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你仿佛在《江城》里看见一个个性过于敏感的美国年轻人，在混乱吵闹的中国小城，为了保护自己的尊严和内在的完整，在做着绝望的努力。
一
当何伟从涪陵宾馆大堂的人群中穿过来的时候，没有人注意他。
他身高175公分，棕色头发，穿着深蓝色外套。要面对面时，才会注意到他深陷的、漂亮的眼睛，眼睫毛长而上翘，足以令许多女孩妒忌，但是总体而言，就像“何伟”这个名字一样，他拥有隐藏于人群中的特质。
但是十五年前，何伟第一次来到涪陵的时候，可不是这样。他和另一位美国和平团的志愿者亚当走到市区，有人大叫：“来了两个外国人！”有人叫：“哈啰！”于是又有人叫：“来了两个哈啰！”人们拥过来，从路边拥到大街上，堵住了交通。
涪陵是长江边的一个小城，人们在乌江与长江会合处聚居成镇。三月该来的春天没有来，寒冷仍然公开地占有所有人。天空是不干净的灰色，偶尔下起雨来。这是江城，也是山城。对于来自平原的人来说，在涪陵永远都要爬山，下山。司机在很陡的坡上停车，行人像在山里走小路一样，随意地在车流里横穿。建筑有两种，比较旧的依山势而建，上上下下错落有致，而近年修建的大楼，则十分宽阔，假装这是平原。
和十五年前相比，涪陵依然混乱、吵闹，但是市区大了许多，城市化使市区人数从当年的20万人增加到40万人，而涪陵政府提出，要建设100万人大城市。对于何伟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不再是那个恐怖的焦点了。
在中国，人们知道涪陵，是因为它的特产：榨菜。而在英文世界，如果有人知道涪陵，多半是因为何伟的书《江城》。
1996年，何伟作为美国和平工作团的志愿者来到涪陵师范学院教英文。和平工作团是美国政府资助的机构，送年轻人到第三世界国家。何伟之所以来到涪陵，是因为在所有可能的选择中，这里距离成都——和平团总部——最远，领导不太会来。
当时的涪陵，不通铁路，公路状况十分恶劣，如果要去哪儿，必须搭船。那一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过去了四年，东南沿海已经掀起了商业大潮，三峡大坝开始动工，重庆还没有成为直辖市，涪陵还是四川省一个贫穷的小城，历史坐标中一个安静的点。
两年后，何伟结束和平团的工作回到美国，他用四个月写下《江城》，记录在涪陵的生活。之后，他来到北京，继续观察、写作中国。2011年2月，他第三本关于中国的书《寻路中国》中文版出版，这也是他第一本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书。这时，他已经被公认为描写中国最好的当代西方作家。
他再次回到涪陵，在久违了的涪陵师范学院——现在已改为长江师范学院，何伟做了两场演讲。
二
第一场在老校区，何伟曾经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这里依山而建，与市区隔乌江相望，小而优美，有旧时代的好品味，和岁月经久之后复杂的生态。何伟住过的公寓已十分破旧，绿色窗框里的玻璃已经破了，但当时却是学校最好的公寓楼。从六层的阳台上，看得到玉兰、泡桐、香樟树，乌江混浊地流过。由于扩招，长江师范学院从原来的2000名学生，扩到一万多，老校区不够用了，学校在郊区的山上买了一块地，作为新校区。这里只容纳一年级的新生。
暮色降临校园，在阶梯式的学术报告厅，何伟用中文演讲。他没有站在组织者安排的高高的讲台上，他站在下面，一边走动一边讲。当有学生提问，他就走到那个人面前，仔细聆听。
他展示了一些照片，讲述的内容主要是《寻路中国》里的一些片段。他在北京租了一辆车，往西部开，路上遇到了一些有趣的人和事，像是一部流浪汉小说。
