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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比凶杀案更残忍的失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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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我又见到了徐蓓蕾。

这次是在警车上,警车开往郊外。驾驶警车的司机一脸冷峻,一言不发,目视前方,徐蓓蕾和我坐在后排。徐蓓蕾不断地看着手机上的时间。我想,他们可能是去执行任务吧。

徐蓓蕾没有继续向我讲述褚丽丽的案件,而是讲起了另外一个案件。

前不久,法院审判了一起这样的案件,一个农民杀死了自己的母亲。从古到今,弑母一直是重罪,是被认为最大逆不道的罪行之一,可是这次,法官却从轻判处,既没有枪毙这名儿子,也没有判处他无期徒刑,只是判处了他四年有期徒刑。针对这起案件,当地的报纸展开了讨论,辩论双方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杀死自己的母亲,从古到今都是最为人所不齿的行为,可是,为什么法官和读者还在替他辩白?因为这个做儿子的杀死母亲,另有原因。

这位母亲身患重症,家中无钱医治,而自己又无法忍受疾病的折磨,一再要求儿子弄点老鼠药,把自己毒死。儿子不忍心,母亲就一再哀求,儿子看到母亲这样痛苦,也想让母亲一死解脱,终于有一天,儿子在母亲的水杯中下毒,母亲死了。

这个儿子的行为应该如何定罪?是不是谋杀罪?法官们被难住了,后来,院长力排众议,从轻判处。而有些读者认为,这个儿子的行为够不上犯罪,应该无罪释放。也有人说,无论怎么说,他也不能杀死自己的母亲,他是故意杀人。

我对徐蓓蕾说,确实应该无罪释放这个儿子,判断一个人是否构成犯罪,应该看他是不是存有恶意,如果没有恶意,就不应该认为构成犯罪。

徐蓓蕾说,很多案件,不是那么容易定罪的。我们刑警感到很多案件难以侦破,而法官也感到很多案件难以下结论。以前,我们总是说以法律为准绳,其实,有些案件当法律与道德交织的时候,就很难作出判断。

徐蓓蕾接着又讲了一个故事。

她说,有一个人是孤儿,一直梦想着能够坐船远航。有一次,他遇到了远航的机会,有一艘货轮要出海,孤儿缠着要登船,船员们不答应。可是孤儿一定要去,船员们没有办法,就带上了他。

这艘船在海上行驶了一周后,遇到了风暴,桅杆折断了,他们漂到了一座荒岛上。

来到荒岛上后,他们发现仅剩下了五个人,四个船员,还有那个孤儿。

荒岛很小,他们寻找一切能够果腹的东西,草根、蜥蜴、树皮……这样又维持了一周。

第八天,他们饿得都走不动了,也没有力气再去寻找食物,事实上荒岛上再也找不到食物了。五个人就坐在一起,商量怎么办。有人提议,他们之中的一个人要充当食物,以挽救另外四个人的生命。也就是说,另外四个人吃其中的一个人。

可是,吃谁呢?

谁都不想被吃。

他们商量来商量去,就决定吃了那个孤儿,因为那个孤儿死亡时,无牵无挂,没有人悲伤,没有人想念。而另外的四个船员就不同了,因为他们上有父母,下有妻儿。

到了晚上,四个船员实在熬不下去了,就开始吃那个孤儿。他们的生命得到了延续,而那个孤儿却死了。

第九天,海面上出现了一缕青烟,那是轮船上的青烟。他们欣喜若狂,急忙点燃篝火。轮船上的人看到荒岛上的烟火,就派人救了他们。

他们回到家乡后,受到了审判。

徐蓓蕾问我:“你说,他们该定什么罪?”

我说:“肯定是故意杀人罪。”

徐蓓蕾说,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人死亡,来给另外的四个人提供食物。如果这一个人不死亡,那么五个人都要死亡。

我想了想后,说:“那就应该无罪。”

徐蓓蕾又说,每个人都是生而平等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剥夺另外一个人的生命。

我仔细一想,还真是这样,孤儿无罪,船员杀死他,就是犯了故意杀人罪;可是,孤儿不死,五个人都要死,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两害相权取其轻,既然有一个人必须死,那就只能选择孤儿了。

可是,他们到底是有罪还是无罪?真的让我很纠结。

警车开到了郊外的一座收费站旁,徐蓓蕾又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然后走下了警车。我们也跟着下来了。我看到,在收费站前,排着长长的想要进城的车辆。那些排列整齐的车辆,就像甲壳虫一样。

在收费站的另一边,也开来了一辆警车,警车停下来后,从里面钻出了我三天前在茶馆门口看到的那名中年男子,还有三名看起来从警校刚刚毕业的年轻警察。他们向徐蓓蕾打了一个手势,然后向排列得整整齐齐的、等待缴费的车辆走去。

