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之前任何时代的精神生活相比，十九世纪的精神生活显得更为复杂多样，原因主要是以下四点：一、与精神生活相关的区域比以前更辽阔。首先，美国和俄国开始重视精神生活，这使得与精神生活的相关区域包括了东欧和北美；其次，比起以前，欧洲更重视印度古代哲学和近代哲学。二、以地质学、生物学和有机化学方面为代表的十七世纪以来新事物的主要源泉的科学取得了新的发展。三、社会结构在机器生产的影响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类重新认识了自己在改造自然环境方面的能力。四、哲学和政治学上出现了针对思想、政治和经济传统体系的沉重的反抗，从而引发了对许多古老信念和制度的攻击。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是这次反抗的两个迥然不同的形式。
下面就来说说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这两个反抗的形式。浪漫主义的反抗始于拜伦，经历了叔本华和尼采的发展，后来又演变到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理性主义的反抗源自法国大革命时的法国哲学家，在经历了英国激进派和马克思的发展以后（在马克思身上取得了更深入的形式），终于结出了苏俄这个果实。
大部分学院哲学在黑格尔死后的整个时期依旧是传统派的，因此没有多少赘述的必要。在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一直盛行到了十九世纪末；而在法国也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占尽了优势。之后，康德和黑格尔逐渐占领了法国和英国的大学，不过，在占领这个过程中，有教养的普通民众却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当时，还有一些继续抱有学院传统的哲学家，他们分属于哲学的各种主义：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德国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洛策、西格瓦特、布莱德雷和鲍赞克特。其中，德国唯心主义大体上接纳的是某人的哲学体系，但就他们本人而言，却不能和这个某人相提并论。在这之前，学院哲学向来与当代最有生机的思想格格不入，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时就是这样。
十九世纪经验主义哲学代表人物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1769年，边沁发现了爱尔维修（1715—1771年）的著作，之后就决心要为立法的原则奉献终生。爱尔维修在伦理学方面是功利主义者，他认为善就是快乐；在宗教方面他激烈反对教权，是一个典型的自然神论者；在认识论方面，爱尔维修主张简化讲解洛克哲学。此外，爱尔维修对知识评价很高。爱尔维修的学说是乐观主义的，他认为，要想成为完善的人，就应该接受完善的教育。因此他曾经暗示说，如果能除掉传教士，得到完善的教育就是一件容易的事。
与爱尔维修同时代的孔多塞（1743—1794年）是个与他见解相近的人，但比起爱尔维修来，孔多塞更狂热和乐观。孔多塞受卢梭的影响很大，主张“男女等权”。人口论的首创者其实并不是马尔萨斯，而是这位孔多塞。马尔萨斯之所以知道了人口论，全都是因为他父亲的缘故，要知道，他的父亲是孔多塞的门徒。在孔多塞最初提出的人口理论里，他还提出了节制生育的理论。
在减低了狂热性，并且更加严谨之后，法国革命哲学家的学说被哲学激进派传播到了英国，边沁是这一派人物公认的领袖。边沁最初只是专注于法学的研究，后来，随着年纪的增长，兴趣也越来越广泛了，而且见解也日益带有颠覆性色彩。到了1808年之后，他彻底变成了男女等权的信奉者、共和主义者、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和帝国主义的敌人。
与爱尔维修和孔多塞等人相比，哲学激进派与他们在很多地方存在差异。在气质上，哲学激进派富有耐心，喜欢详细地提出并制定理论；非常重视经济学，并自认为经济学被他们当做科学发展起来了。在边沁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身上，同时存在着狂热的倾向，但是马尔萨斯和詹姆斯·穆勒身上则没有狂热的倾向。在马尔萨斯发表了关于人口论的肮脏结论之后，这种狂热倾向就被制止住了。
和法国前辈相比，边沁主义者与他们有一个重大的分歧。在已经完成工业化的英国，工厂主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剧烈冲突导致了工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兴起。在大体上说，此时的边沁主义者倾向于工厂主的利益，反对工人阶级。
