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杨牧从华盛顿大学退休，73岁的他，仍然在教授《诗经》和叶慈。他小心地调和、安排，固执笨拙，却保护了内心的完整与自由。
一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诗经·秦风·蒹葭》）
两点差十分，系办助理推门进来，摘下石英钟，装上电池，时针分针拨到正确的方向，像两只张开的手臂。东华大学每个教室的钟都好些年未曾走动，行政人员懒于看顾，老师学生也不甚在乎，但是这天在文学院大楼302教室，石英钟“咔嚓”了起来。两点，一位老人走进来。他步子徐缓均匀，一步一步，走到讲台坐定，抬头正对着那面钟。
上课之前，我已听过很多关于杨牧的传言。他是著名诗人，听说也离诺贝尔文学奖不远，人们提到他，语带尊崇。又听说，他是处女座，细节处诸多讲究，一张桌子用来写诗，一张桌子写论文，散文则放在左边第三个抽屉。小道流言，又传说他“个性别扭”，不好相处。为杨牧作传的作者张惠菁前来采访，正逢他即将离开花莲回到华盛顿大学，有学生前来相送，情绪伤感似乎将要落泪。杨牧等学生走后，关上门说：“我就是不想看到学生哭。”另一个故事是，花莲诗人陈克华，也是一位眼科医生，为许多作家看诊，杨牧也在其中。一次他写文人轶事，纵论作家们的眼睛，说到杨牧有青光眼。从那之后，杨牧就换了眼科医生。
此刻坐在讲台上的杨牧，戴着眼镜，灰白的头发干净、一丝不乱，脸上虽有皱纹，却和皮肤的肌理一般细致，颧骨上还有午睡方醒的红色。若说诗人，似乎有点太普通了，他更像一辈子活在书斋里的儒雅老者。他打开手中的名单，用手指点着往下数，又抬头数了数教室中的我们——U型的桌边疏坐十五人。杨牧开口说话，声音衰弱，中气不足：“我希望人数不要太多，最好在十一个人之内。”他手臂微微摆动，做着不灵活的手势，似乎在尽量避免消耗动能。
这门课叫作“中西诗学比较”，是诗人、学者杨牧从美国华盛顿大学退休后，回到花莲开的第一堂课。接下来，他解释课程，“中西诗学比较”，不是真的要比较“诗学”——当代文学研究中，“诗学”沿袭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被解为广泛的美学理论，不，不是的，这堂课不讲理论，而是读中西原典，英文读叶芝，中文读《诗经》，“把两三千年前的东西拿出来，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因此这堂课又有一个副题“古典与现代”。
杨牧请一位同学朗读《秦风·蒹葭》。四言诗重复回旋，五言句变换节奏。必得朗读，全心体会，时间延进以音乐叮咚，空间则铺开迷蒙图景，这首原本烂熟至俗的诗，突然展现美的本质：令人静默，久久不语。
1950年，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翻译的《英译诗经》出版。在这本书中，高本汉把《诗经》中的诗歌编号，《周南·关雎》是No.1，第一首。在课堂上，杨牧使用了这个编辑方法，这样的编法让他想到《圣经》：“在我看来，《诗经》和《圣经》是一样的。”因此，《秦风·蒹葭》就是第129号。
字辞易解，没有太多要讲的，杨牧微微抬头，看着教室里某一个虚空的点，像是怔住了。他想起读花莲中学时，有一天老师说，今天不要上课了，“他在黑板上写了一首诗给我们看，就是《蒹葭》，”他回忆着，“老师用广东话念了一遍，那时候似懂非懂，完全不确定，这是男的还是女的，什么都不确定，和数学老师教的都不一样，可是觉得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诗。”
这是杨牧第一次读到《诗经》。20岁时，他自费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由父亲的工厂印刷，妹妹校稿，书名就叫作《水之湄》。
杨牧从虚空中收回眼光看着我们，仍然是沉思的，似乎不确定当年《蒹葭》所触发的震撼，能否传递给今天的学生：“二十年前，有一种理论是文学死了。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谣言——这真是一个蛮大的谣言，你们比较幸运，现在已经没有人这样讲了。”
二
