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世界充盈着各种声音
我们的世界比任何人的更美好
虽然我们受苦，虽然我们自相残杀
虽然我们有时无法随风而行
我们是美丽的种族
怀着来自非洲的幻想
随处有面具、舞蹈和自信满满的歌
带着非洲的眼鼻和手臂
虽然我们在灰色的枷锁中匍匐
在永冬之国生活
我们向往的依然是太阳
——阿米利·巴拉卡
在你出生前不久，我有一次被乔治王子郡的警察拦下——哥伦比亚特区的所有诗人都曾警告过我要提防这个郡的警察。他们从车两边包抄过来，车窗玻璃上闪耀着手电光。他们拿走了我的证件，回到巡逻车上。我坐在那里，满心惊恐，想起了老师们的警告和我在新闻报道里看到的关于乔治王子郡警察的事。我知道PG郡警察杀死了埃尔默·克莱·纽曼，然后声称他自己把头撞在了监狱的墙上。我知道，他们枪杀了加里·霍普金斯，却说他想要抢警察的枪。我还知道他们把弗雷迪·麦卡洛姆打得视力模煳，却将这一切归咎于塌陷的地板。我读过新闻报道，这些警察闷死机修工、枪击建筑工人、把嫌疑犯的身体甩出撞碎商场玻璃门。我还知道，他们经常这样做，就像被一个看不见的宇宙时钟的秒针推动。我知道，这些警察向行驶的车辆开枪，朝手无寸铁的人开枪，从人背后开枪，然后声称最先受到枪击的是他们自己。这些枪手被调查，然后脱罪，并很快回到街头，于是更加胆大妄为，再次开枪。在那一阶段的美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警察局比PG郡的更频繁地开枪。联邦调查局进行了很多调查——有时一个星期内就启动了多个。但警察局长还是得到升迁。我坐在车里，身处他们的控制之中，脑子里回想着这一切。也许在巴尔的摩被枪杀会更好，因为那里有街头正义，有人会让凶手付出代价。但是这些警察掌控着我的身体，可以为所欲为，就算我有机会活着解释他们对我做了什么，这种投诉也是毫无意义的。警察回来，把驾驶执照还给了我。他对这次截停没作任何解释。
9月，我看到《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说PG郡的警察又杀了人。我忍不住去想，那个人也可能是自己，我抱着你——当时你只有一个月大——我知道倘若如此，那不可能是我一个人的事。我浏览了标题——他们的暴行在那时似乎司空见惯。第二天又有报道，我多看了几眼，注意到遇害者是霍华德大学的学生。我想，我也许认识他，但没有多想。第三天的报道配上了图，我扫过那张脸，立即集中了注意力，我发现是他。他穿得很正式，好像要去参加高中毕业舞会，他的青春像在琥珀中凝固了。他棕色的脸瘦削、帅气，在那张脸上，我看到了普林斯·卡门·琼斯开朗而随和的微笑。
我不记得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我想我跌跌撞撞地退了几步。我想我告诉了你母亲这个新闻。我想我给雷鬼辫女孩打了电话，问她这是不是真的。我想她尖叫了起来。我真切地记得我的感受：愤怒，以及巴尔的摩西区的古老引力——使我在学校、街头和整个空间陷入困境的引力。普林斯·琼斯挣脱了这种引力，但他们还是抓住了他。虽然我已经知道，自己不会相信警方的任何借口，但还是坐了下来，继续阅读这篇报道。报道没提供什么细节。他被一个PG郡的警察枪杀，但事发地不在PG郡，甚至不在哥伦比亚特区，而是在弗吉尼亚州北部的一个地方。普林斯开车去看他的未婚妻。他被杀的地点离未婚妻的家只有几码远。普林斯·琼斯被杀的见证人只有凶手自己。警察声称普林斯要用自己的吉普车撞他，我知道检察官会相信他。
几天后，你母亲和我驾车带你去华盛顿，让你卡米拉阿姨照看你，而我们则去霍华德大学校园里的兰金教堂参加普林斯的葬礼。在那个教堂里，我曾惊奇地听着无数社会活动家和学者——约瑟夫·洛维利 [59] 、康奈尔·韦斯特 [60] 、加尔文·巴茨——在讲坛上布道。我在葬礼上一定遇到了很多老朋友，虽然我记不清究竟都见到了谁。我记得的是，所有人都在诉说普林斯对宗教的热忱，他对基督与他同在的坚定信念。我记得看到校长起立落泪。我记得琼斯的母亲梅布尔·琼斯医生说，儿子的死将促使她走出安逸的郊区生活，投身于社会活动。我也听到有几个人请求宽恕射杀普林斯·琼斯的警察。我只能模煳地回忆起这些事。但是我知道，我一直感到，自己与族人的悲痛仪式隔着一段距离，那时我一定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宽恕警察的说辞没有打动我，因为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也已经朦胧地感觉到，普林斯不单单是被一个警察杀死的，他的死亡更应归因于他的国家，以及建国以来作为它标志的所有恐惧。
现在，“警界改革”这个词已经流行起来了，我们公共任命的守护者吸引了上至总统、下至黎民的关注。你可能也听到过关于多样性、敏感性训练 [61] 和执法记录仪的讨论。这些措施当然是好的，也是有用的，但它们低估了任务的复杂性，同时也让这个国家的公民假装他们与受命保护他们之人的态度真的有所不同。而真相是，警察淋漓尽致地反映了美国的意志与恐惧，反映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刑事司法政策的理解，不能说是专制的少数人强加于人的。伴随这些政策而来的权力滥用——包括监狱国家的扩张、对黑人的随意扣押、对犯罪嫌疑人的虐待——是民主意志的产物。所以，挑战警察就是挑战那样一些美国人，正是他们把人们丢进满是恐惧的聚居区，迫使那些自信是白人的人逃离城市，躲进美国梦。警察的问题不在于警察是法西斯猪，而是我们的国家正被一群多数派的猪统治。
在兰金教堂参加仪式的时候，对此我已有所了解，虽然还不能明确地表达出来。所以，是不是原谅杀害普林斯·琼斯的凶手在我看来并不重要。凶手的行为是他所在国家的整体信念的直接体现。我是在清醒的环境里长大的，不相信基督教的上帝，所以，我并不认为普林斯的死有什么超越性的意义。我相信，至今依然相信，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的自我，我的灵魂是神经元和神经间的电流，我的灵魂就是我的肉体。普林斯·琼斯是独一无二的，他们摧毁了他的身体，烧焦了他的肩膀和手臂，撕开了他的背，搅碎了他的肺、肾、肝。我坐在那里，相信生命只有一次，相信身体只是一堆血肉，感觉自己是个异教徒。对于摧毁普林斯·琼斯身体的罪行，我不奉行宽恕。当聚集的哀悼者们低头祷告，我感觉到了与他们的隔膜，因为我相信虚无的东西无法给我答案。
几个星期过去了。令人作呕的细节慢慢浮出水面。那名警察是个臭名昭著的骗子。一年前，他利用虚假证据逮捕了一名男子。检察官被迫撤销了这个警察参与的所有案件。那名警察被撤职、复职，然后回到街头继续工作。现在，更多的报告让我们了解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那名警察打扮成卧底毒贩。他的任务是去抓一个身高5.4英尺，重250磅的家伙。我们从验尸官那里得到的数据是，普林斯的身高是6.3英尺，体重为211磅。我们知道，那个遭追捕的人后来也被抓住了。对他的指控之后被撤销。但这一切都无关紧要。我们知道，警察的上司派他从马里兰州出发，经过哥伦比亚特区，一直跟踪普林斯到弗吉尼亚州——在那里，警察朝普林斯开了好几枪。我们知道，这个警察在对普林斯掏出枪时没有佩戴警徽。我们知道，这个警察声称他之所以开枪是因为普林斯想要开吉普车撞他。我们知道，受命调查这起枪击案的机构几乎没有对这个警察进行过任何调查，却穷尽一切手段来调查普林斯·琼斯。调查的结果没有解释，为什么普林斯·琼斯会从一个充满抱负的大学生，突然就变成了一名警察杀手。而这个警察，手握大权，却承担微小的责任。他没受到任何指控。他没受到来自任何人的任何惩罚。他又一次回到了工作岗位。
