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正直的人处于最大的不幸中——倘若他无视责任，其实本可以避免——他难道不是通过以下意识才活下去的吗？即在他眼中他没有理由为自己感到羞愧，或担心自我审查的内在凝视。这里安慰人心的并不是幸福，幸福甚至都算不上其中最小的部分，因为没有人会希望自己遭遇此种处境，甚至欲求一个陷入此种处境的人生。但是他活着，他不能忍受过一种自己眼里无价值的生活。这是敬重某种远离生活之物的效果，与这种东西相比，生活的全部快乐都显得没有价值。
——伊曼努尔·康德，《实践理性批判》
如果在道德与生活之间存在竞争的话，生活会胜利。生活自身会胜利，所以，让生活值得过的东西也会。虽然并非每次都是如此，但生活最终会胜利。有时人会为了事业而献身，为了责任而放弃那些对她而言最珍贵的东西。但多数时候，活下去、供养家庭、追求美丽、为自己而工作、自发地行动、没有任何目的地行动，或者做很多不同于帮助别人的事，这样的欲望强烈到难以抑制。
生活是否会受到道德的威胁取决于你认为生活是什么。在最古老的传统中，好的生活是道德的生活（虽然多数传统也在日常的道德生活与圣人的道德生活之间做出区分）。生活受到了太多道德威胁是一种较新的、浪漫主义的概念——与理性相比会更看重情感的价值，与有意的行为相比更看重自发的行为，追寻原初的、本真的自我而不是小心翼翼地塑造一个道德自我。对一个浪漫主义者来说，欲望更少受到限制，而行善者则会限制它。“那些抑制欲望的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的欲望太弱了，可以被抑制住，”最早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威廉·布莱克轻蔑地写道，“被抑制，逐渐驯服，直到它变成欲望的影子。”对某种浪漫主义而言，行善者的自我纠结可能看上去误入了自戕的歧途。
布莱克在这里反对的是诗歌《失乐园》，在这部作品里，弥尔顿描述了撒旦对上帝权威的反叛。撒旦想要权力与自由，但天使亚必迭对他说，即使他现在逃离天堂，他也依然是不自由的：他被一个新的主人所奴役——他自己。这是关于欲望的古老观点，即内部的奴隶主；但是布莱克和追随他的浪漫主义者们拒绝接受这个观点。
撒旦反叛的善是天使之善，其中包含着对上帝的服从。但行善者的善并不总是服从，相反，它常常是对他成长过程中遵循的规则与习俗的反叛。行善者看起来如此奇怪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凭自己的意志行动。他们服从的是自己制定的规则，驱动他们的是他们从还不知道责任是什么的时候就感觉到的一种责任感，而非其他人对责任的看法。他们来自的人群会认为他们古怪而极端。他们不是来自那样的共同体，即在其中他们的牺牲是正常的，是事物秩序的一部分。
在有些环境中，行善者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奇怪。对行善者而言，他们总是处于战争时期；在战争时期，行善者看起来没有那么热心，他们的承诺也没有那么庄重。但战争自身也已经改变了，这可能是行善者现在看起来比过去更古怪的一个原因。战争不再要求人人都做出牺牲。对某些富裕国家而言，战争往往是发生在其他人身上或其他地方的事。对大部分人类历史来说，为了某种更大的东西牺牲自我、孩子或工作是正常的，因为征兵制度很平常。但很多国家在几十年前就已摆脱了这一处境，在这些国家，不久之前还可以理所当然地要求为了国家而冒险，牺牲自己及家庭成员的性命。也许，没有了这种更古老的责任形式，对家庭的责任感就会扩展并取而代之，以至于现在看起来为了事业而牺牲家庭变得不自然并且极端了。
在一九〇六年，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做了一个题为“战争的道德等价物”的演讲。詹姆斯说他渐渐意识到，像他这样的和平主义分子过去沉湎于对战争造成的流血、暴力与浪费的谴责之中，却没有看到这些论证根本没有触及对手的论点。“军事政党既不否认兽行、恐惧，也不否认花费，”他说，“它只是说战争自有价值，将人类本性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的话，战争是懦弱的自我的最好保护。”和平主义者们不能理解的是，促使国家进行战争的并不仅是卑鄙的征服与掠夺欲。生活在危急状态中的士兵是一个努力、奋发、勇敢的生命，随时准备着牺牲一切。对这样一个人而言，和平时期看起来可能是懒惰、软弱而堕落的存在，没有高于追求享乐的目标，在那样的时期，对人的要求就只剩下不要侵扰自己的邻居。“锐利和险峻哪里去了？对生活的蔑视哪里去了，不管是你自己的还是别人的？”詹姆斯想象着这个士兵这样问：“野蛮的‘是’与‘否’、无条件的责任哪里去了？”
詹姆斯觉得，在这一军事化的蔑视中有某种深刻而正确的东西。如果战争永远地结束了，必定会有其他同样可敬而困难的东西取而代之。这样的东西是不可想象的：为什么只有在战争期间人们才会为了某种更大的东西而甘冒生命危险呢？詹姆斯建议在和平时期征用苦工——“去挖煤矿与铁矿，开货运车，随十二月的渔船队出海，洗碗，洗衣服，擦窗户，修路，修隧道，去铸造厂，当司炉工人”——这样既绑住了这个国家的年轻人，也以某种方式对不平等（有人过着舒适的生活，有人深受贫穷的困扰）进行了纠正。既然人们会因祖国面临被征服的威胁而奋起抗争，那为什么不能被国家的不公正刺激从而奋起行动呢？他很纳闷。为什么战争年代的奉献精神、友谊和迫切不能嫁接在日常生活的道德上呢？