在岛屿上，中央山脉耸起，纵贯南北，把台湾岛分成东西两半。西部面向大陆，是开阔平原，福建移民越过台湾海峡，登陆开垦农地，通商、修建工厂，西部向来是汉人聚居之地、台湾经济的重心。而东部的高山雄踞之下，平地狭窄，不利耕作，居住的多是原住民，刀耕火种，迎向浩瀚的太平洋。
因此在台湾人心中，西部是“前山”，东部是“后山”。花莲就在后山，是山水壮丽的度假胜地，也是经济不发达的偏乡。
1940年，杨牧出生之时，更是如此，“那是一个几乎不制造任何新闻的最偏僻的小城”，他在文章里写道。一个没有新闻的小城，沉睡于层层叠高的青山之下，靠着太平洋，“站在东西走向的大街上，可以看见尽头一片碧蓝的海色。”
杨牧原名王靖献，祖父是菜农，父亲两兄弟在花莲开一家印刷厂。当时台湾作为日本第一个殖民地，已被统治了45年。他记得自己坐在榻榻米上，榻榻米有一股稻草的味道，在太阳光下飘着浮着，“那时不少张三李四已经改名为渡边田中，夏日里喜欢穿一条相扑大汉的白色丁字裤在廊下乘凉，以不标准的破碎的日语互相请安。”
在他记忆里，花莲的日本人不多，只记得冬天的上午，寒气弥漫在太平洋的涯岸，峻岭俯视，峰顶积着白雪，他看到一个带长刀的军人，穿着军大衣在街上沉默地迈步，脸上似乎也是没有表情的，只是唇上的小髭带着一种寂寞的傲气。
当时日本皇军正节节败退，1944年夏秋之交，美国飞机出现在台湾上空，一开始所有的轰炸和扫射都集中在北部和西部较大的城镇，有一天，轰炸机也到达花莲港口，杨牧随家人坐火车往南边去避难，再回来时，日本人走了，台湾“光复”。
政权更迭，年少的杨牧并无所感，他只知道学校里多了很多南腔北调的老师。有的老师乡音之重，三宣其令，无人能懂。他记得，中学的老师分为两类，比较严峻的兄长型的是台湾老师，另一类就是漂洋过海的外省老师，他们比较放松，“有时带着难言的落寞的神情。”在这些外省老师那里，他受到了最早的文学启蒙，包括粤语念出的《秦风·蒹葭》。
另有一位胡老师，是湖南湘西人，闲时谈天，他跟杨牧说，“赶尸”是真的。胡老师说得天花乱坠，杨牧听得张口结舌。为了转移话题，他说：“湘西出了一位大作家，对不对？”老师吃惊反问：“你怎么知道的？”
留在大陆的作家，已被国民党禁了。但是图书馆的管理老师看杨牧每天借翻译文学，惋惜他没有机会读中国小说，于是从上锁的柜子里拿出一本薄薄的书《八骏图》，叮嘱他不必登记，也不要转借别人。第二天，杨牧去还《八骏图》，管理员从柜子里拿出了《边城》。
1950年代的台湾，国民党宣导“反共文学”，文坛肃杀，诗歌最早出现新气象。纪弦发起“现代诗”运动，主张学习西方，“新诗乃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余光中则提出“新古典主义”，几大流派各有代表人物，论战迭起，创作旺盛，是台湾现代诗的高峰。
在这样的风潮里，十五岁的杨牧，写下第一首诗。
二十四岁的杨牧回溯道：“我常常想这个问题，我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写第一首诗的？怎么写的？是什么力量压迫我促使我的呢？我仿佛看到子夜以后满天的星光，感觉到夜露的寒冷，听到子规的啼声。我仿佛看见莲花池里的绿萍，看到鲢鱼游水，看到青蛙和长嘴的彩色鸟。仿佛很多江南的马蹄和酒肆和宫墙和石板路召唤着我，仿佛看到宋代的午桥和拱门，红漆的拱门。”
四十七岁的杨牧则把这个神秘的时刻归于一次大地震，“大地一摇，摇醒了蛰伏我内心的神异之兽”，他目睹一个雕塑家如何将一块木头变成神像，这雕刻的过程，就是创造，而创造是多么迷人，“我将以全部火热的心血投入一件艺术品的工作……一个不能向任何人倾诉的秘密在我内心滋长，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微弱地负荷着，在那遥远的时代，我知道我正在迟疑地向我的童年告别。”
十五岁的杨牧，开始写诗。他把作品发表在自己和学长办的刊物《海鸥》。高中毕业之后，他考入位于台中的东海大学。年少诗人的轻狂，他是有的，在和好友的通信中，他们都自称“寡人”（杨牧写道，“寡人欲报考历史系，足下以为如何？”），然而无论是花莲，还是台中，都不是台北。台北，是一切热闹发生的地方，新锐的潮流，遽起的名声。杨牧没有加入任何诗派，也没有参与论争。在诗人们的聚会中，他是“一连打翻三次烟灰碟而不色变的青衫少年”。他敏锐善感，又朴拙固执。敏捷应对外界变化，并非他的特长。无论是年轻时过多的感伤和堆砌，或是中年追想的神启时刻，他站在潮流的边缘，勤奋阅读、写作，诗情在内心孤独生长。
