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以来，政治日益腐败，社会矛盾逐渐暴露。一些思想较敏锐的诗人如李白、杜甫、元结等，终于透过繁荣的表象，看到了潜在的政治危机。这就使他们将目光转向现实、一变过去的天真，写出了一些具有深刻现实意义、思想性很强的力作。安史之乱后，国运通塞未定，一些头脑较为清醒的文人，开始认真思考战乱的原因和国家的命运。许多人把安史之乱的发生归咎于儒家思想体系的衰落，主张通过振兴儒学来巩固中央集权，改革政治弊端。由于儒学历来重视社会风俗的变革，文风的变革也就自然被再次提出。一些文人提倡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以朴素的古文来取代华靡的骈文和诗赋，这就开了中唐韩愈、柳宗元所发起的古文运动的先河；一部分人继李、杜的余绪，“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前后相继，写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成为中唐元稹、白居易创作新乐府的先导。主要代表作家有元结、顾况、韦应物、戎昱、戴叔伦等。
元结、顾况标举诗教说，开始将初盛唐以来偏重以颂美王政为主的正雅观念转向讽喻，提出诗歌应总结兴亡治乱的教训，达到规讽时政的目的。为此他们一致批评大历以来诗歌中绮靡的倾向，强调兴寄，反对声律辞藻。元结认为文学的主要任务是“道达情性”、“救世劝俗”（《文编序》），“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二风诗论》），可以“上感于上，下化于下”（《系乐府序》），最不满那些“拘限声病，喜尚形似”的作品。顾况认为诗是“理乱之所经，王化之所兴。信无逃于声教，岂徒文彩之丽邪？”（《悲歌·自序》）也就是要向《诗经》的风诗和乐府学习，使诗歌能够引导人的情性，教化世俗，使上层统治者懂得治乱的道理。他们的诗歌创作正是这种理论的实践。两人都能用诗歌讽刺现实，表现他们对国计民生的关怀，同时都爱用古体，不拘于格律。
元结（719—772）字次山，河南（今洛阳）人。曾在天宝六载和杜甫同赴制举，同时被黜落。安史之乱中平乱有功，历任道州刺史、容管经略使。他对现实的认识比较深入。写于天宝年间的《系乐府》十二首，相当深刻地反映了玄宗晚年政治的腐败和人民在苛重剥削下所遭受的灾难。如《贫妇词》写贫妇在繁重租税的勒索下无以为生的苦况；《农臣怨》抒写农村遭灾之情无由上达帝听的感慨，并表示希望朝廷能观风采谣，关怀民情：“谣颂若采之，此言当可取。”同作于天宝时期的《悯荒诗》，借他所采五篇怨恨隋炀帝的隋人冤歌为题，加以发挥，总结了隋朝因荒娱至极，不知民怨而终于灭亡的教训。指出：“奈何昏王心，不觉此怨尤。遂令一夫唱，四海欣提矛。”君王如不知体恤民意，总有一天会被民众推翻，这在当时是极为大胆尖锐的见解。安史之乱后，元结任道州刺史，在地方官任上亲眼看到人民战乱之后的困苦生活，写出了著名的《舂陵行》和《贼退示官吏》。《舂陵行》活画出百姓经过丧乱、在急征暴敛下困疲之极的孱弱形象：“军国多所需，切责在有司。有司临郡县，刑法竞欲施。供给岂不忧？征敛又可悲。州小经乱亡，遗人实疲困。大乡无十家，大族命单羸。朝餐是草根，暮食乃木皮。出言气欲绝，意速行步迟。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扑之！”接着细致描写了上司催租“更无宽大恩，但有迫促期”的具体场景，直截了当地批评官府不使百姓存活的凶残，最后表白了自己宁可抗诏获罪，也要违令缓租、笃行爱民之道的决心：“安人天子命，符节我所持。州县忽乱亡，得罪复是谁？逋缓违诏令，蒙责固其宜。……顾惟孱弱者，正直当不亏。何人采国风，吾欲献此辞。”这首诗以朴素古淡的笔墨，倾诉了内心强烈的怨愤，感人至深。