学生们大部分是川渝一带的典型长相，矮个子，圆圆的脸，红扑扑的，气息朴实，女生很喜欢穿玫瑰红的羽绒服。他们大部分没有看过何伟的书，也不知道这个人，在演讲结束后请何伟签名时，有一个女生拿的是自己的数学课本。这不能怪他们，当地最主要的书店是新华书店，书的译者，也是长江师范学院的老师李雪顺想跟新华书店联系做一场活动，但被拒绝了。《江城》出版之后，涪陵师范学院组织英文老师翻译了全书，但是书中对于学校政治氛围毫不留情的批评，注定不会被校方喜欢。没有学校领导来参加这个原本值得荣耀的活动，而地方政府领导的反应是，宣传涪陵当然好，但是如果破坏涪陵的形象，那肯定不行。
事后，我才知道，由于学校怕太多人参加活动，会“拥挤，造成事故”，所以宣传很少，最重要的是，学校规定每个班只能来三个人。于是，基本上每个班来的都是班长、团支部书记和学习委员。
使用中文让何伟很紧张，尽管他的中文已经很好了。他有节奏地在演讲中安排笑话，迎来预期中的笑声。演讲结束后，他朗读《寻路中国》的英文片段，李雪顺读对应的中文。他在书中提到了驾校考试的几道题目，在他的讲述中，那几道题目，正如在中国看到的许多事一样，有着显而易见的荒诞性。
大约四十分钟的演讲与朗读之后，何伟请台下的学生提问。和他当年的学生不一样，这些学生出生于1990年代，他们是独生子女，毕业后不被分配工作，他们身处于网络时代。老师们抱怨他们成天打游戏，而他们则抱怨被剥夺了自由。
一位女生第一个举手，她用非常流利的英文开头，然后用中文问何伟：“你这本书是2001年完成的……”
何伟犹豫了一下，轻声说：“不是。”
女生问：“是，还是不是？”
何伟说：“不是。”
“好，不是，那你现在再次回到涪陵，你到北京、上海，你觉得中国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中国最重要的变化，我以为是人民开始搬到城里。好多以前是种地呀，现在搬到城市……好多国家有这个经验，美国也有，欧洲也有，但是中国的速度比较快，也是因为人口比较多。”
女生没有问完：“那从整体来说，你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趋向，还是一个会带来问题的不好的变化？”
何伟说：“很难说好，还是不好，我觉得是必需的。中国要现代化，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农民，那么少的地，但是肯定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女生接着问：“你看到很多缺点，也看到很多优点，但是作为一个文化的交流者，能不能把更多美好的东西写出来？”
接下来有学生说：“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劳动力也多……相对于美国，你觉得中国的发展优势是什么？”
年轻的学生们很少冷场，被点中的同学通常有一连串问题，这时候，其他人举起相机、手机拍摄何伟。这些问题多半是问何伟对于中国的看法，骄傲的民族自尊心无处不在。他们对于正在讲话的这个人没有什么兴趣，他是美国人，来自密苏里州，他在中国经历了什么？……学生们没有问。关于中国，他们在寻找的，也是某些确定性的答案。他们关心美国人怎么看中国，好，还是不好？“好”当然是标准答案。他们还没有被培养起对于他人、其他文化的好奇心，就像没有培养起对知识的好奇心。如何伟在书中描述过的，中国学生很勤奋，尊敬老师，但是也比较封闭，不开放。