他决定，诗将是他表达世界本质的唯一方式。“我明白了，是从这里到那里的关系，是这里和那里的对比，冲突，调和，于是就产生了诗……诗于你想必就是一巨大的隐喻，你用它抵制哀伤，体会悲悯，想象无形的喜悦，追求幸福。诗使你现实的横逆遁于无形，使疑虑沉淀，使河水澄清，仿佛从来没有遭遇过任何阻碍。诗提升你的生命。”
当时的台湾，为了表明自己是中华文化的正统，中文系、历史系都倾向保守，专治古典，古典之中，又特重“小学”，不接受现代诗。杨牧选修《昭明文选》，第一堂课就听到老师说“这个年头啊，有所谓现代诗这个东西，完全是胡说八道，我看班上有人就是搞那个的”，老师在讲台上说了十五分钟，杨牧收拾书本，站起来离开了教室。
新思潮与新创作，都发生在外文系。最有名的，是1960年台大外文系的学生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李欧梵创办《现代文学》，和“现代诗”一起，成为台湾战后文学的第一波浪潮。杨牧也从东海大学历史系转到了外文系，他读加缪、英诗，其中他最喜欢的，是浪漫主义诗人济慈。
同时，杨牧仍然到中文系修课。东海大学中文系有一位大学者徐复观，他被称为“新儒家四杰”之一，曾写过《两汉思想史》等著作。徐复观用近十周的时间，讲解韩愈的《平淮西碑》《柳州罗池庙碑》，仔细辨析字句、文法、结构。这对杨牧的写作风格影响极大，多年后他为师友写悼文，虽是白话文，行文结构，却是韩柳文的气势。“中文要写得好，别无他法，就是读古文。”他说。
年轻的杨牧一边翻字典读英诗，一边抄写李商隐的全集。读英国文学时，他在书缘写下中文里雷同的字句，读中国文学，则以英国文学附丽。从一开始，中英文就并列交错在他的写作中。
三
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无望兮。
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
坎其击缶，宛丘之道。无冬无夏，值其鹭翿。
（《诗经·陈风·宛丘》）
在《诗经》中，这并不是一首有名的诗。有人解为讽刺诗，有人解为情诗，但都牵强。杨牧想象，这是一个舞台，有人击鼓，有人击缶，另有一人无论冬夏，手持缤纷的羽毛跳舞。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陈国在地理位置上邻近楚国，同样巫风盛行，举国痴迷歌舞。也许，这就是一个迷狂的舞者。
杨牧问：“林怀民，云门舞集，你们知道吗？”1962年，杨牧赴爱荷华大学读写作班，白先勇、余光中、叶维廉、陈若曦、王文兴、林怀民都先后到达，保罗·安格尔和聂华苓传奇的爱情也刚刚开始。台湾文坛璀璨的星空，年轻的人们发展各自的性情，“有一次一群人走着走着，林怀民冲到一根电线杆前面，绕了一圈。”杨牧干笑着，他是数学家一样的诗人，喜欢喝一点酒，但不过量，写诗时则一定不喝，理性、内敛，情感变化再三检视，表达时几度徘徊。《陈风·宛丘》中手持羽毛无论冬夏的舞者，让他想起林怀民的激情率性，他陌生的反面。
1972年，林怀民回到台湾，创办云门舞集。1993年《九歌》上演，用现代舞表现《楚辞》，阳刚健美的男舞者在舞台上几乎全裸。杨牧坐在台下，觉得这很不对，《九歌》里不是这样的，楚国的男巫、舞者怎么可能是裸体？他写信给林怀民，向他指出这一点。但是，“他居然一直都没有理我，后来的演出也没有改。”
杨牧又想到了白先勇。他说：“白先勇就是学张爱玲啊。”白先勇和另外一个小说家郭松对坐，郭松说，先勇，你写的是通俗小说。“白先勇也不生气，就笑。我赶快说换个话题。先勇的风度很好，换了其他的朋友，百分之八十会生气。”
年轻的白先勇以《台北人》出名，后来难有佳作，晚年找到了另一项志业：推广昆曲。在美国时，他就常随一些怀念中国的老先生唱昆曲，白先勇特别兴奋，杨牧说起来却皱眉：“我始终不大喜欢。你们有人喜欢昆曲吗？”
有三两个人举手。
杨牧问：“为什么呢？”
有人答：“因为……昆曲是一种完美的艺术。”
杨牧说：“对，就是这样，我觉得，也太美了。”年轻时杨牧着迷的是古希腊史诗和悲剧，他读比较文学，“想把中西文化都解决掉”，关于戏剧，他想的是几代中国文学研究者挠头苦思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史诗和悲剧？可是，最终他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只写了一篇关于《桃花扇》的文章，其他统统没有研究，也不再感兴趣了。