《贼退示官吏》写代宗广德二年，“西原蛮”攻破道州邻近的永州和邵州，却不犯道州边境，原因是“城小贼不屠，人贫伤可怜”。作者将“贼”与“官吏”加以对照，责问朝廷派来的租庸使：“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今被征敛者，迫之如火煎。”指出朝官还不如“蛮贼”顾恤人民，讽刺极为辛辣愤激。最后表示自己决不为图“时世贤”的虚名而做朝廷残害人民的帮凶：“谁能绝人命，以作时世贤？思欲委符节，引竿自刺船。将家就鱼麦，归老江湖边。”这种关心民瘼的炽热感情，是极其可贵的。因此这两首诗得到了杜甫的激赏：“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同元使君舂陵行》）。杜甫还在诗序中说：“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感而有诗。”自从杜甫明确地提倡这种“忧黎庶”的“比兴体制”后，关心民生疾苦的精神就成为中唐以来风雅比兴最重要的内涵，后来在白居易“惟歌生民病”的讽喻诗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元结还选了一本《箧中集》，序文说选诗的原因是有感于“风雅不兴”，集子里所选作家“皆以正直而无禄位，皆以忠信而久贫贱，皆以仁让而至丧亡”者，选诗内容为兄弟朋友夫妇之情，布衣不遇之悲，穷困守节之志，守仁忘忧之乐，与他《系乐府》十二首中《贱士吟》的精神相通，显然由盛唐风雅兴寄中讴歌不平之气和穷达之节这一面发展而来。到韩孟时，风雅六义的内容就明确变成恪守仁义道德的寒士才子的不平之鸣。因此元结的风雅观体现了从盛唐向中唐元白、韩孟两派过渡的趋势。《箧中集》里的诗人虽然都名位不显，但是创作倾向值得注意。他们都有盛唐文人清狂的共同气质，好用汉魏古诗的比兴手法，又都用散句，避免对偶，语言虽然极度平白质朴，语调却拗口涩嘴，好以极端的说法来表现穷困惨苦的心境，这一特点后来成为孟郊、卢全等人诗歌艺术的重要特征。
顾况（727—815），苏州人，至德年间进士。当过著作郎等小官，后隐居茅山，号“华阳真逸”。他的诗歌风格多样，以古诗和歌行为多，好嘲谑，富于幽默感。所作《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是借上古之事刺当时现实。这组诗仿照《诗经》四言体，又效《诗经》取首句之辞为题加小序的作法，说明每一首诗所刺何事。如《上古》一章标明“愍农”也，指出“一廛亦官，百廛亦官。啬失孔艰！浸兮叹兮，申有螽兮，惟馨祀之患，岂止馁与寒？”收获的庄稼，一束也好，百束也好，都得入官。农夫日晒水泡，加上虫灾，还要供神祭祀，苦处岂止是饥寒交迫？《筑城》二章讽刺宦官临阵打仗“以墓砖为城壁”。《持斧》一章讽刺军士把墓地的松柏砍下来当薪柴，都是揭露官军随意欺压掠夺百姓之事。《采蜡》一章将采蜡者腰里挂着藤绳在“荒岩之间”，被“群蜂肆毒”、跌落深壑的危险艰苦与富豪之家“煌煌中堂，烈华烛兮。新歌善舞，弦柱促兮”的豪华生活相对照，直接点明“采蜡，怨奢也”的本意。《囝》一章写被掠卖为奴、惨遭阉割的小儿与父生离死别的悲怆，揭露闽中盛行此风的罪恶，字字血泪。此诗与后来白居易新乐府中的《道州民》反对贡矮奴的内容同样有意义。这组诗在形式上对白居易新乐府“首章标其目”并加小序的作法应当有所启发。此外，他的《公子行》讽刺贵族子弟，《行路难》刺宪宗迷信神仙，都有明确的针对性。
顾况在艺术表现上与《箧中集》诗人有相近之处，也喜欢用俗白的语言将意思说到极端而趋向于奇险。只是构思更加离奇。如《古离别》：“西江上，风动麻姑嫁时浪。西山为水水为尘，不是人间离别人。”西江之水在人间看来是永恒的，但在神仙看来，已经历经沧桑变化，像这样以普通的生活经验来揣度神仙眼里的世变，直接启发了李贺的奇思。
韦应物（737—790？）京兆长安（今西安）人，是中唐前期有名的诗人，后人多将他与陶、王、孟、柳等山水田园诗人并提。实际上他的诗中颇多兴讽之作，并不是一味恬淡忘怀世事的人。他天宝年间当过宫廷侍卫，任侠负气，后折节读书。一生历任州县官，又在长安洛阳生活过较长时间（所任县宰也主要在京畿附近），因而既能比较深入地体察民生的疾苦，又能对上层统治者的腐败有较清楚的认识。早在他29岁任洛阳丞时，就用法律制裁过倚仗宦官势力、骄横不法残害人民的军士，虽被诉讼，也不肯屈服，由此可见出他端方正直的品格。作为一个从太平盛世过来的人，目睹安史之乱后民生凋敝的惨象，他的感触更深。因此他有相当一部分诗歌反映战后的乱象，指责朝廷的无能。如《广德中洛阳作》诗说：“生长太平日，不知太平欢。今还洛阳中，感此方苦酸。