有很多次，我想象自己，像普林斯一样，被一个身着罪犯衣服的人穿过好几个司法管辖区跟踪。我害怕，因为我知道，在离家几英尺远的地方，当我面对这样一个人，他掏出枪来的时候，自己会做什么。你的外祖母说，照顾好我的孩子，她的意思是，照顾好你的新家庭。但是，我现在知道，我“照顾”的界限、能力的范围受制于一个如弗吉尼亚州一样古老的敌人。我想到了在黑人麦加看到的所有美丽的黑人，他们所有人的差异，他们所有人的发式，他们所有人的言语，他们所有人的故事和故乡，他们所有人光辉夺目的人性，但没有一样可以帮助他们摆脱被掠夺的印记和我们独自承受的引力。然后，我突然想到，你也无法幸免，有些很糟糕的人对你觊觎已久，我无法阻止他们。普林斯·琼斯的遭遇让我恐惧到极点。如果他，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社会精英的孩子，“加倍优秀”信条的守护圣徒，都难逃厄运，谁还能逃脱？掠夺不仅针对普林斯一人。想想所有在他身上倾注的爱；想想蒙台梭利教育和音乐课训练；想想为了送他去参加橄榄球比赛、篮球比赛和少年棒球联盟烧掉的汽油和磨损的轮胎；想想为安排在家过夜的聚会而花去的时间；想想生日聚会的惊喜，托儿所和对保姆的小心监督；想想他读过的《世界百科全书》和《儿童百科全书》；想想为拍摄家庭照片开出的支票；想想为度假刷掉的信用卡；想想足球、科学实验用品、化学实验装置、赛马场和火车模型；想想所有的拥抱，所有的亲密玩笑、习惯、问候、名字、梦想，所有共享的知识和能力——以及一个黑人家庭注入这骨肉之躯之中的一切。想想这骨肉之躯被夺去，在水泥地上分崩离析，它所有神圣的内涵，所得到的一切，归于尘土。想想你的母亲，她没有父亲；你的祖母，被她的父亲抛弃；还有你的祖父，被他的父亲遗弃。想想普林斯的女儿，沦入悲伤的人群，失去了出生后应有的权利——她父亲的血肉，蕴含着二十五年深爱和她祖父母全部投入的身体，本应可以成为留给她的遗产。
此刻，在夜里，我抱着你，那种笼罩着几代美国人的恐惧感攫住了我的心。此刻，我由衷地懂得了我的父亲和常挂在他嘴边的那句话：“就算我不打他，那些警察也会打他。”我完全明白了它的含义——电缆线、电源线和仪式性的鞭打。黑人爱他们的孩子，那是一种近乎痴迷的爱。你是我们的一切，你来到我们身边，也来到了危险之中。我想，比起让你死于美国街头，倒不如我们亲手将你杀死。这是身体毁灭的哲学，是无力控制者、无力保护者的哲学，他们不但害怕身边的罪犯，更害怕拥有道德权威、高高在上的警察。在你出生之后，我才懂得了这种爱，才懂得了母亲紧握我手的深意。她知道星系本身就可能会杀了我，我所有的一切都可能被粉碎，而她付出的一切会像便宜的酒一样洒在路边。没有人会对这种破坏负责，因为我的死不是哪个人的错，而是我那不幸却无可避免的“种族”闯的祸。看不见的神发出不可理喻的命令，将“种族”强加给这个无辜的国家。没人可以传唤地震。台风不会在起诉书的命令下转向。他们让杀死普林斯·琼斯的凶手回去工作，因为他根本就不是凶手。他是自然的力量，无助地执行着我们这个世界的物理定律。
整个事件把我从恐惧逼向了愤怒，那时怒火在我胸中燃烧，现在它激励着我，在未来的日子里也会一直燃烧下去。我还有我的记者事业。此刻我的回应是，写作。能写作是幸运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得强饮苦酒，还要笑脸以对。我写文章反映乔治王子郡警察的历史。从未有什么事情对我来说如此重要。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杀死普林斯·琼斯的警察是黑人。授权这个警察杀人的政客也是黑人。黑人政客中的很多人也是信奉“加倍优秀”的，他们却无动于衷。怎么会这样？我好像又回到了穆尔兰德——斯平加恩研究中心，被巨大的神秘所召唤。但那时我已经不需要什么借书证了；互联网已经成为做研究的得力工具。这对你来说一定很新奇。在你一生中，不管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键盘上敲出，看着它出现在一个公司标志下的矩形区域里，几秒钟之后你就可以欣喜地获得一大波可能的答案。我依然记得那个年代，人们仍在使用打字机，康懋达64型计算机刚刚问世，一首你喜爱的歌曲在电台里播放后就再也不会出现。我至少有五年没有听到玛丽·简女孩唱她们的《整晚》。对我这样的年轻人来说，互联网的出现不啻发明了太空旅行。
我对普林斯·琼斯案的强烈关注，打开了一扇认识新闻、历史和社会学世界的窗户。我打电话给政客们，向他们提问。我得到的回答是，乔治王子郡的公民经常向警察求助，而不是抱怨暴力执法。他们还说，乔治王子郡的黑人过得很舒适，对犯罪“不太耐烦”。我在穆尔兰德——斯平加恩中心做研究、遍览黑人社会内外的各种争论时，就读到过这种理论。我知道这就是那些理论，即使它们出自黑人口中；我知道这就是那些为我身边出现的徒刑提供了正当性的理论；我知道这就是那些为聚居区和各种项目的建设提供了依据的理论；我知道这就是那些认为黑人身体的毁灭是为维护秩序付出的偶然牺牲的理论。根据那些理论，“安全”是比正义更高的价值，也许它才是最高价值。我明白。如果在巴尔的摩，有一队警察——我的国家和社区的公务员——在我去学校的路上巡逻，那该多好！那里没有这样的警察，每当我看到警察的时候，就意味着有麻烦了。一直以来，我就知道，有些人生活在美国梦里，对他们来说，讨论的主题就会非常不同。他们的“安全”是指学校、文件和高楼大厦里的安全。我们的安全却掌握在那些拿着枪、蔑视我们的人手中，因为派遣他们的社会蔑视我们。
缺乏安全感限制你对星系的认知。比如，我从没想过，我可以甚至应该希望去纽约生活。我的确喜欢巴尔的摩。我喜欢查利·鲁多运动品商店和蒙道敏商场的走道促销活动。我喜欢和你叔叔达马尼坐在前廊等待弗兰克·希演奏《改变就在今天》。我一直以为大学毕业后，我注定要回到家乡——但是，原因并不仅仅是我喜欢家乡，而是我对自己的未来没有更多想象。这匮乏的想象力要归因于我身上的枷锁，即便如此，我们中有些人还是很有见识。
我在黑人麦加认识了很多这样的人——比如你叔叔本，他在纽约长大，这让他感觉自己是游弋于海地人、牙买加人、哈西德派犹太人和意大利人之中的非裔美国人。还有像他一样的其他人，他们从老师、阿姨或兄长那里得到帮助，在年幼时有幸窥见墙外世界，长大成人后想要看到全景。和我一样，这些黑人感到，他们可以在一念之间夺回自己的身体，但这也导致他们的另一种恐惧，驱使他们走向宇宙。他们在国外留学。我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样做。但也许我总是感觉到我很容易沉沦。也许这解释了我对每一个女孩的爱，因为我所爱的每一个女孩都是通往别处的桥梁。与我相比，你母亲对这个世界更为了解。因为文化，因为电影《挡不住的来电》、《蒂凡尼的早餐》和《上班女郎》，也因为纳斯和武当派的音乐，她爱上了纽约。你的母亲每找到一份工作，我就偷偷摸摸跟过去，因为在那个时候，纽约没有谁会为我写的这些东西付钱。我也做了一点小贡献，校对一张专辑或一本书，每年的收入够付一两张电费账单。
我们是在距2001年9月11日还有两个月时来到纽约的。我相信，那一天身在纽约的所有人都会有自己的故事。我的故事是这样的：那天晚上，我和你的母亲、查纳阿姨、查纳阿姨的男友贾马尔站在一幢公寓楼的屋顶。然后，就在那个屋顶上，在我们谈话的时候，眼睁睁地看着那一幕发生了——巨大的烟雾笼罩了曼哈顿岛。每个人都听说熟人的熟人失踪了。但看着美国的废墟，我的心是冰冷的。我有我自己的灾难。杀死普林斯·琼斯的警察，像所有用警惕的目光监视着我们的警察一样，是美国公民的利剑。我不认为每一个美国公民都纯洁无瑕。我与这个城市的步调并不一致。我不停地在想，为什么曼哈顿南部对我们黑人来说一直是归零地 [62] 。他们曾在那里拍卖我们的身体，就在那片被炸毁的、名实相符的金融区。那里还曾有一片为被拍卖的身体准备的墓地。他们利用墓地的一部分创建了商场，后来又试图在另一部分建一座政府大楼。一群正直的黑人阻止了他们。我还没能将这一切归纳成为自圆其说的理论。但我确实知道本·拉登绝不是第一个将恐怖带到纽约这个区域的人。我从未忘记这一点。你也不应忘记。在之后的几天里，我看到四处飘扬着荒诞的旗帜，彰显著消防员的英勇气概，遍布神经紧张的口号。该死的一切。普林斯·琼斯死了。那些告诉我们要做个好人的人，若无其事地向我们开枪。该死的古老恐惧把为人父母的黑人丢进恐怖之中。该死的，那些打碎神圣躯体的人。
我看不出杀死普林斯·琼斯的警察和在“9·11”事件中死去的警察或消防员之间有什么区别。在我看来，他们不是人类。无论他们是黑人、白人或其他种族，都是自然界中的威胁；他们是火、彗星、风暴或者任何可以——无缘无故——毁灭我的身体的东西。
我最后一次看到普林斯·琼斯生龙活虎的样子，是在一个博物馆里。他站在我前面。那时，我感到他的死只是一个可怕的梦。不，是一种不祥的预感。但我那时仍有机会。我应该警告他。我走过去，捶他一拳，感受黑人麦加里的温暖和氛围。我想告诉他一些什么。我想说——小心掠夺者。但当我张开嘴的时候，他却摇摇头，转身走开了。
