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日常生活的层层规矩里催成的早熟下，寻求一个个性解放的生活？
一
陈忠实来了北京。这个当口，话剧《白鹿原》正在演出。舞台上一片浓重的陕西腔，话剧演员们用胸腔共鸣发出的声音，在剧场空间轰隆作响，据说这可以加深空间的厚度，绽出原作的汁味。这出话剧，把在西安过得忙碌而逍遥的陈忠实又拎到了媒体关注的中心，——他这次来，是要参加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的节目录制。
在电话里，陈忠实说：“哎呀不要采访了不要采访了，十几年了，就是那些话，没有意思。”和他的同乡贾平凹一样，数十年来，陈忠实也还是一口陕西话。西北人好像不太有学习语言的天分，也不太擅长口头的表达。但那种发自喉间的声音，像心肺里掏出来的，沉而实在。
那天特别热。陈忠实居住的酒店邻近四环路，没有树木，马路和楼群之间，尽是耀眼的白光。陈忠实穿着短裤，赤脚盘腿坐在椅子上，抱怨北京太大太不方便。有一位出版社编辑正在和他谈出版散文集的事，陈忠实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大信封，里面是从别的集子复印出的文章。近些年他的散文以不同的名字结集出版，编辑要回去重新拟定书的标题。身为陕西省作协主席的陈忠实，早已不写小说了，除了参加文化活动，给一些作家写序，他只是写一些散文。“我现在，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他说。
二
再返回二十年前，陈忠实可不是这样。作为“陕军”的大员，那时候的陈忠实已经很有名气，但是还没有一部作品，扔出来能让文坛哆嗦一下，用他的话来说，没有一本死了以后做枕头的书。他原打算写十个中篇以后，再考虑写一部长篇，但1986年，写完第九部中篇《兰袍先生》，陈忠实耐不住性子了。当时正是文坛最热闹的时候，各种潮流蜂拥而上，韩少功、王安忆，都在前一年发表了重要的作品。即将五十岁的陈忠实着急了。他反问我：“谁不着急？谁希望自己写的小说只有一个乡的人知道？谁不想传播到另一个乡去？”他瞥了我一眼：“你问这个，不是说废话呢吗？”
而另一个原因，是《兰袍先生》的写作引发的“关于这个民族命运的大命题的思考日趋激烈，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创作理想”。1992年，陈忠实写出了长篇小说《白鹿原》。
当时，还在读中学的我在一个偏远的小城读到陈忠实的小说。对于承担大命题的《白鹿原》，我没有太深刻的印象，反而对之前垫脚的《兰袍先生》印象深刻。这部小说不像《白鹿原》那样野心勃勃，它有陈忠实特有的质朴真诚。那种基于人物命运的内在徘徊，是小说家的禀赋。更重要的是，它牵动了我的记忆。
这部小说讲的是一个传统秩序与个性解放之间矛盾的命题。故事的主人公来自一个耕读人家——有文化的农民家庭，他十多岁就做了私塾老师，穿一袭兰色长袍，被村里人尊称为“先生”。父亲早早地给他娶了媳妇。但是很快，新的政权建立，私塾取消，小“先生”去师范进修，他发现这里的学生调皮，不讲规矩，完全没有礼数。但不知不觉间，原先早熟稳重的小“先生”被青春的气息拂动了。他脱掉了兰袍，爱上了一个女同学。最后还是被强硬的父亲打败，退学在家。
小“先生”的早熟是在日常生活的层层规矩里被催成的。这种规矩我并不陌生。吃饭要怎样，见到长辈要怎样，这种秩序安排，是儒家人伦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表现。长期约束之后，这些规矩会内在化。小“先生”发现即使在没人的时候，他也不敢舒展自己的身体，跃起来抓一把头顶的树枝。在到处都是规矩的环境中长大，不能不缺少些张扬的神采。父亲送他两个字，“慎独”。这两个字当时让我触目惊心，久久不能忘。这是对完美道德的要求，也含有一种恐怖的力量，这种力是向内的。正如陈忠实所说，“儒家文化是收敛的文化，是对人性格的控制，不是开放的，这是和西方文化本质的差异。”
可以想象，陈忠实从小也生活在这样的秩序当中。他出生在西安东郊的灞桥区，那是古人折柳相送的地方。汉唐之都，又是内陆，没有海洋和商业文明的冲击，文化传统相对深厚保守。陈忠实说，自己从小家教很严，细到一言一行，都不放过。
我请他举几个例子。
他说：“家里来了客人，都是父亲接待，孩子不能到前面去干扰，不能在他们说话的场合跑来跑去；家里接待客人，小孩不能上席；逢年过节去亲戚家，小孩可以入席，但大人动了筷子以后，你才能动；夹菜的时候只能从旁边夹，不能从中间夹，也不能从对角夹，你要那样，有人会说你没教养，不懂礼数；饭没有咽下去以前不能说话，不能嚼着东西说话。”