时间形成秩序（两点上课，三点半休息，五点下课）。但课堂上有这样小小的漫谈，逸出文本。杨牧身后，午后的晴空下，窗外几只鸽子一直在咕咕咕咕地叫，扑腾着翅膀。这堂课，这几年在台湾的生活，又把我带回了文学。在话语纷繁的时代，能够沉静地读诗、谈诗，杨牧说，“阅读的乐趣大过了研究的乐趣，文学应该这样才对。”
四
1965年，杨牧收到徐复观的信，要他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拜见陈世骧。
陈世骧是海外汉学界的泰斗，他中英文俱精，曾与人合译《中国现代诗选》，1936年在伦敦出版，是中国现代诗介绍到西方的首例。1940年代，陈世骧赴美国，协助筹建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比较文学系，是早期漂洋过海的汉学拓荒者之一。1950年代初，陈世骧首先将新批评运用在中国古典诗歌，以一万多字，评析杜甫的五绝《八阵图》，成为文学批评的经典。1971年，他第一次提出，与西方文学并列时，中国文学的荣耀并不在史诗，它的光荣在别处，在抒情的传统里。从此，“抒情传统”就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关键词。
此时的杨牧，即将从爱荷华大学写作班毕业，他除了必修的创作和翻译课，又选修了古英文、现代美国诗、比较文学等。朋友们暑期去纽约打工，赚下一年的学费生活费，但是杨牧在唐人街的中国餐馆转了一周，断定端盘子、洗碗碟不是理想的工作。很快有人找他翻译一本书，同时被邀的，还有张爱玲、於梨华。每天译书、写作、散步、喝咖啡，他已放弃了大学时最爱的诗人济慈，专心精读叶慈①全集。杨牧认为，这位最后的浪漫主义诗人在35岁之前，并没有超越拜伦、雪莱、济慈，但是35岁之后，却“扩充深入，提升其浪漫精神，进入神人关系的探讨，并且评判现实社会的是非”，从而超越之前所有的浪漫主义诗人。对于老师徐复观的信，他认为自己是写诗的，又不是做学问的，去见陈世骧做什么？
但他还是去了，带着两本自己的诗集，一路询问，准时站在陈世骧的办公室门前，敲门却无人应答。此时的杨牧仍有年轻诗人的傲气，觉得自己比张良还委屈。陈世骧来了，一手握烟斗，一手抓着一把信。在追悼陈世骧先生的文章里，杨牧仔细地描写了这次见面，他说，陈世骧先生并没有为迟到表示歉意。他捧上诗集，陈世骧随便看了一眼封面，开始拆信，不发一语，把杨牧丢在一旁发呆。杨牧的张良之情又不禁油然而生。陈世骧读完信，拾起诗集，仍然不发一语，专心读了好几十页，忽然脸上有了新的表情，说了些称赞的话。二人谈论起来。杨牧说有意读比较文学，大讲对史诗和悲剧的看法，“这时，陈先生已经变成一位笑容满面的长者，快意地吸着烟，不时大声追问我的论断，又引述中西材料为我的畅言做修改，最后说，史诗和悲剧在中国文学传统里不曾发展成型，正是我数十年来时时思考的题目。”
1966年，杨牧从爱荷华获得硕士学位，他收到了哈佛大学、伯克利和爱荷华大学的博士录取通知。陈世骧写信给他说：“放弃哈佛，到伯克利来！”
陈世骧的家在一座山坡上，是一座西班牙式的楼房，松树环绕，号为“六松山庄”。这里经常有很多留学生高谈阔论，有时，他们会谈到张爱玲。1969年，在夏志清的推荐下，陈世骧聘任张爱玲，作为“中国当代语言计划”的研究人员。张爱玲的办公室，就在杨牧隔壁。同在陈世骧门下行走的刘大任说，张爱玲是中国研究中心的“灵魂”，因她通常黄昏将近夜晚时出现，挨着墙壁行走，早上离开，有如女鬼。陈世骧羽翼下的学生不乏张迷，但也有人嗤之以鼻，小说家郭松说张是“姨太太文学”，杨牧也不喜欢，谈到张爱玲时称“那婆娘”。20世纪60年代的伯克利，是左翼圣地，反越战争民权的中心，也是嬉皮灵药文化的首都，各类议题的政治斗争与思想交锋热火朝天。随后，在美国的台湾青年，又掀起“保钓运动”。左翼的金戈铁马中，张爱玲的儿女情长被看轻，也并不奇怪。杨牧并非各类社会运动的热心参与者，他单纯是认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是语言的草创期，粗率不葺，只有湘西的沈从文，是个大作家。
杨牧在阅览室有一个固定的座位，他每天坐在那里，窗外隔着马路是英文系的大楼，再远些是总图书馆，更远是钟塔和山。他研究古英文、中世纪欧洲文学，他读《诗经》《离骚》《文心雕龙》和唐诗，学了德文、日文和希腊文，又对古希腊文学骤然产生狂热的兴趣，几乎想要放弃英国文学，专攻古希腊文学。陈世骧敲着烟斗笑着说：“靖献，生也有涯……”