听说我在写作有关行善者的内容，有人对我说，难道他们不是精神上有病吗？过度的责任感在很多人看来似乎是一种疾病——一种自我惩罚的自虐需要，也或许是一种令人感到快乐毫无价值的抑郁。当然，那些遭受这类疾病的人必定过着阴暗、狭隘的生活，被责任所笼罩着，强迫自己总是想到他人的不幸并忍受自己的不幸。当然，他们必定终生都蜷缩在某个阴湿的办公室，在奔向下一个紧急任务之前吞咽一碗重新加热的面条。
事实上，有些行善者是快乐的，有些则不是。快乐的行善者之所以是快乐的，其原因与其他人没什么两样——爱、工作、目的。不同的是行善者的不快乐——不仅是由于爱或者其他日常东西的匮乏与羞耻感，还是由于知道了世界是充满不幸的，而多数人并没有真的注意到或关心，以及不管怎么努力他们都不能对以上两种情况做些什么。行善者缺少的不是幸福而是无辜。他们缺少那种对幸福的盲目，而这可以让多数人在多数时间对不可忍受之事关闭心扉。行善者迫使自己知道，并一直让自己知道，他们做的每件事都影响了他人，以及有时（虽然不总是）他们的快乐是通过别人的快乐得来的。记住了这一点，他们就将自己奉献给了一种无限的责任感了。
当然，任何活着或到三十岁还持有不可救药偏见的行善者，为了活下去都已学着习得一定程度的盲目。亚伦·皮特金在贩卖机旁边不再看挨饿的孩子，苏与赫克托·巴多决定不再收养第二十三个孩子，不管他有多绝望。行善者学会将他们的恐惧编纂成例行公事与他们能据此生活的一套习惯。他们知道为了保持头脑清醒，必须这样做。但这局部的盲目是有选择的、被迫的且相当没有说服力。行善者需要很强的承受力来看待这个世界上的不幸，他们感到对此有种做些什么的责任感，然后对自己说，我做的已经够了，现在我要闭上眼睛和耳朵，转过身去了。持久的行善者有很强的承受力。
这本书里提到的行善者都很持久。对很多人（和鸡）来说，很多事情因此得到了改善。所有这些行善者都在冒险靠近自毁的边缘，但他们在抵达之前又退了回来。他们要么发现了自己的限制并接受了它，要么就是幸运的。多萝西·格拉纳达并没有绝食而死或被敌军射杀，亚伦·皮特金并没有依旧无家可归或独自生活，茱莉亚·怀斯并没有坚持不孕，巴巴·阿美特并没有感染麻风病，他的孩子们也没有被豹子吃掉，普拉卡什·阿美特并没有被迫将自己的孩子切成片来救妻子，也没有被他养的动物咬死，金伯利·布朗-威尔的儿子没有在莫桑比克死于心脏病，她的女儿也没有被绑架，根本一彻没有过劳死，苏和赫克托·巴多保全了他们的家庭。但这些故事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有不同的结局。再往前多迈出一步，他们的奉献看起来就可能是疯狂或者残忍的。
行善者之所以不同于一般人，是因为他们愿意将自己的生活以及他们的家人同陌生人的需要进行权衡。他们愿意为了另一个而让其中一个冒风险。他们就像其他人一样，相信他们对家人负有责任，但他们并不画线来区分家人和陌生人。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将陌生人看得更重，而是他们记得陌生人也有生命和家人。当这些意愿只是导致有计划的牺牲时，那是一回事；当它导致破坏时，又是另一回事。事情最终会如何发展，部分取决于行善者的选择，但也依靠运气。道德判断似乎不应该依靠运气——你当然不应该因为某些无法控制的事受到责备，但事实上，运气一直都影响着道德判断。一个试图谋杀但未遂的人受到的判决与杀人成功者是不一样的。过行善者生活的某个人试着在不破坏自己身边人生活的前提下减轻陌生人的痛苦，也会因为成功与否而得到不同的评价。
要是人人都像行善者那样想问题，世界会是什么样？要是那快乐有用的盲目消失，突然人人都从理智上和实际上意识到这世上的全部苦难，世界会是什么样？要是人人都觉得有义务将自己的工作放在一边，对这世界上的苦难做些什么呢？要是人人都认为，比起减轻他人的痛苦，自主、自我表达、某种美或某种自由都不那么重要或急迫呢？要是人人都不再相信尽可能地保护家人、让家人过得舒适是他的责任，开始觉得他的家庭并不比别人的家庭更重要或更有价值呢？
如果人人都像行善者那样思考，这个世界就不再是我们的世界，取而代之的新世界将是完全不同的，几乎无法想象。人们谈论着要改变世界，但那通常并不是他们的本意。他们想要说的是，提供足够多的帮助，就可以少一些可避免的痛苦，人们也能够以一种体面的方式继续生活；他们并不是说要创造一个新世界，其中唯一的生活方式就是帮助别人。
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行善者的话，世界将和我们现在的世界相似，但会更糟。没有他们展示一个人如果下定决心，能够为陌生人做些什么，尝试的人就会更少。不是每个人都应该成为行善者，的确是这样。但正是这些古怪的、怀有希望的、强硬的、理想主义的、苛求的、让生命受到威胁的、无情的人有些过度的榜样让那些维护生命的品质得以更好地留存，这也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