我们住在布鲁克林的一间地下室里，我怀疑你都已经不记得了，它与你叔叔本和他的妻子亚娜阿姨的家在同一条街上。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十分艰难。我记得从本那里借了两百美元，感觉像借了一百万。我记得你祖父来纽约，带我去一个埃塞俄比亚餐厅就餐，之后我送他去西四街地铁站。我们互相道别，正要离开。突然，他叫我回去，好像忘记了什么事情。他递给我一张一百二十美元的支票。不管我们的谈话是为了什么，我告诉你这些，是因为你一定要明白：我并不是一直宽裕，却从不孤单——始终有亲人朋友在我身边。我的父母不比任何人的逊色。我的兄弟在大学里一直关照我。我有黑人麦加指引我。我的朋友会为了我冲向行驶的公交车。你要知道，有人爱我，即使我没有宗教信仰。我也爱着众人，这份博爱与我对你的特别的爱直接相关。我记得那些星期五的晚上，我们坐在本的门廊上，喝着杰克丹尼威士忌，讨论着市长竞选和一触即发的战争。好几个星期，我处在漫无目的的状态。我向很多杂志投稿，都没有被录用。你查纳阿姨又借给了我两百美元；我的钱都被调酒师学校诓去了。我为公园坡的一家小熟食店送餐。在纽约，每个人都想知道你的职业。我告诉他们：“我在努力成为一个作家。”
有时候我会坐地铁去曼哈顿。那里遍地黄金，金钱在小酒馆和咖啡馆间流淌，金钱鞭策着人们，在宽阔的街道上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前进，金钱吸引着来自各个星系的人穿梭在时代广场，金钱在石灰岩和褐石岩建筑里，金钱在西百老汇大道上，在那里，白人摇摇晃晃地走出酒吧，轻晃着手中的玻璃酒杯，没有警察过问。我看到这些人在夜店烂醉如泥，狂笑不止，和跳霹雳舞的人滋事打架。他们在斗殴中也会被打败或受辱。但过后，他们击掌大笑，叫来更多啤酒。他们肆无忌惮。我不懂，直到我看见大街上的景象。在大街上，我看到白人父母推着加宽的婴儿车，穿着T恤和慢跑短裤，在哈莱姆区的林荫大道上尽显高雅。我还看到，父亲和母亲尽情谈笑，孩子们则霸占着人行道，骑着单车玩耍。星系属于他们，我们的孩子接受的观念是恐怖，我看到他们的孩子接受的观念是一切尽在掌握。
我记得用婴儿车推着你去纽约的另一些地方，比如西村，几乎完全是因为直觉上我认为你应该见识更多，但我记得自己感到不自在，好像我借了别人的传家宝，好像我在用假名旅行。那个时候，你开始学说话，开始感受这个世界；我美丽的棕色皮肤的孩子，你很快就会懂事，会明白星系的法则和所有灭绝事件，会明白你在这些事件面前更容易成为受害者。
有一天你会成为男子汉，我再也无法弥合你和你未来的同龄人及同事之间的鸿沟。他们也许会试着说服你，我知道的一切、与你分享的一切只是虚幻，或者不必再讨论的遥远过去。我也不能从警察，从警察的手电、大手、警棍和手枪下把你救出。普林斯·琼斯被警察杀死，杀死他的警察原本应该是他的卫士。普林斯·琼斯始终与我同在，也将与你同在。
在那些日子，我会从住处走出来，转上弗拉特布什大道，我的脸像墨西哥摔跤手的面具一样绷紧，目光从一个角落瞟到另一个角落，我的胳膊放松下来，随时备战。持续的戒备，让我们付出了无以计数的精力，缓慢地腐蚀着我们的精神。这是我们的身体快速崩溃的原因之一。所以，我不仅害怕这个世界的暴力，也害怕为了保护你而设计的规则。因为这些规则把你的身体扭曲以塞进城市的建筑，扭曲以获得同事的重视，扭曲以避免给警察上前的借口。我一生都在听人们告诉黑人男孩女孩要“加倍优秀”，也就是说接受事倍功半的结果。这些话说出时带着宗教神圣的表象，好像它们代表了一种不可言说的品质，一种捉摸不透的勇气。而事实上，它们所代表的只是指着我们眉心的枪和口袋里的手。我们就是这样失去了我们的温柔。它们就是这样偷窃了我们微笑的权利。没有人告诉那些骑着小三轮车的白人小孩要“加倍优秀”。我想他们的父母会告诉他们要加倍索取。在我看来，我们自己的规则让掠夺变成了四倍。也许，被划入黑人这个种族就意味着不可避免地被剥夺大量时间，因为我们要花时间准备戴上面具，而且接受事倍功半的结果，而这些时间没人补偿。这一发现让我吃惊。对时间的掠夺不是以生命计算，而是以时刻计算。这是最后一瓶酒，你刚刚打开但没有时间喝。这是她与你告别的最后一吻，你却没有时间体会。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大量的第二次机会，而对我们来说则意味着一天只有二十三个小时。
一天下午，你母亲和我带你去看一所幼儿园。园方带我们来到一间宽敞的体育室，里面满是活泼可爱的各种族的纽约儿童。小孩子们又跑又跳，打着滚。你只看了他们一眼，就挣脱我们，加入混乱的队伍。你从不怕人，不怕被拒绝，我一直都羡慕你这一点，也因为这个为你担心。我看着你蹦蹦跳跳，与这些陌生的孩子嬉闹，却不知道我心中压下的重石，我感到我应该拉住你的胳臂，把你拽回来，告诉你，“我们还不认识这些人！别疯玩！”但我并未这样做。我也在成长，即使我不能准确地说出我的痛苦，但我还是知道这痛苦没什么高尚可言。现在我知道我的训诫意味着什么——一个四岁的孩子应该小心、谨慎、精明；我是在给你的快乐设限；让你对时间的损失认命。勇敢正是星系的主人给予他们孩子的东西，现在，当我拿这份勇敢来对比我的恐惧，我深感羞愧。
纽约本身是另一个光谱。我在霍华德大学看到的丰富的多样性仅限于黑人内部，而纽约却把它扩大到了整个都市。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不一样的东西等着你。在联合广场，非洲鼓手聚集。死气沉沉的摩天大楼在夜晚会恢复生机，周遭满是售卖小桶啤酒和韩国炸鸡的小餐馆。这里有黑人姑娘配白人男孩，黑人男孩配华裔姑娘，华裔姑娘配多米尼加男孩，多米尼加男孩配牙买加男孩……以及其他所有可以想象到的组合。我穿过西村，惊叹于客厅般大小的餐厅，我发现这种私密性赋予顾客智识上的优越感，似乎他们因为一个玩笑而开怀，而世界上的其他人却需要十年才能领悟。夏天是迷幻的——整个城市成为时装秀的舞台，大道变成年轻人的T台。这里有我从未感受过的热度，这种热度来自高楼大厦，以及挤在地铁车厢、酒吧、小餐馆、咖啡馆的数以百万计的人。我从未见过如此多姿多彩的生活。我也从未想象过人与人之间可以如此千差万别。这里是每个人的麦加，所有人的麦加叠加成一个城。
但当我下了地铁，回到我的街区，回到我的弗拉特布什大道，或我的哈莱姆区，恐惧依旧无处不在。这里的男孩和我小时候认识的那些男孩跳着同样的博普舞，投以同样的冰冷眼神，遵行同样的规则——我一生都不能忘却的规则。如果说纽约与巴尔的摩有区别的话，那就是，我们在波多黎各人和多米尼加人中有更多浅肤色的同胞。但他们的习惯也没什么不同，走路和击掌的样子我都很熟悉。所以，我发现自己每天都穿行在几个不同的纽约之间——活力四射、冷酷无情、遍地黄金，有时兼而有之。
也许你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到上西区去看《哈尔的移动城堡》。你那时快满五岁了。电影院里的人很多，我们出来后乘扶梯一层层下楼。我们走出电梯时，你像个幼童一样磨蹭不前。一个白人妇女推了你一把，说：“快点！”刹那间，各种情绪同时涌向心头。当陌生人碰一个孩子的时候，任何父母都会有所反应。我对保护你黑色身体的能力没有信心。此外，我的感觉是这名妇女在仗势欺人。我知道，比如说，她在我们的弗拉特布什大道就不会推一个黑人小孩，因为她在那里会害怕，会感到，虽然并不一定确切地知道，这种行为会招来惩罚。但我不是在弗拉特布什大道。我也不是在巴尔的摩西区。我远离黑人麦加。我忘记了所有这些。我只看见有人想对我的儿子动手动脚。我转过身，与这个妇女理论，我的言语既是对当下、也是对我人生所有经历的真切反应。她退了一步，非常吃惊。站在不远处的一个白人男子为她辩解。我的感受是，他正在试图英雄救美。他显然没有为我儿子着想的意思。人群聚集过来，他的白人同胞让他有了底气。他逼近了我，声音越来越大。我推了他。他说：“我可以让警察把你抓起来！”我不在乎。我告诉他，我不在乎，我怒从心上起，但还是控制住了自己，因为我想起有个人站在边上，那就是你，你从未见我如此愤怒。
我回到家，内心惊骇不已。重十街头法则让我羞愧，那个男人的话让我愤怒——“我可以让警察把你抓起来！”也就是说，“我可以夺走你的身体”。
这个故事我讲过很多遍，不是为了故作勇敢，而是为了得到宽恕。我从来不是一个崇尚暴力的人。即使在年轻的我接受街头法则的时候，所有了解我的人也都知道我不适合街头。我从未感到正当防卫与合理暴力之中有何值得骄傲之处。哪怕当时我盛气凌人，或是愤怒到极点，过后，我总会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恶心，恶心于自己居然使用了最粗鲁的交流方式。我喜欢马尔科姆，不是因为对暴力的偏爱，而是因为我生命中没有任何一个经历能让我把催泪瓦斯理解成解脱，像黑人历史月的民权运动烈士所理解的那样。我对自己的暴力行为感到羞愧，而更让我后悔的是，我在试图保护你的时候，事实上却让你陷入危险境地。