在伯克利，有两位流亡学者，每周四杨牧都与他们聚集谈天。一位是波兰诗人切斯拉夫·米沃什，他曾有一首长诗，描写三人在一起谈天的故事。另一位是西方汉学界的怪杰卜弼德(Peter B.Boodberg)。卜弼德是流亡的旧俄世家子弟，精通十多门语言。他曾写过一篇长文分析《康熙字典》二百一十四个部首，文章用英文写成，但是分析部首时常用其他文字注解，有时是希腊文、拉丁文，有时是俄文、德文。他说，三千年的中国文字传统，含涵深远博大，唯有用整个欧洲文明的三千年文字传统，方能注解清楚。
最初，卜弼德看不起杨牧，他认为比较文学不成其为学问，不过是巧立名目。杨牧选修了他的一门课，写期末报告时几乎精神崩溃，自认“读中国书以来，从未如此苦过”。结果，报告仍被卜弼德批得体无完肤。有了这次经验，杨牧心想，“以我的乡下人脾气判断，觉得卜弼德先生既然对我的研究如此苛刻，我非再碰碰他不可，要使他知道我们念比较文学的并不是完全不理中国的文字小学。”
不久，杨牧的博士资格考试委员会筹备成立，他向陈世骧说，希望卜弼德先生考他一门。卜弼德十分严厉，点上雪茄烟，问他：“刘勰说屈原赋‘金相玉式’是什么意思？”杨牧心知卜弼德意见与他不同，但还是好胜，当场顶撞起来，卜弼德气得不得了。口试虽然通过，杨牧仍悻悻然良久，觉得这个脸丢大了，非努力雪耻不可。于是，在博士论文委员会成立时，又执意邀请卜弼德加入。
1970年，杨牧把博士论文全稿寄给卜弼德，卜弼德回了一封用绿墨水写的长信：“读完你的论文，我总算相信中西比较文学是一门可以研究的学问。”杨牧非常高兴，他听说卜弼德数十年来很少写那么长的信。但是，他又听说，卜弼德用绿墨水写，是因为绿墨水不能复印，而且容易褪色，因此有朝一日，他所写的都会烟消云散。杨牧听完，又觉得怅然。
1971年陈世骧先生去世，在追悼会上，卜弼德激动地抱住杨牧的肩膀说，“在伯克利的时候，我对你很严厉，我要你知道，诗人是诗人，学者是学者，诗人要变成学者，要经过严格的训练。”他又说：“中国文学还是要你们中国人努力去开拓。”
在伯克利的四年，也许是杨牧最重要的一段时间。他曾放言说《诗经》不好，陈世骧大怒，说：“小子浅薄，不识古人深厚！”他亲自教授《诗经》，最后，杨牧以《诗经》为研究对象，完成了博士论文。陈世骧和卜弼德教他认识中国古典文学传统，认识文字的历史，同时，他在悼念陈世骧先生时写道，古典文学使他学习谦冲忠厚的人格，“诗教是可能的。”
传统的与现代的，杨牧以此为题出版了一本书。晚清以来，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重大命题，一个古老文明遇到来自西方的强势文明，被迫改变、扭转方向。在“落后挨打”的逻辑下，一代代文学研究者痛心疾首，追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出现史诗和悲剧？杨牧也是如此，最后他放弃了。这终归是一个伪命题。换一个角度，人们也可以问：为什么西方没有出现昆曲？文明的发展不遵循同一条路径，这应该是可以理解的。杨牧脱去背后的价值判断，平等而精深地理解不同文明。传统的与现代的，不再是论文题目，它就深刻地盘错在生活的细节，熔炼出新的语言，广博、开放的文学世界。杨牧成为了世界诗人。
五
那年晚夏我们一起对坐：
你的好友那美丽温柔的女子
和你与我，谈话。
我说：“一行往往必须好几小时；
可是我们来回拆补的工夫徒劳
假使它看起来不像当时顷刻即有。
那就不如双膝跪倒
厨房里洗地板，或像老乞丐
且敲石子无论风吹雨打；
因为要将上乘的音质整体展现
比作那些工更加劳累，然而
总被当作游手好闲，被吵闹的
银行员，教师，神职人物之类——
殉道者称之为世界。”
于是这时候
那美丽温柔的女子（为她
许多人将因为发现她的声音
如此柔美文静而怔忡于心）
回答：“生为女人应该知道——
虽然学校里不教——知道
我们必须努力促使自己美丽。”
（叶慈《亚当其惩》节选，杨牧译）
从伯克利毕业后，杨牧留在美国，教美国学生《诗经》《离骚》。有时他回台湾，教英诗、莎士比亚。行政事务缠身时，无暇作诗，他就翻译。他曾翻译了《英诗选译》《叶慈选集》和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作为上课的教材。这首Adam’s Curse，有人译为《亚当的惩罚》，杨牧译为《亚当其惩》，是在模仿《诗经》的句法。