饮药本攻病，毒肠反自残。王师涉河洛，玉石俱不完。”批评朝廷借回纥之兵攻打安史叛军，洛阳虽然收复，却已被掳掠一空。在这类诗里，诗人早年的豪气也时有流露，如《寄畅当》中就有“丈夫当为国，破敌如摧山。何必事州府，坐使鬓毛斑”的壮语。由于安史之乱平后，紧接着就是藩镇叛乱迭起，兵祸连年，派到百姓头上的徭役赋税也无休无止。韦应物作为州县官，直接受到催租赋的压力。他的很多诗就从这一角度反映了百姓在迫促繁杂的徭赋下无以聊生的困境，以及自己夹在中间进退两难的心情。在高陵宰任上，他说过：“兵凶互相践，徭赋岂得闲。促戚下可哀，宽政身致患。日夕思自退，出门望故山”（《高陵书情寄三原卢少府》）。到滁州后，所作《重九登滁城楼》、《答崔都水》、《答王郎中》等诗都反复写到：“凋散民里阔，摧翳众木衰。”“甿税况重叠，公门极熬煎。责逋甘首免，岁晏当归田。”从中可以见出由于战乱而加重赋税、又由此而造成“邑里但荒榛”的景况。到了江州这样富庶的地方，同样是一片破败：“斯民本乐生，逃逝竟何为。旱岁属荒歉，旧逋积如坻”（《始至郡》）。由于韦应物历任京畿和江淮诸州县，因此仅从他这些诗篇中就反映出从两京到江淮广大地区的人民不堪战争重负的严重社会问题。更为可贵的是，他的《观田家》甚至能从田者终年辛劳因租税不已而不得温饱的事实，联想到自己的不耕而食，深感惭愧：“仓廪无宿储，徭役犹未已。方惭不耕者，禄食出闾里。”《寄李儋、元锡》诗说：
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又一年。世事茫茫难自料，
春愁黯黯独成眠。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
闻道欲来相闻讯，西楼望月几回圆。
在离情、乡思、孤独等种种复杂的愁绪之中，最折磨诗人的还是愧对所在州邑离乡流亡的百姓。韦应物反映现实的诗歌，主要采用古体。如《杂体》五首其三“春罗双鸳鸯”，就采用魏晋古体形式，描写民间织妇之苦，讽刺长安豪家的奢侈。虽非乐府体，但用对比的写法，对后来新乐府诗也有明显的影响。《采玉行》、《夏冰歌》则是比较标准的新题乐府了。所以白居易把他和杜甫的新题歌行视为新乐府的先导。
韦应物山水隐逸诗成就很高，风格高雅闲淡，较王孟山水诗孤清幽冷，能在诗坛上独树一帜。《滁州西涧》即为其名作：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鸟鸣声声更见林涧的静谧，风潮急骤反衬出野渡的寂寞，虽是无人之境，却自有一种自甘寂寞、悠闲自在的意趣深可体味。《寄全椒山中道士》：
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
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
诗人把道士炼丹的生活分解成涧底采薪柴、归来煮白石的两个情节，既给人以不食人间烟火的印象，又洗净丹汞气息。结尾泠然一问，竟使道士化为虚无，只有风雨飘萧、落叶纷飞的空山，幻成无限迷惘和空寂。他的山水田园诗再现了陶渊明和王维的真趣，同时又将盛唐山水田园诗优美清空的意境引向萧散淡冷，在中晚唐和宋代，特别受到白居易和苏轼的推重。
除了以上三位诗人以外，戎昱、戴叔伦也都写过新乐府。如戎昱的《苦哉行》五首写唐王朝借回纥兵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戴叔伦的《女耕田行》写壮丁抽尽，农村惟有女子耕田的情景，都是这一时期新乐府的佳作。从以上这些作品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对现实的批判主要集中在揭露战乱造成的民生凋敝的现状，为不堪徭赋重压的人民大声疾呼。作者都经历过安史之乱，或身为刺史县丞，或为幕僚宾客，对下层社会有较深入的体察。这也说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盛唐文人济苍生、安社稷的大志已转为切切实实地关心社会现实问题的精神，而诗歌的风雅观念，自然也就由颂美为主转向哀刺讽喻。中唐批判现实的讽喻诗的潮流正是由此开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