“我可以让警察把你抓起来！”他说。他等于是在说：“你儿子最早的记忆中会有一段，眼睁睁看着鸡奸艾布纳·路易玛 [63] 和掐死安东尼·贝兹 [64] 的人，把你铐起来、毒打你、电击你、摧毁你。”我忘记了规则，在曼哈顿上西区犯错和在巴尔的摩西区犯错一样危险。在这里，不能犯错。排成一列走路。安静地学习。多准备一支2号铅笔。别犯错。
但你是普通人，你不可避免地会犯错，会误判，会大喊，会喝醉。你可能会交上坏朋友。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始终效仿杰基·罗宾森 [65] ——就连杰基·罗宾森也不会永远正确。但你犯错的代价却高于你的同胞。美国可能会找到借口，摧毁黑人身体的故事总是以他或她的错误开头，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出来的错误——埃里克·加纳的愤怒、特雷翁·马丁那句莫名奇妙的话（“你会死在今晚”）、肖恩·贝尔 [66] 的择友不慎，而我则与掏出枪的小眼睛男孩站得过近。
一个社会在记述所有辉煌历史时在开头都会拣好的说。而在美国，这些具有历史决定性意义的章节几乎总是被认为是由卓越人物的单个行为写成。“只需一个人，就可做出改变。”他们总是这样告诉你。这也是一种迷思。也许一个人可以做出些改变，但这些改变都不足以促成你与你的同胞在身体上平等。
历史的事实是，黑人从未——也许没有一个民族曾经——仅仅通过自身的努力就获得解放。在我们非裔美国人生活的每一次重大改变中，我们看到很多事件纷繁复杂，超出我们个体的掌控。你不能将我们在北方殖民地的解放与热血飞洒的革命战争割裂开来，不能把我们在南方从奴隶制中解放出来与内战的尸骨堂割裂开来，也不能把我们摆脱吉姆·克劳法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屠杀割裂开来。历史不是尽在我们掌握中。但你还是注定要抗争，不是因为抗争可以换来胜利，更是因为它可以确保你的一生荣耀而理智。我为那天的行为感到羞耻，为置你的身体于险境而羞耻。但并非因为自己是个糟糕的父亲，或是个糟糕的人，或没有教养。我感到羞耻是因为我犯了错，并且知道我们犯的错会让我们付出更大的代价。
这就是我们身边的历史所具有的意涵，虽然很少有人愿意这样去思考。如果我对那个妇女说，当她推我儿子的时候，她的行为体现了认为黑人身体低人一等的传统，她的回答很可能是，“我不是种族主义者”。可能她的确不是。但我在这个世界得到的经验是，那些自信是白人的人特别喜欢标榜个人脱罪的政治学。种族主义这个词对他们来说意味着把烟草嚼了又吐掉的蠢货，或者“怪诞的”兽人、巨怪或蛇发女怪。“我不是种族主义者。”一个艺人坚持说，而在不久前，他还被拍到对着提问者不停地大喊：“他是个黑鬼！他是个黑鬼！”谈到支持种族隔离的参议员斯特罗姆·瑟蒙德，理乍得·尼克松下了定论：“斯特罗姆不是种族主义者。”在美国，没有种族主义者，或者至少没有哪个种族主义者是希望成为白人的人认识的。在大规模私刑的年代，很难确定私刑者的具体身份，这种死亡经常被新闻媒体报道成“不清楚何人所为”。1957年，宾夕法尼亚州勒维特镇上的白人居民认为，保持他们镇的种族隔离状态是他们的权利。“作为有道德、有宗教信仰、遵纪守法的公民，”他们这群人写道，“我们认为，我们希望保持我们社区的封闭性，这种愿望不含偏见或歧视。”他们就是在试图做出可耻行为，与此同时逃避所有制裁，我写出来就是为了告诉你，自古以来，坏人不会在做坏事的时候大声宣扬自己在作恶。
“我们宁可说，这种人不可能存在，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人，”索尔仁尼琴写道，“作恶的人，首先要相信他所做的事情是好的，或是符合自然法、经过深思熟虑的行为。”这是美国梦的基础——它的信徒不仅要相信它，还要相信它是正义的，相信拥有美国梦是与勇气、荣耀和勤劳这些品质相伴而生的自然结果。他们总是蜻蜓点水地承认曾经有过坏日子，顺便说，也没那么坏，影响不至于持续至今。我们的监狱体系的恐怖、警察转变为军队、对黑人身体的长久战争，对这一切避而不谈的勇气并非一夜之间形成。这是训练出来的习惯：戳瞎双眼，忘记所作所为。承认这些恐怖，意味着转身不看你的国家所宣扬的光明一面，而去凝望那些模煳和未知地带。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这还是太难。但这是你的责任。你必须这样做，只要你还想保持自己心灵的圣洁。
这个国家的整体叙事与关于你的真相相悖。我想，你应该还清楚地记得，那个夏天，我租了辆车，你和你的表兄弟克里斯托弗坐在后座，我们一起去看彼得斯堡、雪莉种植园和旷野之战的遗迹。我想了解关于内战的一切，因为有六十万人死于这场战争。但是，在我受的教育和福斯文化中，内战却被一笔带过，对战争及其起因的描述都语焉不详。我知道1859年我们还是奴隶，而到了1865年我们就不是了。在此期间，我们到底经历了什么？这很重要，也吸引着我。但我每次去探访这些战场，都感到自己就像一个爱管闲事的会计师在进行审计，有人总想把账本藏起来。
我不知道你是否记得，我们在彼得斯堡战场看的那场电影。电影的结尾让人觉得，邦联的失败似乎是个悲剧，而不是值得庆祝之事。我怀疑你是不是还记得，我们在那次旅行中看到一个穿着南方邦联灰色羊毛军服的男人，每个参观者最感兴趣的似乎是侧面攻击、硬面饼、滑膛步枪、霰弹枪和装甲舰，但几乎没有人对所有这些工程、发明和设计的目的感兴趣。你当时只有十岁。即便在当时，我也知道我让你不舒服了，我知道我把你带到了这儿，这里的人会羞辱你的智商，这里的强盗试图让你加入抢劫自己的行动，还想把他们抢劫放火的恶行伪装成善举。但这就是抢劫，过去是，现在也是。
在内战爆发时，我们被盗的身体价值四十亿美元，比美国所有工业，美国所有铁路、车间和工厂加起来的价值都高，我们被盗的身体主要用于生产棉花，而它是美国出口的支柱。在密西西比河谷，居住着美国最富有的人，他们靠我们被盗取的身体致富。我们的身体被美国早期的总统们所控制；我们的身体在白宫里被詹姆斯·K. 波尔克 [67] 买来卖去；我们的身体建造了国会大厦和国家广场。内战的第一枪在南卡罗来纳打响，在那个州，我们的身体占了大多数。这就是内战的动因。这不是秘密。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可以找到那个坦承罪行的强盗。“我们的立场是完全支持奴隶制，”密西西比州在脱离联邦时宣布，“因为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物质利益。”
你是否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去探访葛底斯堡，在亚伯拉罕·布莱恩家的外面，你、我，还有你的母亲站在一起。我们见到一个年轻人，他自己研究了葛底斯堡黑人的历史。他解释说，布莱恩农场位于葛底斯堡战役最后一天乔治·皮克特 [68] 冲锋阵线的尾端。他告诉我们，布莱恩是个黑人，葛底斯堡是一个自由黑人社区。布莱恩和他的家人害怕随着支持奴隶制的军队到来，他们将失去身体，于是逃离了家园。南方邦联的统帅是光荣神圣的罗伯特·李将军，他麾下的军队那时到处掠夺黑人，转卖到南方。皮克特及其部队被北方联邦军击退。一个半世纪之后，我站在那里，想到了福克纳笔下的一个人物说的一番著名的话。他回忆了这次失败是如何折磨所有“南方”小伙子的心灵的——“一切处于平衡的状态，什么都还没有发生，甚至尚未开始。”福克纳笔下所有的南方小伙子都是白人。但是，我站在这个为了躲避南方军而背井离乡的黑人的农场上，仿佛看到皮克特的军队穿越历史冲锋而来。他们在疯狂地追求他们与生俱来的奇特权利——殴打、强奸、抢劫和掠夺黑人身体的权利。这就是所谓“平衡”的全部意涵，怀旧时刻那腐朽的、不能言说的内核。
美国的统一筑基于一个各方都感到舒适的叙事——奴役说成仁慈，偷盗身体者说成白衣骑士，大规模的战争杀戮说成一场竞技，似乎交战双方都是荣耀、勇敢、锐意进取的运动员。内战的谎言是诉说无辜的谎言，是美国梦。历史学家编织了美国梦，好莱坞加强了美国梦，小说和冒险故事为美国梦镶上金边。在电影《异星战场》中，约翰·卡特逃离分崩离析的邦联，去往火星。我们不该去追问他逃离的确切原因。我，和我认识的每个孩子一样，爱看电视剧《哈扎德公爵》。但我本应好好想想，为什么两个驾着“李将军”号汽车的违法者一定要被描绘成“无心伤害任何人的好男孩”——如果说美国梦者用什么自我标榜的话，那就是这个形象了。但有心无心并不重要，甚至不相干。你不必相信勒死埃里克·加纳的警察那天出警时就是为了毁灭一具身体。你只需明白，警察身上负有美国国家权力和美国传统的重量，是它们使每年有很多身体被毁灭成为必然，并且其中失控、极为不成比例的部分是黑人。