他们走到了一辆黑色的桑塔纳跟前,打开车门,低头询问着什么。他们做着让车子里的人走出车厢的手势,可是车厢里的人就是不出来。徐蓓蕾和司机走过去,我跟在后面。走到桑塔纳前一看,看到开车的是一个干瘦干痩的男子,副驾驶位上坐着一个女人,后面坐着两个女人,他们的怀中都抱着婴儿。

双方纠缠了许久,后面的车辆一直摁着喇叭,桑塔纳这才开到了一边,里面的人走了出来。

三名年轻的警察从三名女人的怀中抱过了孩子,三名女人没有挣扎,她们的眼中都是惊慌。

干痩男人质问:“凭什么抱走我们的孩子?我们又没有违反计划生育。”

徐蓓蕾说:“你应该明白为什么抱走婴儿。计划生育不属我们管。”

一辆面包车开了过来,三名女人和干瘦男子上了面包车,被拉走了;三名婴儿被抱在三名年轻警察的怀中,也被拉走了;徐蓓蕾和我继续坐上了我们来时的那辆警车,开往城里。

在车里,徐蓓蕾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一个车子里,居然有三名婴儿,三个妇女,这绝对有问题。”

可是,这一男三女有什么问题,徐蓓蕾没有说。

在回城的车子里,我问起了三天前徐蓓蕾讲过的褚丽丽的案件。徐蓓蕾向我继续讲起来:

那年,张团子早就注意上了褚丽丽,但是褚丽丽没有注意到有人在注意自己。

张团子在这座职工小区外的一家包子店里打工,褚丽丽每次出小区进小区,都要经过那家包子店。褚丽丽衣着时尚,又喜欢在大街上打手机,很张扬,张团子认为褚丽丽很有钱。

而张团子没有钱,他每月的工资只有几百元,连租房子的钱也没有,他夜晚就住在包子店里。

有一次,张团子跟踪褚丽丽,知道了褚丽丽租住的房间位置。张团子记住了褚丽丽的房间,此后他就谋划着怎么进入褚丽丽的房间里偷东西。

这幢楼房里,每家每户的窗户外都安装着防盗网,而房门外还安装着防盗门,要从门窗进去,是不可能的。

很多个夜晚,包子店关门了,张团子就悄悄地从一处破损的围墙钻进来,偷偷地来到褚丽丽的窗户外,寻找着进入房间的机会。他在这里看到了、听到了褚丽丽房间里发生的一切,包括褚丽丽把不同的男人领进房中。

有一天夜晚,他意外地发现褚丽丽的房门外插着一把钥匙,而且防盗门也没有关闭。可能进门匆忙,褚丽丽先用钥匙打开了防盗门,然后又打开进户门,钥匙忘在了进户门的锁孔里,然后就走进房间关上了房门。

张团子将钥匙轻轻地抽出来,拿走了。

房门钥匙弄丢了,褚丽丽应该更换门锁。可是门锁一直没有更换,可能粗心的褚丽丽没有想到会有人拿走了她的钥匙。

此后,一有机会,张团子就会偷偷潜入褚丽丽的房间里,偷窃财物。张团子并不贪心,他为了避免褚丽丽怀疑,每次只从褚丽丽放钱的抽斗里拿走一两张百元大钞他偷窃了好多次,而褚丽丽一直不知道。

后来,张团子胆子越来越大,他不再满足于偷窃褚丽丽的钱,他要偷取褚丽丽的手机。因为一部手机可以卖很多钱。

那天晚上,包子店关门后,张团子就偷偷地潜伏在了褚丽丽的窗外,他听到房间里褚丽丽和一个男人一直在争吵,一直没有入睡。将近午夜的时候,房间里没有了争吵声,而改成了褚丽丽的叫床声。后来,那名男子离开了,房间的灯关闭了,声音也静下来。张团子估计褚丽丽睡着了,就绕到房门前,轻轻打开房门,摸了进去。

房间里,褚丽丽一直在睡觉,她根本就想不到房间里会有人进来。张团子的眼睛适应了黑暗后,看到褚丽丽的手机放在床头柜上充电。

张团子把手伸向手机,拔下了墙壁上的充电器,突然手机响了一下。那时候的手机充电和切断电源的时候,都会发出一声轻微的声响。声音惊动了睡在床上的褚丽丽,她惊叫一声:“谁?”