亚当和夏娃被贬出伊甸园后，上帝惩罚夏娃生育之苦，亚当则要终身劳作。叶慈在这首诗里写道，诗人如同工匠一般，来回拆补，将上乘的音质呈现，花费了好几个小时，却要让人读起来像神灵附体偶得佳句。杨牧反复讲解，到下面几句，突然抬起头，有些困惑：“我听有的学者说叶慈是大男子主义者，因为他这里说维持美貌是女性的职责，是不是呢？我觉得好像不是。你们觉得呢？”
“我觉得应该不是，他应该是一种赞美。”同学A说。
“我也觉得不是。”同学B说。
我忍不住举手：“我觉得是。诗人认为维持美貌是女性的职责，当然是啊。”
杨牧有点惊讶：“你这样认为？我觉得应该不是。”
我心里想，我觉得是的，但我仍然喜爱这首诗，它让我晕眩和喜悦。
当代读者无法逃离这样的矛盾。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认为，意识形态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毁了文学。学者们拆解、重构，运用理论话语，唯独忘记了美。布鲁姆的提醒是有益的，但是文学作为人心、社会的镜与灯，又不能忽视其中的偏见。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为叶慈对诗人工作的描述深深赞叹，但是作为女性，我随即直面男性的眼光，意识到自己的性别，愕然不已。
选修的同学最后留下了十个，有人本科读英文，有人来自马来西亚，但多半仍是中文系出身，杨牧说，你们读英文诗不会输给那些美国人、英国人、苏格兰人，因为你们已经读了这么多中国文学。美国记者何伟在涪陵教书时，有同样的评论。中国实在是个诗的国度，华人诵诗的传统，对诗的修养，是无愧于任何文明的。
在课外，杨牧安排每个同学半个小时的面谈时间，以弥补他出外旅行缺的课时。“半个小时就好了，不要让我太累。”他记下每个人的时间，一边抬头叮咛我们。那天下午，杨牧准时出现在办公室，隔着一张书桌，我们散漫地聊着，和上课时一样，口头表达不是他所擅长的，只泛泛地讲道，二十多年前，他曾到过中国大陆，也认得我母校的老学者们。我记得，他写过一篇文章《北方》，在北方的平原上，他想起自己的老师陈世骧，就来自这里。同行的外省诗人，如郑愁予，免不了经历亲人重逢、情绪起伏的场面，杨牧却感觉淡漠，他觉得这里的山水文化破坏得厉害，不是书中的中国，学者的不能自由发言，也令他失望。
这些他都没有讲，只温和又浅浅地，问我是否读过《一首诗的完成》。我说读过。这是他写给年轻诗人的十八封信，我记得书中一个细节，是杨牧年轻时第一次读李商隐，一边读一边抄写，从午后直到深夜离开，觉得繁星虽美，古典诗歌更美。
他点点头，说抄写是一个好方法，他在美国教《诗经》，有的美国学生一个学期下来，就抄写了整本《诗经》。
我说，大概也比较利于记诵。
他又露出了那种表情，似乎满腹精妙的想法，无法口头表达，只淡淡又若有所思地说：记不下来也不要紧的。
那什么要紧呢？在《一首诗的完成》里，他写到有一年冬天，独自开车在公路长驱，突然遭遇一场风雪，杨牧把车停在路边，等风止雪霁，眼前层云舒卷，散开，消逝，下面是一片幽深广大的山谷，更远处是点缀了无尽白雪的蓝色山脉。他在心里搜索合适的诗词句子，“帮助我形容眼前的爱和美，让我把握那一刻的发现。”搜索着，他突然感到一阵惊悸，瞬间觉悟：应该以全部敏锐的心灵去体验，必须于沉默中向灵魂深处探索，而不是搜寻有形的文字。古典诗词应该拓展，而不是替代人的想象力和体验，若博闻强识缺少了转化融会的能力，就会变成束缚。
杨牧看着钟，半小时过去了，下一位同学已经等在门外。
六
难以相信，杨牧经历的是这样风云激荡的年代。美国的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台湾学生的保钓运动、民主运动、乡土文学论战、民主化浪潮……像当年现代诗论战不曾沾身一般，时代的浪潮时或激动着他的内心，但他远远地观望着。
在伯克利读书时，他每天经过红砖广场，目睹学生们的抗议。他看到军方在校园大门口摆了一张征兵的桌子，鼓励男生去登记。有一天，几个愤怒的学生走上前把桌子抬起来，扔到校外的街心。每天中午，广场上都有人在演说，反复阐释不当兵的道理，学生坐在红砖地上一边吃三明治一边听着。那时广场一端正在修建一座表演厅，中午工人也坐在那里吃三明治听反越战的呼声，三年后建筑物落成，工人都变成了反战专家，和学生联手对抗警察。