最后一个问题，一个瘦削的男孩被选中，他站起来，很客气地问：“请问一下，根据您这些年的观察，您觉得中国未来会接受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吗？就是自由和民主。”全场响起了掌声，夹杂着笑声。
无论被问到什么问题，何伟的表情都很严肃，让人感觉他会认真对付每一个问题，要不然就是中文真的让他紧张。对这个问题也一样，他回答说：“这个问题应该由你们自己决定。你们这些年轻人决定。”
演讲结束后，他对记者说，十几年前，不会有学生提这样的问题。“因为是公开的场合，所以我用了外交语言，”停了一下，他说，“不过，那也是真的。”
三
两天以后，何伟在长江师范学院新校区做另一场演讲。这个校区距离市区车程半小时，它具有中国当代城市规划与建筑最重要的特点：大。好像把山炸平了，建成一片宽阔的平原。在这平原里，有草坪，有小河，有假山，河边的石头有一些是水泥伪装的。校园太大，赶去上课的学生怎样成群，都显得很稀疏。只有在音乐厅门前的空地上，形成了围观的人潮。那里一位女老师举着话筒在唱红歌，后面是十几个漂亮的女生伴舞，再后面，更多的女生举着粉色的假花一动不动。
路上的学生都不知道何伟的活动。知道这个消息的学生大概都已经在学术报告厅等着了。女生趴在窗前用重庆话说：“他到底来是不来哟？”
何伟演讲的内容与前一场一样。阶梯教室里收音效果很不好，回声很大，相隔几排就不可能听见其他人的发言，只要有人私语，整个教室就变成一个巨大的嗡嗡作响的蜂房。
还是有人用英文提问，非常纯正，甚至做作的英式英文。每当这时，何伟会先翻译成中文，然后再用中文回答。这引起了全场的笑声。和新生比起来，这些高年级的大学生更勇于表达自己的看法。有两个学生建议何伟去新疆看看，因为那里和涪陵、和南方很不一样。何伟回答说，他去过一次新疆，而且在北京的时候，他有一个维吾尔族的朋友。他反过来建议学生们，你们应该去新疆，去西藏，去听听维吾尔族怎么想的，藏族人是怎么想的。
即使如此，学生们已经表现出了对何伟更大的兴趣，和更少的紧张感。有人问他为什么给自己的书取名“江城”“甲骨文”，以及他在中国的旅游中，遇到了什么样的有趣的事。有一个男生说，他很羡慕何伟这样一个人旅行的生活方式，那也是他的理想。
在教室外，何伟昔日的学生们陆续来了。当年他们在教室里听何伟讲课，现在大部分留在涪陵，成为英文老师。因为何伟的回来，他们晚上有一个聚会。看得出，他们很重视这次聚会，“男生”穿着西装，“女生”穿上在冬天能穿的最隆重的衣服，有一位穿着红底金色花纹的棉旗袍，边上镶着一圈白色绒毛。他们很像要出现在贾樟柯的电影里，有一种小镇生活特有的拘谨和憔悴。
对于记者的在场，他们客气而紧张。他们都看过《江城》，在那里面，一些学生被提到和描写。对这本书有什么想法吗？一个男生回答说，何伟把他们写得太政治了，太意识形态化了，他们觉得好像并没有这么严重。
关于这些学生，何伟在《江城》里写道，他必须很小心不去触碰关于中国政治的话题。他很清楚学生们一路以来所受的政治教育，但是不可避免地，师生之间的对话会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有一次关于种族主义的讨论中，何伟以温和的语气说，他认为，每个地方都有种族主义和恐外症的问题，甚至包括中国。班上最优秀、最爱国的学生温蒂立刻反驳：“中国没有种族偏见或种族歧视。”何伟举出自己的例子，他和亚当到涪陵市区时，常常有人对他们大吼大叫。温蒂说：“他们是友善的。”何伟不同意，他觉得这是糟糕的事，但他试图转圜：“这些问题是可以改善的。”
当时，学生们低下头，全班陷入一种不自在的沉默。何伟发现自己正注视着四十五圈黑发。他明白，身为外国教师，他不能以任何形式批评中国。他讨厌这种情况——大家低下头，这种时候让他觉得，他不是在教四十五个可以独立思考的学生，而是在教一个团体。在这些时候，这个团体的想法一致，即使他们沉默而被动。
