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死的自由主义者。总探长安德鲁斯在这座城市创造过不少奇迹：谋杀案减少了90%，抢劫案减少了80%，街头犯罪减少了85%，汽车窃盗案件减少了70%。现在他却站在被告席上，立过的功毁于一旦。
安德鲁斯在警界拥有权威在于，他是国内第一个采用经立法通过的新制度先发制人的执法者。因为计算机技术与人工智能的发展，人类得以预测在临近的未来谁会犯罪以及犯什么罪。人们将因各种原因接受监测：可能是随机监测项目，也可能是基于特定的怀疑来监测。如果发现未来的罪犯，这些人将被逮捕并预先进行惩罚。
安德鲁斯不认为这项计划有多么严苛，事实上，由于犯人被逮捕时还未犯罪，所以往往大幅减轻了刑罚。未来杀人犯将参加许多测试项目，以确保他们未来不会杀人。只有经过测试显示他们不会杀人，才会释放他们。通常监禁的时间不超过一年，要是让这些人在外面犯罪，他们很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更重要的是有人会因此死去。
但仍有一些该死的自由主义者抗议，说不能因为某人未做的事而将其关起来。安德鲁斯做了个鬼脸，在想他能抓多少人来测试……
资料来源：影片《少数派报告》（2002），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菲利普·K·迪克创作的小说《少数派报告》，收录于《少数派报告：菲利普·K·迪克短篇故事集》，Gollancz出版社，2000。
说得不客气点儿，因为自己未犯的罪而坐牢看上去就像是不正义的象征。事实上，我们确实已经针对可能但尚未造成伤害的行为而惩罚某个人。比如，我们惩罚鲁莽的驾驶行为，即便没有人因此受伤。谋划杀人是犯罪，即使还没有发生谋杀案，也要接受惩罚。
所以，知道某人将要犯罪但还没犯罪而进行惩罚，会有什么错呢？我们可以思考用来惩罚的主要理由：改造、保护公众、替天行道和威慑。
如果有人即将犯罪，他们的性格就跟实际犯了罪的人一样需要改造。所以，如果基于改造犯人的理由而认为惩罚合理，这就是为预先惩罚找到了合理的理由。
如果有人即将犯罪，他们对大众造成的危险至少跟实际犯罪时相同。所以，如果是基于保护公众的理由而认为惩罚合理，这就为预先惩罚找到了合理的理由。
如果惩罚的目标是威慑，让人们意识到他们在犯罪前就会被惩罚，应该可以吓追人们产生犯罪的念头。
报复是惩罚理由中唯一与预先定罪不相符的理由，但就各种层面来看，它也是四种理由中最不具说服力的理由，可以说仅改造、威慑与保护三种理由就已足够。
这是否表示先发制人的执法是可行的？不一定。我们还未考虑采用这种制度可能造成的负面效果。创造出一个每个人的思想都被监控的社会，这可能会破坏我们的自由感，以及对政府的信任，这样的代价太高了。威慑的效果也可能引火烧身。如果人们害怕自己因为不由自主产生的念头而受惩罚，可能会因此认为自己无法控制自己的犯罪性。若是无法确定自己能守法，可能就会毫不在意地犯罪。
由于我们的场景是思想实验，所以可以直接规定这个系统能完美运作，但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样的构想有可能变成现实。在根据菲利普·K·迪克的作品《少数派报告》改编的电影中，就发展出了类似的情况。电影最终传达的信息是，人类的自由意志到了最后一刻总能介入。或许人类不如电影想象的那样自由，但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人类行为绝不可能被百分之百地准确预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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