教授中世纪文学的教授Alane Renoir，父亲是法国著名导演，祖父是印象派画家。他上课声嘶力竭，有时装疯卖傻，很像杨牧印象中的中世纪文学专家。有一天Renoir讲了一个故事，“二战”初期，希特勒的坦克大军征服荷兰时，一位荷兰籍的中世纪历史学家正在伦敦休假，虎口余生，伦敦记者请他发表谈话，对祖国沦亡之事稍作评论。这位学者拒绝发言，说：“我研究的是中世纪历史，不是现代史！”杨牧认为，这个故事很可能是Renoir编出来讽刺中世纪文学学者的，意思是学者不能不问世事，必须介入现实。
伯克利所见所闻，让杨牧觉得，知识分子不能留在书斋，应该介入社会。可是如何介入？他选择了自己擅长的方式。1970年，他和林衡哲编辑“新潮丛书”。1976年，他和几个朋友共同成立了一家出版社“洪范书店”，以《尚书·洪范》得名，取“天地大法”之意，出版纯文学书籍，这家出版社今天仍然存在。1980年代，杨牧应高信疆之约，在《中国时报》开专栏，写些评论的文章。有时针砭时弊，有时介绍新知，总体而言，这些文章敦厚蕴藉，不作惊人之语。
1985年，他写了《赃》一文，批评教育部正在酝酿推出的《语文法》：“有一个朋友来信，责问我当此天下滔滔之际，遇到这么一件和文化命脉有强烈关系的问题，奈何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确实是觉得说不出话来，有点想学鸵鸟将脑袋藏在沙堆里，倒不是因为害怕，而是觉得很不好意思，也不是为自己觉得不好意思，而是为这时代之粗暴野蛮感到俯仰惭愧。或者当我不要学鸵鸟的时候，忽然又想起这传说中的‘语文法’，辄陷入一种包含了愤怒和悲哀的休克状态，因此也就没有话说。”
这篇评论，报社没有发表。杨牧觉得自己与报社两相不能忍耐，停掉了专栏。
诗人如何参与社会，始终悬在杨牧心中，是一个问题。1986年，他在给年轻诗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如何以诗作为我们的凭借，参与社会活动，体验生息，有效地贡献我们的力量，同时维持了艺术家的理想，而在某一个重要关头，甚且全身而退，不被动地为浩荡浊流所吞噬，或主动地变成权力斗争的打手，为虎作伥，遂失去了当初所谓参与的原意？”社会责任固然要有，但是它有时会侵蚀了诗歌，杨牧写道，白居易在主张诗的讽喻功能时，竟因此贬抑李杜的诗歌成就。反复思量，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掌握尽量多的文类，处理不同的题材，如宋代大诗人欧阳修一般。这是一种挑战，一条危险的窄路，不过，“你既然是诗人，也是一个弘毅的知识分子，你怎么能置身度外？”
1980年，“美丽岛”审判期间，发生了“林宅血案”。有人闯进政治犯林义雄家里，杀死了他的母亲和双胞胎女儿，此案至今未破。杨牧在美国看到这则消息，写下了《悲歌为林义雄作》，他从来没有写过这么直接、这么大声的诗，同时，这也是一首坏诗。四年后，杨牧收到一封年轻人的信。当时他在台大教课，期末监考时，学生在答题，他在讲桌上写下《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这首诗像杨牧所有杰作一样，往复回旋，音韵动人。想获得答案的人要失望了，他只是沉思、想象，描摹一个愤怒的年轻人，字句在极小的范围内摆荡，回声却成为一个恢弘的宫殿。
他常常讲到叶慈，这位爱尔兰诗人，钟爱革命者毛特·岗，为她写下许多情诗，包括著名的《当你老了》。但是毛特·岗拒绝他的求婚，嫁给了另一位革命者约翰·麦克布莱特上校。麦克布莱特死后，叶慈两次向毛特·岗求婚，都被拒绝。1977年，杨牧写下《右外野的浪漫主义者》，在文中书写叶慈，屡屡自况。
他说，叶慈是一位寂寞的人，被排斥的右外野手，孤独站在局外，嚼着地里扯出来的青草，看他的朋友们在局里商议厮杀，以血肉创造“可怖的美”，“我相信叶慈对爱尔兰的爱绝不下于麦克布莱特上校他们，可是他选择的竟是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七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彼南亩。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
（《诗经·豳风·七月》节选）
《豳风·东山》，是《诗经》中一首重要作品。士兵跟周公东征三年，终于能够回家了。杨牧要我们想象这是一部电影的镜头，士兵离家越来越近，他在旅途露宿，他想象家中荒芜，生了各种虫子，他想象妻子在家等待，他回忆起新婚之时，鲜衣亮马，当时如此美好，现在如何呢？——也许唱到最后，他已经到了家门口。
