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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死于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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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部清洁工蔡守江先生的死亡时间,也许永远是一个谜。

有自称目击者的村民说,21 日傍晚“天还亮着的时候”,上游冲下一阵两米多高的大浪,卷走了在大石头上困守多时的他。却也有前去搭救的人说,一直到夜里11 点多,借着路灯的余光,还能看到这个被困在水中间的男人,但12 点后,他就不见了。更何况,在大水之中,还不知道他究竟挣扎了多久,才真正放弃了抵抗。

无论如何,蔡守江已经9 天没有出现过了。在2012 年北京7 月21 日的那场暴雨中,他成为众多失踪者中的一个。即便再乐观的人,也不觉得他能生还。只是,直到现在,人们还没有找到他的尸体。

这个北京房山区孤山口村的60 岁农民,一生贫苦。他是个聋子,没有上过学,打了一辈子光棍,最后消失在洪水中。快乐这个字眼,在他的生命中总是稍纵即逝,就像眼前这条刚刚被山洪侵袭过的荒废河道,乱石嶙峋,电线杆子和各种杂物遍布其间,却找不到什么亮色。

但他给家人留下的悲伤却是永恒的。9 天后的早晨5 点多钟,天刚蒙蒙亮,他的嫂子郑志杰带着我爬上那块大石头,举目四望,突然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哭声。

“节哀。”我拍着她的肩膀,不知该说什么。

“老江,你托个梦,嫂子就找你去。找着了把你埋了,有个坟头,嫂子也有地儿哭你去。”她捂着脸抽泣着,从指缝中漏出这么一句话,又嚎哭起来。

21 日下午1 点多,天刚刚下起雨,蔡守江突然从外面回来了。

他和哥嫂打了声招呼,就进了90 岁的老父亲蔡莲弟住的北屋。这间房是上世纪70 年代盖的,木头已经发黑,下雨就漏水。担心房子哪天就塌了,蔡家还找了根大木头,顶住了屋顶。

那天下午,他看天色像是要下雨的样子,就跑到供销社买了双新雨鞋,特意给老父亲送来。老父亲的身体一直不好,他怕老人的脚沾水。把雨鞋递给父亲,两人坐在炕上说了会儿话。

没人知道,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蔡守江和父亲聊了些什么。没多久,他就起身离开,要回村部上班。

“要下大雨了,你就别去了。”郑志杰喊他。

蔡守江耳聋,没听见,拉开门径直出去了。从此没再回来。

这天下午,雨越下越大,“就像天上往下倒水”。到了4 点多钟,孤山口村路上的水已经漫到了齐腰深。蔡家也进了水,郑志杰把父亲搀扶到了平日里她住的西屋。老父亲长吁短叹,替二儿子担心,说他耳朵聋了,也不知道有没有事。郑志杰安慰他,然后找了一个脸盆,往外舀水。

不是没想过出去找蔡守江,但郑志杰走到门口,“就被浪打回来了” 。这些住在山里的村民,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大的水,浪头一个个打过来,漫到了胸口,站也站不稳,她只能退回屋里。

家人并不知道,在几百米外的村部,蔡守江已陷入绝境。

村部建在路旁一条荒废了数十年的河道上,蔡守江住最北头的警卫室。那天的暴雨,引发了山洪,洪水顺着河道呼啸而下,很快就吞没了村部。

有目击者看到,当水漫到窗户下方时,蔡守江才踉踉跄跄地从屋子里跑出来。此时,村部已成水中孤岛,他只能爬上村部旁边的一块大石头。

大约下午5 点钟,来村子里帮人盖房的铲车司机邓占江,正在村部对面的屋顶上躲水,他看到了大石头上的蔡守江正在挥手呼救。

他大喊一声:“水里有人!”赶紧跑下楼,发动了车子。另外一个工友魏国成也尾随而来,爬进了铲车的车斗里。

水已经淹到了驾驶室的下方,车斗里也全是水。邓占江小心翼翼地操作着铲车,靠近蔡守江,但离着还有十来米,一根突然倒下的电线杆挡住了去路。车子过不去,又担心有电,他只能退了回来。