张团子看到褚丽丽突然醒了,他担心褚丽丽会叫喊,下意识地扑上去,卡住了褚丽丽的脖子。褚丽丽极力挣扎,张团子越卡越紧,终于将褚丽丽掐死了。

褚丽丽不再挣扎时,张团子才知道闯下了大祸,他不敢久留,把手机放进口袋里,带上门出去了。

回到包子店,张团子左想右想,不敢再在省城待下去,黎明时分,他乘上了回家的长途汽车。

过了好多天,褚丽丽一直不交房租。房主就气冲冲地上门催讨,没料想看到褚丽丽死在了床上。

张团子离开省城后的好多天,人们才看到褚丽丽的尸体。没有人把褚丽丽的死亡与张团子的消失联系在一起。再说,谁会想到,一个包子铺又黑又脏的小伙计,会和一名野模有关系。

张团子回到家乡后,很长时间不敢露面,他担心警察会找上门来。可是过了半年时间,平安无事,张团子就认为没事了。褚丽丽的那个手机,张团子一直不会用,他连怎么开机都不知道。

春节临近的时候,有小时候的同伴从广州回来,说起南方的大老板有手机,张团子就炫耀地拿出手机,说:“我也有手机。”

同伴看到过老板开机关机,他接过张团子手中的手机,就打开了。可是这个手机能不能使用,同伴表示怀疑。张团子就说:“你要不相信,就拨打村口小卖部的电话,听听有没有声音。”

那半年时间里,张团子闲得无聊,经常去村口的小卖部玩,他知道小卖部的电话号码。同伴拨打了小卖部的电话,果然在手机里听到了小卖部老板的声音。

张团子谎称这部手机是省城的老板拖欠他的工资,便用手机充当工资的。

春节过后,张团子跟着同村的伙伴来到广州打工,租住在广州最大的城中村冼村。连续几天,张团子在广州找不到工作,身上没钱了,就在天河电脑城外把手机变卖了。

卖掉手机后,张团子也找到了一份在饭店打工的工作。没想到,几个月后,因为参与打架,他被带到了派出所,身份暴露了。

徐蓓蕾说:“其实很多大案要案,都是靠一个偶然的契机才侦破的。”

模特被杀案,原来是这样的经过,我真没有想到。这样看似简单的案件,居然是女刑警徐蓓蕾耗时最长的一个。记得徐蓓蕾上次说过,有两种人的作案,一般都会成为悬案,一种是凶手作案后,突然死亡了;另一种是凶手属于过路客,杀人后就立即远走高飞,永远也不出现在案发现场。这两种人的作案,确实是难以侦破的。而张团子杀害女模特,就属于后一种情况。

在徐蓓蕾侦破的那么多案件中,一定有很多稀奇古怪的、匪夷所思的案件,我想继续听她说。

我问:“在你的职业生涯中,你觉得最恐怖、最残忍的案件是什么?”

徐蓓蕾说:“每个凶杀案都是很恐怖的,也都是很残忍的。只要是凶杀案,总会有一些线索,即使是蛛丝马迹,通过分析推理,找到凶手的概率就会增加。凶杀案也有一些定律,我们叫作铁律。比如结过婚的人,丈夫被杀,第一个被怀疑对象一定是他的妻子;妻子被杀,第一个被怀疑对象一定是她的丈夫。因为结婚后的人,情杀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不是说妻子死亡了,就一定是丈夫杀害的?如果一定要按照这个逻辑推理,那就会造成冤假错案,比如佘祥林杀人案,这就是轰动全国的大冤案,最后将被关押八年的佘祥林放出来,国家进行了赔偿。”

我问:“那么最难破的是哪类案件?”

徐蓓蕾想了想说:“最难破的是失踪案。失踪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比凶杀案难破得多。”

我接着问:“你有没有破获过失踪案?”

徐蓓蕾说:“当然有过……有这么一件失踪案,比凶杀案更为恐怖,也更为残忍。”

徐蓓蕾说,有一年,我接连接到好几个失踪案,失踪者都有这样几个特点:智力有缺陷,男性,年龄在十多岁到三十多岁不等。

在西北,智力有缺陷的人,被称为憨子,他们尽管成人了,但是智力还相当于三四岁的儿童。现在的孩子都很娇贵,能够把一个孩子养大到十几岁,很不容易;而把一个憨子养大到十几岁,甚至养大成人,就更不容易,他的父母不知道付出了多少心血。所以,父母爱护憨子,胜过爱护正常的孩子。

因为憨子智力有缺陷,到处乱跑乱窜,所以走失了就没有什么奇怪。可是,这么多憨子集中走失,时间相隔如此紧密,就有些奇怪了。

而在憨子失踪案的前后,还有三起少年走失案,这三个少年都是农村初中的住校生,都是在上学路上走失的。也就是说,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段里,有十来个人走失了。

如果你觉得这些失踪案奇怪的话,那么还有更奇怪的,这些少年的家庭地址都在秦岭山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段,有十来个人失踪,稍有办案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这里面肯定有犯罪分子在操纵。

这些少年在哪里?这些犯罪分子在哪里?他们是用什么手段犯罪?我们一无所知。犯罪分子像空气一样无声无息,无影无踪,我们是在和空气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