只有文学可以穿越他和学生之间的隔阂，在课堂上，何伟带他们读莎士比亚的诗歌，排演《哈姆雷特》。文学永恒的力量在那些时刻软化了学生们僵硬的标准反应，在共同的阅读中，何伟觉得，他们都是避难者。学生们逃离政治课，而他逃脱了解构主义。“我们都很快乐，我们读着诗，而在外面的江流上，整个涪陵都在忙它自己的诗。”
在教室里，学生在问最后一个问题：“涪陵这两年，对你的改变是什么？”何伟回答说：“我变得更轻松了，一开始我很容易生气，后来我变得比较有幽默感了。幽默感很重要。”
何伟曾经写道，教育是很重要的，涪陵的生活也是教育，对他来说，这个教育比牛津大学的教育重要多了。
那两年时间，他所承受的，绝对不只是学到了“幽默感”。事实上，他并非有意识地选择了一个最难的角度进入中国。不是外国人较多、自称“国际化”的上海、北京，也不是努力往外扩张的东南沿海，而是一个封闭的内陆小城。在这里，外国人像外星人，人们对不同文化一无所知，因而也不知如何共处，多年来的管理控制，在对外国人的恐惧、怀疑中，几乎显得无厘头。
人们在闹市区围住何伟和亚当，有人推搡、挑衅他们，让何伟觉得自己像一个猴子。体育竞赛中并不讲究公平，这同样令何伟无法忍受。更严重的问题来自政治，学校不许老师和他们接近，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自己的信件被审查，删改。
到达涪陵之前，何伟和亚当被要求做艾滋病检查。一年之后，涪陵师范学院外事办又要他体检。他们觉得外国人就是这样，太乱了。“这是歧视，是我最生气的事，”何伟直到今天还非常愤怒，“书里面没有写，我应该写的。”
不可预知性吸引他来到中国，但是不可预知性也令他抓狂。很多时候，你仿佛在《江城》里看见一个个性过于敏感的美国年轻人，在混乱吵闹的中国小城，为了保护自己的尊严和内在的完整，在做着绝望的努力。
但是一旦这些混乱的时期过去，不可预知性仍然显示出了迷人之处。他学会了一个外国人如何在中国生活：只要静静地等在那里，就会有好事发生。人们会主动来谈话，他们通常都非常友善和慷慨。而从另一个方面，尽管一开始觉得中国很复杂，但是熟悉了之后，他发现人们对事情的反应是很类似的。他常常自称“洋鬼子”以自嘲，中国人每当听到就会哈哈大笑。他甚至学会了用中国式的方式应对难题。当涪陵师范学院外事办要他检查艾滋病，他坚持不愿意，两方僵持，都很难下台。这时他说，他要打电话给和平工作团总部——向领导请示。他没有打，只是回到房间看了十分钟的书，然后出来告诉外事办的工作人员，领导说他不用体检。工作人员接受了这个答案。
除此之外，涪陵的生活带给他的另一件礼物是，从那以后，他就不怕吃苦了。
四
何伟的表情总是很严肃。在涪陵师范学院教书的时候，学生们更喜欢亚当，亚当更主动活泼，也花更多的时间和学生们在一起。而何伟则很内向安静。
他不是一个反应敏捷的人，当演讲时台下发出意外的笑声——他的话引发歧义，他眼睛里慢慢走过一点疑惑，但并没有停下来，语速、表情都没有变，笑声就这样过去了。
这一部分是因为中文。离开了中国四年，何伟说自己的中文退步了。想象一下，一个以语言的魔术为生的人，在运用另一种自己并不熟悉的语言时，那种不自信和紧张也就可以理解了。
在《江城》中，何伟说，他觉得自己是两个人：何伟和彼得·海斯勒。何伟很笨，说话有口音，文法很糟，而在傻乎乎的何伟背后，彼得·海斯勒在专注地观察一切，并且做笔记。这两个人实际地存在于他的体内，却不一定是一个使用中文的人和另一个使用英文的人，而有可能是一个使用言辞的人，和另一个使用文字的人，他拙于前者，长于后者。在没有迅捷反应的同时，另一个他却在异常敏锐地观察，然后从T恤领口拿下钢笔，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有一天，这个被忽视和遗忘的细节会出现在文章里，附加一个奇妙的比喻。