一辆碰巧路过的消防车也加入了救援,但水越来越大,车子被冲翻了,消防员们只能敲碎玻璃,从车窗里爬出来。

没人能救得了蔡守江,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对着岸边挥手。

天色渐暗,这个老人的身影也一点点被夜色吞没。邓占江说,夜里11 点多的时候,他还隐约看到蔡守江,但12 点后,人就不见了。

但有另一个目击者告诉郑志杰,他看到,天色还亮着的时候,一阵大浪拍过,蔡守江就消失在洪水之中。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回忆起9 天前发生的这件事,郑志杰轻叹一声。山村夜深,当事人轻声细语,时而抽泣,没有抱怨,只是静静等待。来访者失魂落魄。屋子里的凝重和悲伤,大得几乎要将人心压碎。

出生没多久,蔡守江就差点死了。

他出生于1952 年6 月。那年7 月,他突然发起高烧,家里无钱医治,束手无策。几天后他挺了过来,但耳朵已经烧坏,几乎听不见声音,好在后来学会了说话。

因为聋,他没有上过学。同龄人上学时,他在山上劈柴、放牛、割猪草。他只认识十几个字,其中还包括自己的名字。年轻时,他靠在村里帮人做些杂活度日。他曾经试图到邻村打工,但对方一看到他是聋子,就不敢要他。

前些年,他身体还算好,能干些体力活,一天能赚个百八十块。

但这几年,岁数大了,干不动了,他就只能在村子里为邻居们掏掏粪坑,一次赚个二三十块钱。

在邻居们的印象中,这个聋老头个头不高,身高170 厘米左右,沉默寡言,却逢人便笑,然后习惯性地摸摸头。他干活勤快,掏过的粪坑总是干干净净,自己那一亩玉米地,也厘得横平竖直。村里种过田的老人,提起这事儿就竖大拇指。

他生活节俭,从来没买过新衣服,身上那些补丁摞补丁的衣服裤子,都是邻居们不要了送给他的。他不喝酒,不舍得花钱买烟,只抽自家地里种的烟叶子。对他来说最奢侈的事情,就是每个月到市场上割一条窄窄的猪肉,回家炖着吃。

他几乎没有出过村子。最远的一次是2010 年,郑志杰带着他去十多公里外的良乡医院办残疾证。坐两块钱的公交车,他都心疼了好久。但郑志杰也注意到,在公交车上,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窗外事物,眼前这些旁人熟视无睹的场景,对他而言都是新鲜事。

他省钱是为了娶媳妇。大约五六年前,经人介绍,他从门头沟花钱“买”了一个媳妇。结婚当天,老父亲高兴得合不拢嘴,不怎么喝酒的蔡守江,那天晚上喝了两瓶白酒,还高兴地哼起曲子。

在郑志杰的回忆中,这是小叔子为数不多的快乐时刻。但两天后,这个嫁过来的女人卷着几千块钱,突然消失了。他回门头沟找了两次,也没找着。

有人劝他报警,这个聋子不说话,蹲在地上磕着旱烟袋,半响才憋出一句话:“算了,都不容易。”

旁人看来,蔡守江一切如常。但郑志杰知道,有些东西已经变了。以前,蔡守江喜欢看电视剧,时不时“嘿嘿”两声,从那事以后,他再也不看了。“心死了。”她说。

这个世界上唯一能让蔡守江眷恋的人,也许只有他的老父亲蔡莲弟。蔡家有两兄弟,四个姐妹,生活都不宽裕。蔡守江是唯一没成家的,他便承担了大部分赡养老人的义务。“他心好,平时总唠叨哥哥儿女多,自己能多担待就多担待。” 郑志杰说。

父子俩感情很好,每到换季,蔡守江就把节省下来的钱给父亲买新衣服。一有空,他就到父亲床前,两人连比划带吼地说上一阵子话。21 日那天,他除了给父亲带了双雨鞋,还塞给哥哥2000 块钱,嘱咐哥哥给父亲买药吃。天知道,这笔钱他要存多久。