我想让你知道的是：在美国，毁灭黑人身体是传统——它是传承下来的。奴隶制不仅仅是诚实无欺地借用劳动力——让一个人违背自身根本利益地使用身体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奴役必定等同于无需理由的发怒和暴打，当身体想要逃亡，四溅的脑浆与鲜血遍染河流。身体要经常被强迫，才能不知疲倦地工作。没有办法用令人愉快的方式来讲述这些。对此，我唱不出赞美的圣歌，也唱不出古老的黑人灵歌。心灵和灵魂就是身体和大脑，它们都可以被摧毁——这也是它们之所以珍贵的原因。灵魂无法逃离。灵魂不会展开福音的翅膀偷偷熘走。灵魂就是滋养烟草的身体，心灵就是浇灌棉花的鲜血，美国花园的头一批果实由此长成。为了保护这些果实，他们用火棍抽打孩子，用烙铁剥去皮肤，就像剥开玉米。
一定会有血。一定需要钉住舌头、剪掉耳朵。“有些不听话，”一名南方妇人写道，“明显郁闷，又懒又马虎，……用大棒打过了。”如果在厨房打下手时不用心搅拌黄油，就一定要鞭打。一定会有女人在“星期六时挨三十鞭，到了下星期二再挨三十鞭”。一定会用马鞭、钳子、火钳、手锯、石头、镇纸或手边的一切东西摧毁黑人的身体、家庭、社区和民族。黑人的身体被分割成股票，成为保险的对象。黑人的身体是诱惑，像印第安人的土地、宽大的门廊、美丽的妻子或避暑山庄一样吸引人。对那些需要相信自己是白人的人来说，黑人的身体是他们加入社交俱乐部的门票，摧毁黑人身体的权利是文明的象征。“社会的两极不是贫和富，而是黑与白，”伟大的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约翰·C. 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曾说，“白人，不管是贫还是富，都属于上等阶层，都被平等地尊重和对待。”他说到了点子上，摧毁黑人身体的权利就是他们拥有的神圣平等权的意义所在。这种权利对他们来说始终是有意义的，这意味着有些人在谷底——如果没有东西垫在下面，山就不再为山。 [69]
我的孩子，你和我，就是“垫在下面的人”。1776年是这样。今天亦复如此。没有你，就没有他们，没有摧毁你的权利，他们一定会从山上摔下，失去他们的神圣性，从美国梦中跌落。然后，他们就要去想，除了人的骨头，还有什么可以用来建造他们的郊区；监狱除了当作关人的畜栏，还有什么用；如果消灭了同类相残，民主何去何从？然而，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白人，所以，他们能接受一个人在摄像头下窒息而死，以他们的法律之名；他们能接受这样荒诞不经的说法：特雷翁·马丁，一个手里抱满糖果和软饮的羸弱青年，转身就变成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巨兽。他们能接受普林斯·琼斯被一个坏警察追踪三个司法管辖区并枪杀，只因为他的行为举止再正常不过。他们伸出手，神志清楚地推搡我即将满五岁的儿子，似乎他只是他们在日理万机的一天的路上碰到的一个路桩。
我在那里，我的儿子，萨莫里。不，我回到了巴尔的摩，被坏男孩包围。我坐在父母家客厅的地板上，盯着电视里的遥远世界，懵懵懂懂。我回到了我那些年的愤怒之中，我回到了埃里克·加纳的临终时刻——“别再找我了。”他这样说，但还是被杀死。我感到了铺天盖地的不公，虽然我还不能完全理解。那时，我还没有去过葛底斯堡，我还没有读过萨沃利娅·格林夫 [70] 的书。我只能感受这一切，不堪重负。我那时还不明白，甚至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明白。但我明白一点，在美国梦者包围中生活很累，而雪上加霜的是，你的国家告诉你，美国梦公正、高贵、真实，你疯狂地想要看到现今世界的朽坏，闻到火药的味道。他们为了让自己显得无辜，磨平了你的愤怒与恐惧，直到你在来来往往中，发现自己开始抱怨“只有黑人才会……”，事实上，你是在抱怨你自己的人性，为了贫民区的罪而愤怒，因为在历史强加给贫民区的重罪面前，你无能为力。
明白自己是国家“垫在下面的人”，这过于残忍。它摧毁了我们关于自己，关于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世界和周围人的想象。努力理解这些，是我们在这疯狂事实面前的唯一优势。在我探访那些战场的时候，我知道，它们已经被建成了一场大骗局的集结地。明白这些是我唯一的保障，保证它们不能再用谎言侮辱我。我知道——我所了解的最重要的一点——在他们内心深处，他们也知道自己在撒谎。我愿意相信，自己的明理会使自己不置你于危险之中，通过理解和承认那种愤怒，我可以控制它。我愿意相信，明理可以让我找到正确的话语，丢给那个推搡你的妇女，然后走开。我愿意这样相信，却不能确保。抗争是我唯一可以教给你的，因为这也是在这个世界你唯一可以控制的。
对不起，我不能扭转乾坤。对不起，我不能救你于水火之中——但我也不是那么抱歉。我内心有一个声音在说，正是你的脆弱让你更加接近生命的意义，而那些相信自己是白人的人却越走越远。事实是，不管他们多么相信美国梦，他们的生命都远非神圣不可侵犯。当他们的脆弱性真实显露——当警察认为应该将在贫民区采取的策略适用于更大的范围，当他们武装的社会枪杀他们的孩子，当自然向他们的城市派去飓风——他们会震惊，而我们从出生到长大成人始终理解的因果律是他们所不能理解的。我不会让你像他们一样生活。你出生的种族，总有风雨迎面来，猎狗在后追。芸芸众生，皆是如此，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差别在于，你没有忽视这一核心事实的特权。
我现在和你谈话，一如既往，我希望你成为清醒而审慎的人，不为自己的情感而愧疚，不为自己的身高臂长、笑容迷人找借口。你越来越成熟明理，我希望你不要为了让他人舒服而委屈自己。反正委屈愧疚也改变不了定律。我从不要求你加倍优秀，却一直希望你在这短暂光明一生中的每一天都努力抗争。相信自己是白人的人永远无法成为衡量你的标尺。我不会让你堕入自己的梦里。我会让你成为这个可怕而美丽世界中的清醒公民。
有一天，我在芝加哥，正为一篇关于城市北区种族隔离历史以及政府政策如何对其产生主导性影响的报道做准备。在郡治安官巡逻时，我跟随着他们。那天，我见证了一名黑人男性如何失去他的家园。我跟着治安官走进了他的家，一群人在询问男人的妻子。男人的妻子正试图保护她的两个孩子。显然没有人通知她治安官会来，虽然她丈夫的表现告诉我，他是知道的。妻子的眼神中同时流露出对变故的吃惊、对治安官和丈夫的愤怒。治安官站在男人的客厅里，指示他该怎么做。在屋外，一群雇来的人在搬运家里的东西。男人已无地自容，我想，他可能曾经独自在脑海里想象过这危及家人的一幕，只是他无法强迫自己面对，或告诉他的妻子。于是，他现在将所有能量都转化成了愤怒，指向治安官。他诅咒，他大喊，他愤怒地指着治安官。这个警局比大多数警局进步。他们关心大规模徒刑问题。在执行驱逐令时，他们往往会让一名社会工作者与他们同行。但是，这些都与这个男人所处世界的基本逻辑无关，这个逻辑冷酷无情，它筑基于法律之上，法律创建在历史之上，历史又创建在对这个人和他的家人，以及他们的命运的蔑视之上。
他咆哮不止。治安官离开后，他继续向受雇把他的家人挡在门外的黑人咆哮。他表现得正如我所认识的所有无权无势的黑人，夸张地使用他们的身体，来掩盖他们无力阻止的、根本性的掠夺。
我花了一个星期来探索这座城市。我穿过空地，观察那些漫无目的的男孩，我坐在破败不堪的教堂的长椅上，我在纪念亡灵的街头涂鸦前徘徊。我有时也会去黑人简陋的家里做客，他们中有的人已经九十多岁了。这些人久经沧桑。他们的家里满是那值得尊敬的一生的痕迹——公民奖状、过世妻子或丈夫的遗像、穿着学位服的子孙的照片。他们如此可敬，是因为他们在搬到这个城市之前，打扫的是宽敞的别墅，自己住的却是亚拉巴马州的单间棚屋。这个城市本应给他们一个喘息的机会，而等待他们的不过是更复杂、更隐蔽的掠夺。他们同时做两三份工作，供孩子们上高中和大学，成为所在社区的支柱。我尊敬他们，但我始终明白，我遇到的都是幸存者——他们忍受了银行面无表情的鄙视，忍受了房地产经纪人虚假的同情。“对不起，这房子昨天刚卖掉了”——房地产经纪人带他们回到贫民区，或很快就会成为贫民区的街区，贷方心知他们是被压迫的一族，还是千方百计榨干他们最后一分钱。在这些家庭里，我看到了我们中的佼佼者，但我也知道他们每个人身后都有数以百万计的失败者。