彼得·海斯勒生长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他说，那是一个比较穷的地方，“周围都是农村，养猪、种玉米的比较多。”但这个农村有一所密苏里大学，何伟的父亲就是这所大学的教授。父亲研究唐人街，研究中医，他曾做过一个项目，每隔两三年采访一些老人，看他们为什么如此长寿。有时候，他会带彼得一起去。彼得觉得这很有趣，现在回忆起来，他觉得父亲的研究方式——长期跟踪某一些人——对他后来的写作很有影响。
父亲很开明，他鼓励家里的女孩子都去参加体育运动，而不要做啦啦队员。家里并不富裕，但是日子过得舒服，没有压力。他也不过问彼得的成绩，任其发展自己的天分。中学毕业时，彼得在老师的鼓励下，决定自己要当一名作家。
他考上了普林斯顿大学，主修英文和写作。他是那个高中第一个考进这所大学的人。但是大学生活却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来自小地方、平凡家庭的彼得，个性温和自尊，不喜欢竞争，但是在常青藤学校，他面临了一些残酷的竞争。彼得必须打工，来支付自己的生活费。他找到了一份餐厅的工作，却发现服务的是自己的同学——他们来自富裕的家庭。他辞职了，换了一份在学校办公室的工作。
另一点让他自卑的是，尽管他是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希克曼中学最好的学生，但是和很多同学比较起来，他的教育仍然不够完备。他不知道James Joyce（詹姆斯·乔伊斯）是谁，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他以为这是个女人。
他没有跟富贵同学们混在一起，他参加了田径队，在这里交到了很多朋友，他们很聪明，但又不是太拘泥于学习。彼得喜欢长跑。长跑需要的是耐力，他选择这项运动，象征了，同时也更加强了他这种个性。
彼得考普林斯顿大学，是为了读这里的写作专业，但是连考了三个学期，他都没有通过录取。一般的学生从一年级就开始读这个课程，但是他到二年级第二个学期才考上。我问他，得知考上的时候，心情如何？何伟用简单的中文说：“很高兴，但也很平静，因为他们这一次不让我进去，下一次我也可以。这是长期的一个希望。所以，不怕今天有什么事情。而且这只是一个课，要当作家的话，还要好长时间的。”
后来，总结自己的研究方式的时候，何伟总是说，自己的方式是长期的，长期跟踪几个人。的确，他花了两年时间在涪陵；之后，他每年都和学生们通信，其中两名学生毕业后一个到了深圳，一个到了温州，成为他关注的线索；而在《甲骨文》中，对诗人、学者陈梦家的长期关注，成为另一条主要线索。现在，他想着，等到离开涪陵二十年时，他要再写一本关于涪陵的书。
这种瞩目长远、沉稳的坚持贯穿了何伟整个写作生涯。从普林斯顿毕业后，何伟又去牛津大学读英国文学。毕业之后，他可以在《纽约时报》这样的大报找一份工作，拿一份不薄的薪水，按照职业的阶梯一步一步往上走。但是他选择了到涪陵，一个月拿一千块人民币的工资。两年结束后，回到美国能找到工作吗？这是一个冒险的举动。但他预感到，涪陵的经历，将有助于他成为一个作家。
他做到了，凭借天赋、技巧、对于生活毫不浪费的体悟，《江城》出版了。
几年之后，他的第二本书《甲骨文》以更大的野心、更复杂精巧的结构问世。在这本书里，何伟试图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原来和中国文化初次碰撞时的摇摇晃晃没有了，这本书像一个盛年时期的人，充满自信，精力旺盛。
