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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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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要感谢荒地的村民,热情欢迎我进入他们的家、教室、办公室和田地。我特别感谢关老师一家、三姨、三姨夫和三舅。而能够完成相关的调研,要十分感激吉艾斯·怀庭夫人基金,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洛克菲勒基金会百乐宫中心和纽约公共图书馆多罗西&路易斯·科尔曼学者和作家中心对我的经济支持。

在纽约公共图书馆,馆员萨米·奥塔和瑞贝卡·费德曼不仅帮我查找了很多资料,还提供了很多别的帮助;玛丽·奥利格尼和珍·斯特劳斯给了我很多支持和积极的鼓励。倍儿棒!我还要感谢国会图书馆的玛丽·那卡哈拉,帮我找到了南满铁路的地名录。也要感谢美国档案馆的大卫·费列罗,帮我查询了有关“红雀行动”和日本在东北战争罪行的资料。

在中国做自由撰稿人,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不仅仅是没有名片、助手和正规商业发票那么简单。书里的故事来自一个很少有人去过甚至没多少人听过的地方,我很感激那些对此表现出浓厚兴趣的编辑们:《国家地理》的唐·贝尔特和奥利弗·佩恩;《中国经济季刊》的汤姆·米勒;《启程》杂志的理查德·斯多利;《目的地亚洲》的克里斯·希尔;《纽约时报书评》的詹妮弗·舒斯勒;美国亚洲协会《中国档案》的苏珊·杰克斯和《美国生活》的米基·米克、朱莉·斯奈德和伊拉·格拉斯。

在沈阳,我从熟知并热爱这个城市的道格·凯利那里获益良多,还有总领事西恩·斯坦因。同样也感谢和我深度交谈的大卫·道格拉斯,南京大学的刘海平教授,安克·谢雷尔,伊娃·皮尔斯,丹·艾布拉姆森,江平,杰雷米·茨温格,罗恩·苏斯基,杰弗里·沃瑟斯托姆,拉娜·米特尔,大卫·斯宾德勒和汤姆·戈尔德。美国农村发展研究会的朱克良帮我理清了繁杂的中国土地权利问题。迈克尔·亨特帮我理解了尼尔森·费尔柴尔德自杀之谜。马克·艾略特对我讲授了一些满语的语源学。史蒂芬·沃得利翻译了书开头的那句来自《子弟书》的引用。皮特·科恩引起了我对赛珍珠传奇一生的浓厚兴趣。《纽约时报》的吉姆·亚德利帮我寻找了沈阳二战盟军战俘集中营那些幸存者的所在;而安德鲁·雅各布斯帮忙寻找了“长春围困战”的幸存者。感谢《朝日新闻》的员工们,石田光一在敦化为我提供了帮助;而藤原岩井为我引见了东京那些当年被遣送回国的孤儿。另外,我衷心感谢长峰章先生(以及他女儿简妮特的帮助)和哈罗德·莱斯先生(以及他妻子海伦的帮助),感谢他们分享了战时的经历。

我的岳母程兆华和吉利安·利菲在东北和自己的所在地都提供了很多帮助。罗恩·格拉克曼、麦克·格伊提格、伊恩·约翰逊、马克·梁和卢克·麦恩斯都给予了我友谊和鼓励。当然还要感谢特拉维斯·科林博格博士不断催促我前进。傅睦友(Matt Forney)的公司Fathom China的员工为我查找了很多东福米业的资料。而他本人在和儿子罗伊一起去红旗林场时,驾驶我们的红旗轿车撞上了一辆解放牌卡车。从那以后我就坐火车了。感谢你,好哥们。

还要感谢尼克拉斯·格里芬、亚当·霍赫希尔德和何伟(Peter Hessler),你们认真阅读了我的书稿,给出了批评意见。亚当,你是世界上最好的良师益友。彼得(何伟),给莫洛打个电话吧,我欠你的。

同样,我也深深感激我的代理人乔治·波尔夏特和出版人乔治·吉布森,他们投入了无限的耐心,一直在帮我修改,并从头到尾无条件支持。

弗朗西斯和我相识于1997年,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真的很难相信,距离我们第一次约会已经过去了十七年。时间都去哪儿了?(嘿,台阶都去哪儿了?都去上面了。[1])我实在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对她的感激。我们之间有着深情厚谊,相互支持,一起欢笑,并共同建立家庭。此时此刻,两岁的本杰明就坐在我膝盖上,手上拿着尤克里里,要求我再唱一遍儿歌《汽车在奔跑》。亲爱的小本(你是不是很高兴我们没给你取名叫荒地),总有一天,你会厌烦这首歌,要求爸爸换首别的。从这本书的字字句句,你会知道在呱呱坠地前,你的父母都在哪里,在干些什么。而你的到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你,我的儿子,就是生命的意义。我爱你们。

[1]原文是Hey,where do these stairs go? They go up。来自经典电影《捉鬼敢死队》(Ghostbusters)的一句台词。放在这里算是作者针对“时间都去哪儿了”讲的一个冷笑话。——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