我知道，有些孩子出生在西区如出一辙、浑似牢笼的街区，这些贫民区和其他地块一样是规划好的。它们是种族主义的优雅表现，是联邦政府创建的杀戮场，在那里，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践踏我们的尊严，拆散我们的家庭，剥夺我们的财产，夺取我们的生命。这些杀戮场上的刽子手和杀死普林斯·琼斯的凶手没有区别，因为“黑人非人”的假设植根于他们的内心。掠夺的传统、法律与习俗之网、传承、美国梦，它们杀死了普林斯·琼斯，这和北朗代尔区的黑人以令人恐惧的频率被谋杀一样不可避免。“黑人对黑人的犯罪”是个术语，是语言暴力，掩盖了那些设计契约的人，那些确定贷款的人，那些规划住房项目的人，那些建造街道和给一个个贫民区画上红线的人。然而，这并不能让我们惊奇。从这个国家成立之初起，对黑人生命的掠夺就流进了它的血液，在整个历史中又得到加强，于是，掠夺成了国宝、智慧、感知和默认设定——直到我们生命的尽头，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回到的状态。
美国梦者的政策创造了芝加哥、巴尔的摩、底特律的杀戮场，但是它们的重量、它们的耻辱却完全要让在里面奄奄一息的人来承担。这是个巨大的谎言。大喊“黑人对黑人的犯罪”好似枪杀了一个人，还要嘲笑他流血。杀戮场得以存在的前提——对黑人身体的蔑视——与杀害普林斯·琼斯的前提没有任何区别。如白人般行为、如白人般说话、成为白人，这样的美国梦杀死了普林斯·琼斯，它和芝加哥黑人以令人恐惧的频率遇害一样不可避免。不要接受这个谎言。不要饮鸩止渴。给普林斯·琼斯的生命和贫民区画上红线的是同一双手。
我不希望你在恐惧中成长，留下虚假的记忆。我不希望你被迫掩饰你的快乐，蒙上你的双眼。我对你的期望是成长为一个清醒的人。我决心对你毫无隐瞒。
你是否还记得，你十三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带你去上班。我准备去拜访一个死去的黑人男孩的母亲。这个男孩因为拒绝调低音量，与一个白人男性吵了架，之后被他杀死。这个凶手打空了枪里的子弹，开车将他的女朋友送回宾馆。他们喝了东西，叫了披萨。第二天，他很放松地到警察局投了案。这个人声称他看到男孩有霰弹枪。他说，他感到人身受到威胁，不过是成功地进行了正当防卫。“我是受害人和胜利者。”他说，和美国世世代代的掠夺者所说过的一样。没有人找到霰弹枪。但凶手的一面之词还是影响了陪审团，他最终被定罪不是因为杀害了男孩，而是因为他向男孩逃跑的朋友连续开枪。摧毁黑人男孩是被允许的——只是你最好有效地做到这一点。
遇害男孩的母亲把这个故事讲给了记者和作家听。我们在她住的时代广场酒店大堂见面。她中等身高，褐色皮肤，长发及肩。判决下来还不到一个星期，但她已经恢复了沉稳和冷静。她不是因为凶手而愤怒，只是想知道，她一直以来教给孩子的规则是不是足够。她希望她的儿子为他所相信之事而斗争，并且恭敬有礼。她的儿子认为自己的朋友作为一名美国青少年，有权大声播放音乐，但他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痛失爱子的她困惑不已。“我一直在问自己，‘如果他不还嘴，不大声反击，他会平安无事吗？’”
她不会忘记爱子的独特性，他独一无二的生命。她不会忘记他有一个爱他的父亲，在她与癌症抗争的时候照顾他。她不会忘记他是派对上的灵魂人物，他总会有新朋友需要她开车载上一程。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纪念他。我告诉她，这份判决让我愤怒。我告诉她，陪审团中有人认为车里有枪这一点是有可信度的，这让我困惑。她说她也感到困惑，还告诉我，不要把她冷静的追问当成是心中没有愤怒。她还说，但是，上帝将她的怒气从复仇转向了救赎。上帝和她对话，引导她走向新的行动主义。然后，遇害男孩的母亲站了起来，对你说：“你存在。你重要。你有价值。你有权穿连帽衫，大声地播放音乐。你有做自己的全部权利。没有人可以吓倒你，让你不能做你自己。你必须做你自己。你永远不要害怕做你自己。”
我很高兴她说了这番话。我也曾试图告诉你同样的话，只是角度不同，也没有这样清晰。我承认，我是出于害怕。我不能求助上帝。我相信，当他们撕碎我的身体时，我的一切都会变得粉碎。我知道我们所有人——基督徒、穆斯林和无神论者——都生活在对这一真相的恐惧之中。毁灭身体是一种恐怖主义，它的威胁改变了我们所有人的生活轨迹，像现实中的恐怖主义一样，这种扭曲是有人有意为之。毁灭身体，它是恶龙，让我所认识的男孩夸张地炫示他们拥有的东西；毁灭身体，它是魔鬼，让幸存的中产阶级黑人变得极端消极——我们的谈话在公共区域被限制，我们表现得安分守己，我们的手从不离开口袋，我们的所有举止都好像在说，“我不会有任何出乎意料的举动”。毁灭身体，它是学生时代的毒蛇，它要求我加倍优秀，尽管我只是一个男孩。我们身边到处都是戕害。在我们内心深处某个安静的地方，我们知道，这些戕害并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它是为了达到其他什么人的目的而存在。我们的判断是对的。
我曾衡量我在生命中取得了多少进步：我把自己想象成以前的样子，回到巴尔的摩西区，在北大街与普拉斯基街路口东躲西藏，绕过墨菲家园，害怕学校，也害怕街头。我想象着，为那个迷失的男孩展示我现在生活的图景，问问他的看法。只有一次——在你出生之后的两年，在我人生的头两轮抗争中——我认为他可能会失望。我在快到四十岁的时候，写信给你。我走到了生命中的这个阶段，虽然并不辉煌，却远超那个男孩的想象。我不能悠游街头，因为我不能足够快地读懂身体语言。我不能安心在学校读书，因为我看不出读书究竟有什么用。但我没有沦落。我有了家，有了工作，我不再觉得有必要在聚会时低着头告诉别人，“我想成为一名作家”。尽管我是无神论者，但身为凡人，拥有学习的天赋，从而成为宇宙漂浮物质中不凡的奇迹，这个事实仍然让我心生敬畏。
为了充分理解世界与我之间的裂痕，我在研究中将大部分心力都用在了寻找正确的问题上。我没有花时间研究“种族”问题——“种族”只是对问题的复述和简化。有时候你会见到一些傻瓜——他们通常相信自己是白人——认为进步的前路是黑人白人融合的大狂欢，结局是我们都是米色人，都属于一个“种族”。但是，已经有很多“黑人”是米色了。人类文明史上写满了被抛弃的死亡“种族”（法兰克、意大利、日耳曼、爱尔兰），因为它们不再能够服务于它们的目的——对内是一个民族的组织，对外则是权利的保护伞。
如果我的生命在今天结束，我会告诉你，我度过了快乐的一生——我鼓励你抗争，我在学习中、在抗争中获得了愉悦。通过这封书信，你可以看出，我的抗争让我多次破茧重生——在巴尔的摩、在黑人麦加、在初为人父时、在纽约。当没有人可以欺骗我，没有人可以强加给我美国梦的时候，这些改变带给我的狂喜无可替代。此外，这些改变教会了我如何利用自己的独特学习天赋，教会了我去怀疑所见所闻，然后怀疑解释怀疑时的所见所闻，因为提出疑问与找到答案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一些。
哦，我的眼睛。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身上没有一处比眼睛遭受了更多痛苦。如果用一个孩子的标准来衡量，我做得还不错，那么首先要补充一点，那个标准是残缺的，因为在我们这个受压迫阶层，一个孩子可以见识到的东西太少。那个时候，美国梦似乎就是人生巅峰——变成有钱人，住在市郊某个独栋别墅里，住在某个小型社区里，别墅位于蜿蜒小路的尽头。那里的生活仿佛是青少年电影里的场景。孩子们在那里建造树屋，在上大学前那迷惘的一年，年轻人停车做爱在湖畔。对我来说，美国梦似乎是世界的尽头，美国野心的顶点。在那些电视画面和郊区生活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可能？
你母亲更为见多识广。也许是因为她成长在这种地方的边界，因为她住在美国梦者附近。也许因为那些认为自己是白人的人告诉她，她很聪明，然后恭维似的告诉她，她其实并不十分像黑人。也许因为外面那些真正的黑人男孩告诉她，作为一个黑人姑娘，她真的很美。你的母亲一直没有归属感，所以，她才有可能去寻找一些让她念兹在兹的地方，这将她带到了黑人麦加，然后带到了纽约和更广阔的世界。在三十岁生日那天，她飞往巴黎。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那年你只有六岁。我们那个星期早饭吃炸鱼，晚餐吃蛋糕，把内衣丢在桌上，大声唱着鬼脸基拉 [71] 的歌。我从没想过要离开美国——就连短暂的离开也没想过。哦，我的眼睛。我的朋友吉拉尼与我有相同的成长经历。他说过，他曾认为旅行是毫无意义的奢侈，就像在把本应付房租的钱用来买粉色西服。那时我其实也是这样认为的。我不理解你母亲对巴黎的梦想。我不明白，也不认为有必要明白。我的一部分依然停留在七年级的法语课堂上，担心着迫在眉睫的身体安危。法国对我来说，好比遥远的木星。