诗中“熠”一词用了两次，形容宵行（萤火虫）和仓庚（黄莺），“可见以前的诗人是不怎么讲究的，不像现在这么累，不能重复……所以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兴奋了，当时文字还在形成中……最早编一本字典得有多难呢？”他沉吟，“有一次一个德国记者问我，中国有没有编过大字典？我气得要命，我们编字典的时候，你们德国文学还没有呢。”我们很少看到杨牧这样动感情，笑起来。他却很认真：“真的，德国文学最早是马丁·路德，之后几百年都没有，直到歌德，19世纪……18世纪好了，给它算早一点，我们《尔雅》《艺文类聚》，早就有了。”他说着，微微地喘起来。
一个女同学嘎嘎笑着：“老师，你真的很气耶。”
杨牧不知如何应对：“啊？”半晌之后，翻书道：“我们来看下一首。”
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同学，用粤语朗读《豳风·七月》。语音铿锵，跌宕更甚。这首《诗经》中最长的诗，写的是周朝农作生活。
诗中出现了两种历法，“七月”“九月”，是夏历，类似农历，“一之日”“二之日”，是周朝的历法。“有人说，这里面怎么有两个历法？为什么不可以有？我们现在不就用两个吗？还三个呢。”杨牧说的是台湾目前既用公元，又用农历，又用中华民国纪年，他持续着一种不以为然的表情，“不要怀疑文本，才是好学生。”
虽然以时间开头，却又不是顺序叙事，诗歌内部时间交错，重复的频率也不同，为什么会这样呢？杨牧想象，也许是大家坐在一起轮流唱，“第一个唱的人，也许是玉洁，她天分很高，两个历法都上来了，唱了十一句。第二个被点名的人，一时没有准备，就重复了前面两句，然后才开始唱自己的。第三个人，已经有所准备，就重复了一句。”
今天人们没有耐心也难以读懂这首诗，一方面是古文犹如外语；另一方面，在剧烈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农业生活相去已远，我们不清楚荒年果腹的野菜，也不了解丰年酿酒的喜悦，不了解荇菜浮于水面、花开金黄色，也就无从联想“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的画面，到底如何令人“辗转反侧”“寤寐思服”。
在这个课堂上，我们耐心查阅字词含义，慢慢咏诵，以古老的阅读方式，看到两千年前人们的生活，悲哀与喜悦，歌与诗，原来与今天相通。朱熹注《诗经》，尽管常引向讽谏，有些无聊，但是字词解释极其详细，杨牧说，朱熹这个人很可爱，为了让大家读《诗经》，苦口婆心。如此说来，杨牧老师在课堂上，也是如此苦口婆心，让我们理解《诗经》的美。
从伯克利毕业之后，杨牧一直在教书。他每年重读《诗经》《离骚》，仍有新的体会，他说，这是没有终点的诗，结局是开放的。
1991年，他参与创办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1994年，故乡花莲创办了东华大学，杨牧担任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2013年，他从华盛顿大学退休，73岁的他，仍然在教授《诗经》和叶慈。他小心地调和、安排，固执笨拙，却保护了内心的完整与自由。外部世界天翻地覆，他静立在树下，忖度风吹叶落时宇宙的秘密。
春天，在太平洋边的小城，师生们朗读杨牧的诗歌。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前来访问，他正在将杨牧的诗翻译成瑞典文。此前不久，杨牧受邀到北京演讲，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说，难得有这样博学的诗人，杨牧的写作，让我们知道尊重知识，知道写诗有一种精神系统在里面，而不是一触即发的行为。
会有更多的人们认识杨牧、会有更多的赞誉来临吗？他仍低调行事，不在任何风潮中心，一直地处边缘（花莲、台湾、美国……该如何定位一个在美国的中文诗人？）使他的名声与成就不相匹配，而且，互联网时代来了，对纯文学是福是祸尚未可知。在这时，为何要读杨牧？台湾作家陈文芬这样回答：杨牧的诗歌有关雅言与口语、现代与传统，“从一个大师身上，我们可以谈论文学历史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