在《兰袍先生》里，有几乎同样的一段话，小“先生”第一次进学校食堂：“女学生也夹在一堆，张着填满饭菜的嘴巴笑。我很不舒服，这些经过两年速成进修的男生女生，很快都要为人师表了，却是这样不拘礼仪。我在家时，父亲自幼就训诫我关于吃饭的规矩，等上辈人坐下后，自己才能坐；等别人都拿起筷子后，自己才能捉筷；等别人动手在菜盘里夹过头一次菜后，自己才能夹；吃饭时不能伸出舌头，嘴也不能张得太大，嚼时不能有响声；更不能在填着饭菜时张口说话。现在，瞧这些将来的先生们吃饭时的模样吧！张着嘴笑的，脸颊上撑起一个疙瘩的，满院子里是一片吃喝咀嚼的唧唧嚓嚓的声音，完全像乡间庄稼人在村巷里的‘老碗会’，没有一点先生应有的斯文。”
陈忠实否认了自己的背景和“兰袍先生”有共同之处，将小说情节摁在作者脑袋上，本身也相当不智，但这些细节与相似的生长环境，让我觉得陈忠实一定有和“兰袍先生”共同的气质，内敛拘谨，激情包藏其中，或许也受秩序感的约束。无论在小说中，还是现实中，个性解放——这个“五四”以来的重要口号，没有在叙事上获胜，也没有在道德上获胜。获胜的是“慎独”的道德力量，它借助日常生活习性安排好了身体组织。
我问陈忠实：“您小时候会反对家里的这些规矩吗？”64岁的他回答：“这都是规矩啊，你没有理由反对。孩子是一种原生状态，必须接受社会文明。”
三
陈忠实很不喜欢讲话，或者说，是很不喜欢和陌生人讲话。开启他是一件特别艰难的事情。
据说创作《白鹿原》的时候，陈忠实把自己关在家里闷头写，很少对外界，更不对媒体透露风声。可是有人不知从哪儿听说了，就写了一篇文章，把这事捅出来了。陈忠实急了，一直埋怨走漏消息的朋友，他说，就像是蒸馒头，还没熟呢，就打开蒸笼把气放跑了，这馒头还能蒸得好吗？这种将自己严严实实地放在蒸笼里，不发一言的作风，在我看来是再熟悉不过的西北人气质。可是陈忠实并不认同，他甚至不认同地域性格。即使在文学中，莫言的山东高密，苏童的江南水乡，陈忠实的关中平原，这种在空间、人物性格的不同，也仅仅被他归结为精神气质的不同，可是这精神气质不就是一方水土养成的吗？
陈忠实一再重复，这是小差异，“南北东西，生活习性上有小差异。精神传承上没有大差异，都是儒家文明熏陶下的。”
我问：“您不觉得中国地域性格差异大吗？”
“那只是性格、习性上的小差异。决定人的本质的不是人的生活习性，而是人的精神气象、心理结构。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不要说是南方农民和北方农民，就是城里人和乡里人，也没有本质差别。为啥呢？思想、信仰、道德，编织成心理结构。中国靠儒家传承下来，甘肃、陕西崇拜孔子，人家广东也崇拜孔子，道德判断是一样的。至于生活习性，语言差异，那是表象差异，不是本质的。在外国人看来，都是一样的。”
在陈忠实看来，重要的仍然是整个民族的心理结构，这是“五四”以来，以西方为参照的思维，正是在这样的思维下，陈忠实写作了《白鹿原》。可是存在这样大而笼统的民族心理结构吗？即使有一个大的观照——大的观照是必不可少的，民族、人类……但辨析人们之间精微的区别，不也是作家所要做的吗？为什么陈忠实的判断不能像自己在作品中的感觉一样，相对复杂而具体呢？也许这样的判断就是限制他进一步走下去的原因？
我们的观点似乎在不同的层面和方向，在某些地方可能会重合，但是他不愿再讨论下去了。这个倔老头执意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对的，因此拒绝讨论，任何辩驳都是多余的，除非你认同他的观点。或许担任体制内领导职务多年的陈忠实，也已经习惯了发表见解，而不是被这样地询问。
他的脸上出现了明显的拒绝的神态。这个话题显然不能再继续了。谈话的气氛本来就很勉强，此刻更僵硬了。我仍然试图缓和气氛，用探询的方式，和他聊天，但每句话都只能引来一个非常简单的回答。
最后，他面对我的问题挥挥手，像关上一扇门。他默然不语，侧过脸看着右边的地面。我以为他在思索，于是伸出脑袋期待地看着他。他看着地面，紧闭双唇，一句话也没有说。我们像两块石头在两张椅子上实实地放着，却无声息。一分钟。一分钟后，我才意识到，这是拒绝。真是最令人恼怒和尴尬的沉默。但这种深入到骨子里的倔强，我的身体里何尝没有？他又为什么不能厌恶这样一次不愉快的采访呢？他要把自己紧锁起来。何况，当紧锁之中有面有水，就有了馒头的香味。
我起身告辞。陈忠实像解脱了一样，神色缓和下来，他笑着送我到门口，转头一瞥，突然指着桌上的西瓜：“这个你带走吧。”我站住了，看着这个刚才还不愿看我的老头，“您是说真的？”“当然是真的，我明天就走，吃不了也浪费了。”我瞥了一眼，说好吧，就抱着西瓜走出了房间。
毕竟，那是一个非常炎热的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