起初，边沁主义者带有很温和的革命性，但后来逐渐地就起了变化，革命性荡然无存了。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在要求英国政府转变对他们的看法一事上获得了成功；二是因为反对社会主义和工会主义的力量也在日益增强。事实上，边沁主义者基本上都是完全的理性主义者，而在当时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哲学体系的社会主义者基本上也是完全的理性主义者，只是当时他们肩负的任务很艰巨，既要反抗现存的经济秩序，又要反抗排挤他们的边沁主义者。
和理性主义形式的反抗一样，浪漫主义形式的反抗也源自法国大革命和之前的哲学家。浪漫主义的反抗和理性主义的反抗虽然出自同一个源头，但彼此之间也有很多不同。其中，拜伦著作里的是被非哲学的外衣包裹着的浪漫主义，而叔本华和尼采著作里的是学会使用哲学语言的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形式的反抗强调意志，倾向于牺牲理智，还赞成使用暴力。作为民族主义的盟友，浪漫主义形式的反抗在实际政治中很重要。
到此为止，我们考察的各派哲学都得到了传统的、文学的和政治的启发。但是，我们忽略了科学和机器生产，它们也是产生哲学观点的两个根源。从十七世纪起，科学这个根源一直就很重要，在十九世纪时又有了各种新的形式。而机器生产从马克思时代才开始有了学理上的影响。
浪漫主义画作《比利时1830年革命》。十九世纪初期，民族主义成为浪漫艺术和政治哲学的一个中心题材，并掀起了重塑欧洲版图的民族自决风潮，形成了一种浪漫主义式的反抗。图中所绘的是1830年比利时人民为从尼德兰王国中独立出来而发动的革命
达尔文在十九世纪获得的地位，相当于伽利略和牛顿在十七世纪获得的地位。一般而言，达尔文的理论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个部分，达尔文主张进化论，认为所有生物都有共同的祖先，只是在后来才逐渐产生了区别。为了证明进化论，达尔文拿出了大量的证据。果然，在第二部分，他自己就率先发现了产生进化的原因。他的进化论也因此受到了更广泛的欢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
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是达尔文理论的第二个部分。达尔文认为，如果动植物都以很快的速度繁殖，那么自然界最后就可能无力供养它们了。因此，不论是什么动植物，在理论上，在达到生殖年龄之前都有可能死去。那么，该由谁来决定谁死去呢？除了几分运气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适者生存，能适应这种环境的动物就能生存下来，适应不了的只能死去，给其他动物腾出生存空间。
虽然达尔文是个自由主义者，但在他的理论里，却总是出现与传统自由主义矛盾的结论。达尔文认为，人人生而平等，成年之后的差异是由后天教育形成的。但是，这种观点和他的“同种个体之间的差异是先天因素造成的”这一观点互相矛盾。这样一来，人与人之间的先天差异在根本上就有了重要意义。
受到科学影响的人们在生物学威信的促使下，没有把机械论的范畴应用到世界上，相反，他们把生物学的范畴应用在了世界上。万物都是不断进化着的，因此，它们都有一个很容易想象的内在目的。很多人以为，进化证明了“宇宙是有目的的”这种信念是正确的，因此人们对达尔文的贡献视而不见。
工业革命初期的英国工厂。十九世纪，随着各国先后开始或者完成工业革命，一个新的阶级——工人阶级产生了，这为社会主义从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提供了条件
有人认为，十八世纪的原子论思想在探索自然规律的科学和哲学解释上已经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有机体的概念。后来，这种观点甚至影响到了理论物理学，导致政治上也开始强调与个人对立的社会。但是，这种变化对国家权力的增长和民族主义而言，都是和谐和可协调的。在民族主义方面，也可以适用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
尽管生物学会对机械论解释的世界观产生不利，但近代经济技术的作用却与生物学相反。在十九世纪之前，人的思想还没有受到来自科学技术的重大影响，但工业革命引起的工业主义兴起以后，这种影响就开始出现了。不过，在那个时候，科学技术的影响或多或少都是间接的。工业主义很受社会主义者的厚爱，但是这样一来，想从工厂主的魔掌中解放工人就更加困难了。社会主义者在长期考察的问题上受到工业主义的影响，但在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上，他们受到的影响就很小了。
在十九世纪，虽然还有很多真诚的人信仰平等和民主（尽管只是理论上的民主），但人的想象力已经受到了深刻影响，这种影响是十九世纪时不讲民主的工业体制造成的社会组织形式带来的。民主制度的内在已经出现了分裂，只是生活在民主国家的普通民众还没有意识到，但这瞒不过哲学家的眼睛；因为民主向来是哲学家共同关心的最重要的问题，这自然会引起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家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