但你的母亲现在去了巴黎，确实去了，当她回来的时候，眼睛里舞动的是外面的世界中的无限可能，不仅是她自己的可能，也包括了你和我。情感的传染非常奇妙。它好像坠入爱河——感动你的事情那么小，让你整晚不能入睡的东西只有你能理解，当你试着向别人解释，别人所能回报的只有礼貌而漠然的点头。你母亲在巴黎各地拍了很多照片，各种门的照片，巨大的门——深蓝色的、乌黑的、橙色的、绿松石色的和火红色的。我在我们位于哈莱姆区的狭小公寓里仔细看了这些大门的照片。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我甚至都没想到可能会存在这么大的门，可以在世界的某个地方随处可见，而在另一处则难觅踪迹。听你母亲说，我才知道，法国不是一个幻想之地，而是一个真实的地方，那里生活着真实的人，他们有不同的传统、不同的生活和不同的审美。
回首往事，我才发现，其实我当时已经获得世界各地的讯息。那个时候，我的朋友中有很多人已经与其他世界有联系。“让我们的种族为之骄傲。”长辈曾说。但那时我知道我属于一个人群，而非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但这群人不是因为拥有一样的肤色或身体特征才成为黑人。他们之间的纽带是美国梦的重压，对一切美好事物的热爱，所有共同的语言和习惯，所有喜欢的食物和音乐，所有喜欢的文学和哲学，所有他们在美国梦的重压下打造的、如钻石般的共同语言。不久前，我站在机场传送带边等一件行李。我不小心触碰到了一个年轻黑人，顺口而出，“我的错”。他甚至头也没抬，就回了一句，“你很真诚”。对话中所包含的隐秘默契只可能被两个来自我们称之为黑人的族群的陌生人领会。换句话说，我是某个世界的一部分。放眼望去，我的朋友们来自其他世界——犹太人或纽约人的世界，南方人或同性恋者的世界，移民、加州人、印第安人或他们任一组合的世界。世界与世界拼接起来，如一方五彩斑斓的织锦。虽然我不可能成为这些世界中的任何一个的原住民，但我知道在我们中间没有什么像种族这样本质主义的界限。我那时已经读了很多书。我的眼睛——我美丽而宝贵的眼睛——日益深邃。我看到，将我从这个世界分裂开来的不是我们内在的特质，而是人们对我们造成的实际伤害。他们给我们贴标签，并且相信他们的标签比我们实际上做的所有事情都重要。在美国，伤害并不在于你出生时有深色的皮肤、厚厚的嘴唇、宽大的鼻子，而是此后发生的所有事情。在与那个年轻人的对话中，我使用了我们族人的私人语言。这是最简短的亲密关系，却捕捉到了我们黑人世界之美的真谛——你母亲和我之间的无拘无束，黑人麦加的奇迹，我自己隐于哈莱姆街头的感觉。把这种感觉称为种族主义，如同将我们的祖先打磨好的那些钻石拱手交予掠夺者。我们创造了这种感觉，尽管处在杀戮、强奸、毁灭身体的阴影下，但我们还是把它创造了出来。这是我亲眼所见的美，我想在我出行之前，我需要这种登高望远的格局。我想我需要了解，我从何处来，需要知道，我的家乡与其他人的一样美。
在看到那些门的照片七年之后，我拿到了我的第一本成人护照。我希望能更早地得到它。我希望，早在上法语课的时候，就可以将那些动词变位、动词、阳性阴性名词与更宏大之事联系起来。我希望那时有人可以告诉我，那课程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是通往另一个蔚蓝世界的大门。我希望去亲眼看看那个世界，去看看那些门和门后的一切。你母亲告诉了我许多事情，但在我出发的那天，我和她坐在餐厅里。我对她说：“我很害怕。”我不太会说那种语言。我不知道那里的习俗。我独自前往，谁也不认识。她只是听着，握紧我的手。那天晚上，我登上了星际飞船。飞船起飞，冲入黑暗，冲过天空，冲过巴尔的摩西区，冲过黑人麦加，冲过纽约，冲过我所熟悉的所有语言和人群。
那张机票先是把我带到日内瓦。一切都发生得很快。我要去换汇。我要去找从机场到市区的地铁，然后再找去巴黎的火车。几个月前，我重新断断续续地十起法语。而我现在身处法语的风暴中，浑身湿透，却只能接到零星几个雨滴——“谁”“欧元”“你”“向右”。我心里还是很害怕。
我查看了列车时刻表，发现自己与维也纳、米兰或我的熟人中没有谁听说过的阿尔卑斯山村之间只有一张错票的距离。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意识到家山万里，害怕、未知的可能性、所有一切——恐惧、惊奇、愉悦——融成了情欲般的快感。这种快感并不全然陌生。它很像我在穆尔兰德研究中心感受到的冲击。它接近于我在西百老汇看到人们觥筹交错时感受到的晕眩。它就是我在看到巴黎那些大门时的全部情绪。在那一刻，我意识到，这些改变，虽然伴随着痛苦、尴尬和困惑，却是我生命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实，我也第一次明白，我不但是真的存在过、学习过、观察过，而且存在了很长时间——甚至可以追溯至巴尔的摩时期。我一直存在，也一直在改变。
我到了巴黎，入住第六区的一家酒店。我对当地的历史一无所知。我没怎么想到过鲍德温和赖特。我也没读过萨特或加缪，如果我路过花神咖啡馆或双叟咖啡馆，那个时候也不会特别留意。这并不重要。那是个星期五，重要的是，街上来来往往的人都非常奇妙。青少年在咖啡厅聚会。学生在街头踢球，背包放在一边。年长的夫妇穿着长风衣或茄克衫，围巾随风飘扬。二十几岁的人们在一幢幢楼里倚窗而立，看上去又美又酷。这让我想起了纽约，却少了那些轻微而无处不在的恐惧。人们不用身披铠甲，或者只是我看不出。小街小巷里遍布酒吧、餐馆和咖啡厅。所有人都在散步。那些驻足停留的人在拥抱。我感觉自己超越了一切自然权利所言说的基本需求，沉醉在巴黎的美中。我的恺撒发型是几何式的。我的发尖锐利如剑。我走出门外，融入这座城市，像黄油熔化在锅中。在我的脑海里，我听到大冯波在唱：
我就是这样一名选手，
我的牛仔裤烫得笔直。
我穿着一件全新的白T恤，
我的球帽帽檐指向偏东。
我和一位朋友共进晚餐。餐厅仅有两个大客厅的面积。桌子挤在一起，为了让我们坐下，女服务员似乎在变戏法——先是把一张桌子拉出来，然后把你塞进去。你就像坐在儿童椅上。如果你要去厕所，还得叫她过来。点菜的时候，我蹩脚的法语像是给她上刑。她点着头，没有笑。她礼数周全。我们喝的酒味道不可思议。我吃了牛排。我吃了骨髓长棍面包。我吃了鹅肝。我喝了浓缩咖啡，还吃了一个说不上名字的甜点。我用尽自己所有想得起的法语，努力告诉服务员，这一餐好极了。她用英语打断我：“你是不是想说，这是你吃过的最好的一顿？”我起身离开的时候，尽管刚吃了菜单上半数的菜，却感到身轻如燕。第二天我起得很早，步行穿过巴黎城去参观罗丹美术馆。我在一间小酒吧停下，如同小男孩在聚会上和美丽的姑娘打招呼一样，战战兢兢地点了两瓶啤酒和一个漢堡包。我走到卢森堡公园。那时差不多是下午四点。我找了个地方坐下。公园里挤满了人，一切又是我不熟悉的样子，一时间，一种奇怪的孤独感攫住了我。也许是因为我一整天没说过一个英语单词。也许是因为我从未在公共花园坐过，甚至从未意识到坐在那儿是我喜欢的事情。而此刻在我身边的人，他们经常这样做。
我忽然意识到，我其实是在别人的国度，然而，从某种角度上说，我必然置身事外。在美国，我是方程的一个变量——虽然是我不喜欢充当的变量。我是某个工作日在第二十三大街被警察拦下的那个人。我是驱车去黑人麦加的人。我不仅仅是个父亲，还是一个黑人男孩的父亲。我不仅仅是个丈夫，还是一个黑人女性的丈夫，黑人之爱的一个意味深长的象征。但是，坐在那个公园里，第一次，我成了一个外乡人，一个水手——远离了大地和熟悉的一切。我从未体会过这种特别的孤独感，我从未感到自己与别人的梦相距如此遥远，这让我遗憾。我现在更深切地感到了世代传承的锁链的重量——我的身体被历史和政策限制在特定区域。有些人成功逃脱了。但这个游戏使用的是灌铅骰子。我希望我知道的更多，我希望我更早就知道。我记得，那天晚上，我看着年轻人在塞纳河边的小路上聚集，去做年轻人该做的事。我记得，我当时多希望自己的生活也是这样，多希望自己的过去不是浸泡在恐惧中。事实上和记忆中的过去非我所愿。但我还有你。
那年夏天，我们再一次来到巴黎，因为你母亲爱那座城市，因为我喜欢那种语言，但首先还是因为你。
