的快乐是单纯的。
到此为止，亚里士多德的观点都是常识的，下面是唯一不是常识的学说。他认为有德的行为造就幸福，越有德越幸福。最好的幸福是静观状态的，战争、动乱都是动态的。静观导致悠闲，悠闲是幸福的本质。次等的幸福是作为手段的德行。人不可能处于静态，但是动态中的生活依然分享着理智的神圣，哲学家最理智，因此是最幸福的。
谈到这里，《伦理学》便结束了，剩下几段是向下一章的过渡而已。
最后，让我们探讨一下《伦理学》的优点和缺点。与其他学说不同，伦理学没有对错之分；我们可以在天文学方面说亚里士多德错了，但是不能在伦理学上这样说。这里总结的三个问题既是关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的，也可以放到其他研究伦理学的哲学家身上。问题是：（1）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是否存在内在一致性？（2）他在伦理学上的观点是否与他在其他学说上的观点相一致？（3）他的伦理学观点符合不符合我们个人的伦理观念？
工作中的亚里士多德
下面我们依次来考虑这三个问题，依据是《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伦理理论。
（1）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大体是一致的。其中善就是幸福，幸福的体现是成功。这一学说非常好。德行有两个极端的中庸说则不太好，它不符合亚里士多德的理智静观；不过可以辩解说，德行的中庸之道与实践的德性有关，而与理智的德行无关。关于立法者，立法者应该引导青少年从生活中发现快乐；他同样可以引导青少年走入歧途，因此就有必要要求立法者拥有更高的智慧。这跟柏拉图的观点相似，领导者必须更有智慧。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伦理学问题。
（2）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是形而上学的，伦理学也不例外。他认为目的因在引导科学发展，这就暗含着他相信宇宙发展的目的论，即宇宙为了某一个目的而发展。他认为变化体现在“形式”的变化中，追求德行会增加“形式”变化，从而推动变化。他有一部分伦理学不是形而上学的，但是并没有与其他部分相违背。
（3）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强调不平等，这会让近代人感到别扭和不适，但是我们将其拿到自己身上来看的时候，发现这种不平等是存在的。他不但说不同地位的人享有不同的正义标准，还主张将最好的资源供少数人享用。
康德受基督教的观点影响，认为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两个人发生争斗，怎样决定谁对谁错呢？没有地位之分，谁又该作出让步呢？边沁和功利主义者认为正义就是平等，如果两人发生冲突，应该让正义的一方获胜，也就是持有更多幸福的人、好人获胜，应该将幸福更多地分配给更有德行的人。按照这个观点，正义与否只考虑拥有的幸福量，与阶级、地位无关。这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正义的观点不同。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正义的观点流传至今，他们认为人或物都有界限，越界就是非正义的表现。人的能力、地位不同，界限也不同，或大或小。界限越大享有幸福越多，天经地义。
亚里士多德学说中感情色彩很淡，他谈到了许多人的苦难，但是并没有表现出仁慈。他很理性，也很铁血，将这些苦难归为罪恶。
也可以说《伦理学》是冷冰冰的，缺乏人类的温情，当时的哲学氛围便是如此。在他的阐述中透露着一股傲慢，没有一丝对他人的关怀。在道德描述上可以看出，他没有经历过多少苦难。他的学说适用于那些闲适的人，或者是无欲无求的人。但是对于苦难、对于宗教，他却没有提出什么建议。因此，《伦理学》终究是一本存在内在缺陷的书，作用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