这些天,得知二儿子被水冲走的消息,蔡莲弟受了刺激,半身不遂。9 天后,当我们找到郑志杰时,她的丈夫蔡守金带着老人去住院了。偌大一个院落,只留下了她一个人。

她带着我走进老父亲住的北屋,人去屋空,炕上一片狼藉,一把马尾拂尘静静躺在枕边。这把拂尘,是平日里蔡守江为老父亲驱赶蚊蝇用的。她拿起拂尘看着,突然掩面哭泣。

蔡守江还留下了一个旧账本,里面密密麻麻地记载着每个月的进账。“杂活60 元”,“掏粪20 元”……类似的字眼随处可见。

进账最多的一个月,他的收入是1200 元。

翻到最后一页,是2010 年,他借钱和人盖新房,每笔欠账都是数千元,他都记着,准备以后慢慢还。

如果不是大队扒了蔡守江的新房子,他本不会死。

2010 年春天,郑志杰的女儿结婚,家里越来越不够住。蔡守江和亲戚朋友们借了六七万块钱,在自家的地里盖了座新房。

包工头杨福(化名)说,为了节省工钱,蔡守江不愿意多请工人,自己也跟着干活,和工人们一起睡在工地里,夜里轮流起来看材料。

两个月后房子盖好,上了门窗,他摸着墙壁,咧着嘴笑了老半天。

但蔡守江还没住进新房,大队派的扒房队就来了。

大队给蔡家的理由是,在这片土地上盖房子的批文,二十多年前就过期了。现在这块地是农用土地,禁止盖房。

扒房子那天,蔡守江躲在屋子里不肯出来,十几个年轻人一拥而上,把他拉出了房门。铲车冲向房子,一阵尘土过后,新房子就成了一片瓦砾。郑志杰记得,小叔子蹲在地上,直勾勾地盯着废墟,谁叫他都没反应。

第二天,蔡守江就到村部要个说法。可他老实,不会发火,只知道坐在村长办公室门口,一坐就是一天,不吃不喝,动也不动。

时间长了,村里也怕出事,就和蔡守江商量,给他一个村部清洁工的工作,打扫和收拾各个办公室,一天10 块钱。村里还给他在村部警卫室里安排了一个床位。他似乎对这份新工作很满意,每天都把村部的卫生打理得井井有条,村干部上班前,他就把所有的暖壶都冲上水。这份细致,就连村里正式的清洁工都自叹不如。

只是,常有人看到,一有空,蔡守江就会回到那座新房的废墟里,坐在砖头上,抽着旱烟,一声不响。

21 日下大雨那天,村干部先下班了。据说,有人曾叫蔡守江回家,但他的回答是:“不能走,拿了村里的钱,就要给村里干活。”

他终究没能拿到那10 块钱。几个小时后,一阵浪头便带走了他。

现在,大水已经退去,蔡守江生前住的警卫室里,地上一层没脚跟的淤泥,床和衣柜七倒八歪,水线到了窗户上半截。只有几件挂在门后的旧衣服,证明他曾经在这里生活过。

蔡守江被大水冲走后,村里也发动过村民寻找,但沿途的河道都积上了厚厚的淤泥,下游还是个大水库,搜索了数天,还是一无所获。

陈宝存是参与寻找的村民之一,他和蔡守江是“从小一起光屁股长大”的发小。得知消息后,他拿上家里的蓝色充气床垫,用几块胶合板粘在一起当桨,每天都到水库上划上一个多小时,搜遍了各个角落。

船行水上,他有时也会想起过去一些记忆的片断。和蔡守江一起放牛,用石头丢他,他也只是咧嘴笑笑,从不生气。长大后,两人一起看菜地,煮碗菜粥两个人分着吃,然后躺在棚子里,聊着以后娶媳妇的事。

“我这老哥人好,可怎么就这么命苦啊。”他说,“就是把天翻开了,我也要想法子找到他。”

“如果找着了,会办葬礼吗?”我问他。

“办,得好好办。”他说。

但郑志杰并不这么看,“家里穷,办不起。”更何况,蔡守江打了一辈子光棍,按照村子里的习俗,死了也埋不进祖坟,只能在荒山野岭处找个风水还算好的地方,给他立个坟头。

头七那天,郑志杰叫上了村里的几个姐妹,带上纸钱,还买了两盒五块钱的烟,到大石头前祭拜蔡守江。她把烟插进土里,一根根点上,嘴里念叨:“你苦了一辈子,死了才抽上纸烟。抽就抽了,你倒是让我们找着你啊。”

这个女人想过很多种可能性:也许,小叔子的尸体被厚厚的淤泥盖住了;也许被冲到了下游的水库里,还漂在某个无人发现的角落;甚至,“早就被石头和树杈撞散了,找不到完整的”。

但她还是没有死心。每天晚上睡觉前,她把院子的门关好,却不愿意关灯。每当有风吹动某个物件,或是雨水打在门板上,声音略大些,院子里的狗轻吠数声,她就会披衣起来看看,好像蔡守江回来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