但是正如人们更爱青春期的生涩，很多人喜欢《江城》里那个美国年轻人，在中国小城里遭遇到的惶惑、愤怒和无助。这些情绪是如此诚实、真切，对这个国家充满好奇的人们会觉得非常有趣，而生长在这个国家已经熟视无睹的人们，却会感觉到一些疼痛，然后，看待身边世界的方式变了。
《寻路中国》和前两本书比起来，一样细腻优美，但是已经失去了前二者那种强烈的好奇心和情绪的冲撞。何伟发现，自己已经习惯了中国的视角，该变换了。他选择了下一个目的地——埃及，另一个在缓慢改变中的文明古国。
小时候，何伟想写小说，大学以后发现非虚构写作也不错。“以后也有可能写小说，不一定。”他讲起一个大学同学，这个同学是田径队的队员，非常聪明，读书很厉害。可是有一天，FBI的人来找他，原来他不是21岁，是31岁，他曾经坐过牢，后来改了身份，改了名字，他想上一个好的大学。何伟一直记得这个故事，他想，有一天，他要把这个故事写出来。
五
去涪陵之前，何伟在北京一家书店做了一场演讲。和涪陵不一样，这里的人们读过他的书和文章。而其中，大概有一半是来自媒体的记者、编辑。他们在现场互相招呼着熟人朋友。
1990年代以来，一直在政府强力控制下的中国媒体裂开了缝隙。在新的空间里，记者、编辑们为了摆脱“新华体”做了很多努力。美国新闻写作被奉为范本。一方面，那象征着某些新闻要素，准确、严谨、独立。另一方面，1960年代以来反对所谓客观中立、文学与新闻结合的“新新闻写作”逐渐被标举了出来。网络的出现使传播、翻译越来越容易，越来越多中国记者开始阅读西方新闻作品。
关于中国的写作无疑是最受欢迎的，在这中间，何伟被认为是最好的。即使和西方同行相比，他也拥有更高的写作才能。
可是对何伟来说，这些都很陌生。1998年，写完《江城》之后，他想找一份美国媒体驻中国的工作，但找不到。他只好自己来到北京，每半年去一次香港，办一个商务签证，平常给外国记者做助理、剪报纸新闻，同时寻找机会给西方报纸写关于中国的消息。
在几次给报纸撰稿之后，何伟决定，再也不要给报纸写新闻了。“在日常新闻报道上，我一向不是很在行。我的工作速度缓慢、会拖截稿时间、我没有培养人脉……我引用好的记者不会引用的人的话：计程车司机、女服务生、朋友。我花很多时间在餐厅饭馆。我回避记者会。我恨讲电话——一件让新闻记者得精神官能症的事。我尤其恨深夜打电话给美国学者，即使这样我就可以引用他们有关中国新闻的谈话。我早已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事：正常的人都睡了。”
有点任性的表达之后，他说：“我比较喜欢写有戏剧性、长篇幅的故事。”同时，他不喜欢以第三人称的语气写作，不喜欢那种不带感觉、事不关己、只带权威的语气。
他找到了自己的职业选择，给杂志写稿，同时写书。他确立了自己的写作风格，而最重要的是，必须是有“风格”的。
何伟的写作方式影响了一些中国记者，甚至他的生活——美国的出版市场足够养活他，一年只要写两三篇稿子，就足够在北京生活了——也成为许多记者抱怨的依据。
何伟不知道这一切。他已经习惯了写作对象和读者的分离。在中国很少人认识他，他采访的人几乎没有人会看到他的文章，看他文章的人几乎不会来到中国，他想，自己在赚“差距”的钱。在介绍自己时，他说，我写“报告文学”。他不知道这个从涪陵学来的词已经很少被中国同行使用了，现在用的是“非虚构写作”，尽管小说并没有被称为“虚构写作”。
可是这一次，这么多人排队等他签名，《寻路中国》中文版的销量据说不错。对他来说，又一个不可预知性来临了，也许他还想到了前两本书中对中国的批评，以及中国人脆弱敏感的民族自尊心。他很少见的，问了记者一个问题：“中国读者为什么喜欢看我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