我希望你拥有自己的生活，一种远离恐惧的生活，甚至远离我。我受过伤。我身上有老旧规则的烙印，它虽然在一个世界保护过我，却在另一个世界成为我的桎梏。我记得，你祖母打电话给我，她说，她看到你一天天长高，终有一天会“挑战我”。我对她说，如果真有这么一天，我会将它看成是自己为人父的彻底失败，因为如果我只能用拳头管教你，就意味着我事实上无计可施。但是，原谅我，孩子，我明白你祖母的意思，在你还小的时候，我也曾想过动手教训你。但我现在为这种想法而羞愧，为我的恐惧而羞愧，为了试图用世代传承的锁链锁住你的手腕而羞愧。在你离家独立前的这几年，我希望我将更温柔地对待你。你的母亲不得不教我如何爱你——如何吻你，如何在每天晚上告诉你，我爱你。哪怕到了现在，我也感觉那好像是一种仪式，并不自然。因为我受过伤。因为我在严厉的家庭氛围中习得了老旧做派，还被其束缚了手脚。尽管被它的国家包围，但它仍是一个充满爱的家庭，而管教方式确实是严厉的。即使是在巴黎，我的老旧做派也无法动摇——出于本能，在每个路口小心身后，随时准备逃跑。
我们在巴黎住了几个星期之后，我交了一个朋友，他想提高他的英语，我想提高我的法语。一天，我们在游人如织的巴黎圣母院前见面。我们步行去了拉丁区，来到一家酒铺。酒铺外有座位。我们坐下来，喝了一瓶红酒。堆得很高的肉、面包和乾酪摆在我们面前。这就是晚餐吗？这里的人就是这样吃晚餐的？我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去想象它。还有，这些是否全都是精心设计的仪式，故意做给我看的？我的朋友买了单。我感谢了他。但当我们离开时，我请他走在前面。他想带我去看似乎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古老建筑中的一幢。他一直走在前面，我确信他会突然钻进某个小巷，那里有些小混混等着抢走我的……究竟要抢走我的什么呢？但我的新朋友只是带我看了那幢建筑，握了握我的手，友好地道了声晚安，在开阔的夜空下离开。我看着他离去，感到我在这次经历中错过了一些什么，这是因为我的眼睛，因为我的眼睛是在巴尔的摩制造，因为我的眼睛为恐惧蒙蔽。
我所希望的是，让你尽可能地远离那蒙蔽双眼的恐惧。我希望你看到生活在不同规则下的人们。我希望你可以看看在咖啡厅里并肩而坐的伴侣，他们悠闲地向外张望；可以看看骑着旧自行车上街的女士，她们不戴头盔，身着白色长裙；可以看看穿着牛仔短裤和粉色熘冰鞋呼啸而过的女人。我希望你可以看看穿着三文鱼肉色裤子、白色亚麻衬衫、肩上系着亮色毛衣的男人，看看消失在街角、转眼开出豪车的男人——车敞着篷，他们爱着他们的生活。他们所有人都抽烟。他们所有人都知道在下一个转角等待他们的可能是恐怖的死亡，也可能是狂欢。你是否还记得，我们初到圣日耳曼德佩区，你的眼睛像蜡烛被点亮。那个表情就是我平生所求。
即使在那时，我也希望你是清醒的，希望你明白，暂时远离恐惧不是无需抗争的通行证。你和我，我们依然是黑人，即使这在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意味。法国也是创建在自己的梦想之上，在成堆的枯骨之上，要记得你的名字就源自反对法国及其殖民掠夺计划的那个伟人。是的，我们的肤色在那里不是什么显著特征，我们蹩脚的美式法语也无人关注。是的，自认是白人的美国人看我们的眼光中有些特别的东西——色情和猥琐。我们在法国不受奴役。我们不是他们的特殊“问题”，也不是他们国家的罪。我们不是他们的黑鬼。如果这令人安慰的话，我也不鼓励你沉浸在这种感觉里。记住你的名字。记住你和我是兄弟，是跨大西洋的强暴受害者的孩子。记住这个事实所带来的更广泛的意识。记住这种意识最终不可能是系于种族的，它一定是普遍的。记住领着孩子沿街行乞的吉卜赛人，以及他们承受的恶毒言语。记住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出租车司机，他开诚布公地表达自己对巴黎的憎恨，然后看着你的母亲和我，坚称同为非洲族裔的我们应联合起来。记住巴黎的美给我们的震撼，这座城市仿佛建筑在庞贝古城之上。记住，大公共花园和悠长的午餐给我们的感觉可能会在一种我们并未充分理解的机制面前化为乌有，这种机制与我们的规则、我们本国的定理相近。
还好，你叔叔本和阿姨亚娜也在巴黎——这些建筑如此令人敬畏，而它们筑基于人的身体的事实如此丑恶，这让人心绪难平，而他们不得不找到平衡；他们也是在成年后才学会了旅行；他们在美国是黑人，时刻担心着自己身体的安危。我们都意识到，那股在美国束缚我们身体的力量与赋予法国财富的力量不无关系。我们意识到，他们所成就的一切，大都筑基于对海地人身体的掠夺、对沃洛夫人身体的掠夺、对图库勒人的毁灭，以及对比桑杜古的占领。
杀死特雷翁·马丁的凶手就是在那年夏天被宣判无罪的，也是在那年夏天，我意识到我们无法获得逃逸这个星系的速度。在任何语言里，在任何地方，束缚与我们如影随形。还记得我们乘地铁去民族广场与本、亚娜和其他孩子一起为你庆祝生日吗？还记得有一个年轻人站在地铁站外抗议吗？你还记得他手中的标语吗？上面用法文写着：反对种族主义罪行的年轻人万岁！美国：特雷翁·马丁，十七岁被杀，只因他是黑人，种族主义者被无罪释放。
我没有在懵懂少年时死去。我没有在无知的痛苦中死去。我没有进监狱。我向自己证明了，在学校与街头之外，还有另一条出路。我感到自己就像是一场巨大的自然灾难、一次大瘟疫、一次雪崩或地震的幸存者之一。而现在，劫后余生的我来到了心中曾备感神秘的土地，一切都似乎笼上了光晕——粉色的巴黎风格围巾显得亮丽非常，面包店早上飘出的香气像是迷烟，身边的语言落入我的耳朵，不像是语言，而像是舞蹈。
你的道路将是不同的。一定会不同。你在十一岁时的见闻，我甚至到了二十五岁还不具备。我在十一岁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仅仅是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我的生活就是直面暴力——在家里、在外面，都一样。但你已经有了对生活的预期，我在你的眼中看到了它。你不再满足于生存与安全。你的希望——你的梦，如果你这样称呼它——让我百感交集。我为你——你的开放、你的抱负、你的进取、你的聪颖——骄傲。在你去上大学前，我们共处的时光已经不多了，我的责任是让你的智慧配得上你的聪颖。智慧的表现之一是理解你所被给予的一切——在巴黎，同性恋酒吧并不会引起人们注意，足球队里有一半队员说着另一种语言。我想说的是，这并不完全属于你，你心灵的美严格来说并不属于你，而多半是你可以享受你黑色身体极度安全感的结果。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得知杀害迈克尔·布朗的凶手逍遥法外后，你告诉我你要回房间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哭，因为在那个时候你明白，即使是你相对优越的安全，也难抵以美国梦之名进行的持续攻击。我们的时事政治告诉你，如果你成为这种攻击的受害者，如果你失去你的身体，那一定会以某种方式说成你的错。特雷翁·马丁的连帽衫杀了他。乔丹·戴维斯的吵闹音乐杀了他。约翰·克劳福德不应该去碰玩具区的那支假来福枪。卡杰米·鲍威尔 [72] 应当懂得不能表现得太疯狂。并且，他们所有人都应该受到父亲的管教——即使是有父亲的人，也应当受管教，即使是你。缺失了自身的正当性，美国梦会自行崩塌。你因迈克尔·布朗案第一次明白了这一点。而我因普林斯·琼斯遇害第一次知道。
迈克尔·布朗的死并不是为他辩护的人所想象的那样。问题背后的问题依然没人提及。攻击警察是否罪当处死，不审而罚，而警察兼任法官和行刑人，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文明？美国梦者一直以防范弗格森骚乱这样的事件为由来进行城市治理。他们对穆斯林施以酷刑，他们派无人机轰炸婚礼（还把那说成事故），他们援引马丁·路德·金，对弱者宣扬非暴力，对强者宣扬坚船利炮。每当警察出现在我们面前，死亡、伤害和残疾便威胁着我们。说对谁都是这样，或者对罪犯更是如此，都不足以解释。当警察开始追捕普林斯·琼斯，他的生命已经处于危险之中。美国梦者认为这是做生意的成本，而我们的身体只不过是一种货币，因为这种观念是他们的传统。作为奴隶，我们是这个国家的第一桶金，是自由的首付。内战结束后，到处都是废墟，奴隶获得解放，南方不情愿地重归联邦，这时就产生了赎回权，我们的身体成了这个国家的第二笔按揭还款。在新政时期，我们是他们的客房，他们装修好的地下室。而今天，日益庞大的监狱系统已经成了黑人身体的仓库，它为美国梦者提供了工作岗位和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世界上百分之八的囚犯是黑人，我们的身体为成为白人的梦想提供了再融资。黑人命贱，但在美国，黑人的身体是价值最高的自然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