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白一派最显示中唐诗歌大变实绩的，是发端于张籍、王建、李绅，大备于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之类讽喻诗。《诗经·国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从魏晋以来不绝如缕，到杜甫创作的新题乐府又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从盛唐天宝末到中唐贞元、元和年间，在提倡复古、要求改革的社会思潮中，元结、韦应物、顾况、戴叔伦、王建、张籍、韩愈、孟郊、鲍溶、刘禹锡等诗人，取法汉魏古乐府，创作了许多新题歌行，其中包含着一些关注现实、兴讽时事的作品，与杜甫新题乐府的精神相同。元和四年（809），李绅、元稹、白居易看到诗歌创作的这一趋势，出于进谏的需要和教化的目的，直承《诗经》的传统，提倡恢复周代采诗制，用兴喻规刺的标准对杜甫以来歌行效仿汉魏古乐府制作新题的现象加以总结和规范，并以一批“新题乐府”和“新乐府”组诗作为示范，融合了《诗经》、汉乐府和中唐前期兴讽歌行的创作精神和表现形式，确立了“新乐府”的名称。他们不但写作大量讽喻诗，并提出理论，对当时政治和其后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显著影响。现当代人所著的《中国文学史》上一般称这一文学现象为新乐府运动。
下面先谈谈白居易提倡新乐府的背景〔2〕。从杜甫到元结、顾况、韦应物，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倡导“风雅”传统中“忧黎庶”的精神，提出了诗歌的规讽作用。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到杜诗中符合“风雅比兴”的《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等篇章，又说“近岁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说明他们的理论和创作实践与白居易倡导新乐府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新乐府运动的出现与贞元以后的政局和思潮关系更为密切：安史之乱后，相继出现了藩镇割据、外患频仍、宦官专权、政治腐败、剥削加重、农村凋敝、阶级矛盾激化等一系列重大社会政治问题。贞元、元和之际，德宗、宪宗有所振作，也使一般士大夫产生了中兴的希望。一些出身科举的庶族地主为了挽救唐王朝的命运，提出了改革弊政的主张。顺宗永贞年（805）时，发生过以王伾、王叔文、刘禹锡、柳宗元为核心的永贞改革，提出抑制藩镇、打击宦官、贬斥贪官、起用干才、罢苛征繁捐、释放宫女等。但改革仅七个月，便惨遭失败。元和三年（808），又有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湜等在考试时指陈时政得失，引起一场风波。元稹、白居易也在这时为应科举，写成《策林》七十五篇陈述政见，其中有一条就是主张立采诗官以补察时政。接着，白居易又有《秦中吟》十首、其他乐府及诗百余篇规讽时事，流传到宫里，被宪宗召为翰林学士。元和四年（809），元稹择和李绅《新题乐府》十二首。白居易也作《新乐府》五十首广泛地抨击了当时政治中的各种弊病。因此元、白是有意选择进谏以争取皇帝改革弊政这一道路，以行其“兼济之志”。他们利用诗歌这一富有感染力的文学形式，写人他们所要进谏的内容，作为面谏、上书之外的一种有力补充，使讽喻诗有极强的政治意义，成为“谏官之诗”，这就是新乐府诗产生的主要背景。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下邽（今陕西渭南）人。贞元中进士，元和时曾任翰林学士。左拾遗及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得罪权贵，贬江州司马，转忠州刺史。穆宗长庆间任杭州、苏州刺史等职。官至刑部尚书。晚年住在洛阳，号香山居士。
白居易主张发挥诗歌为政治服务的作用，批评社会现实，反映民生疾苦，反对六朝以来文学“嘲风雪，弄花草”的倾向。他有关新乐府的理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强调诗歌“感人心”的巨大力量：“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至贤圣，下至愚……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与元九书》），也就是要求诗以感情为根，以语言为苗，以声调为花，以内容为果实，这样才能使贤圣愚人都受到感动。
（二）明确诗歌创作的正确目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上以纫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喻”（《策林》六十八）。即要求诗歌反映时事，为宣扬王者的教化，改变民间的风俗而作，起劝戒和讽喻统治者的作用，而不是仅仅为作文而作文。
（三）恢复古代采诗制：“选观风之使，建采诗之官，俾乎歌咏之声，讽刺之兴，日采于下，岁献于上也”（《策林》六十九）。
（四）艺术上要求主题鲜明，通俗易懂，朴素质直，便于歌唱：“首章标其目，卒章显其志。”“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其事核而实，其体顺而肆”（《新乐府序》）。
这些理论基本上本乎汉儒的诗教说。但把两晋以后偏重于颂美王政的观念放到了偏重讽刺时事，尤其是民生疾苦这一点上，并用于指导创作实践，这是古代诗歌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当然它们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首先，企图以诗达到上下交和、缓和社会矛盾的目的，想得未免天真；其次，过于看重进谏这一狭义的政治目的，当生活体验不够时，难免写出一些图解抽象概念的诗来，义虽可取而味同嚼蜡，使诗歌变成了“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而且在形式上为乐府诗规定了一套程式，也不符合艺术表现的特殊规律。由于把诗歌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定得过于狭窄，他们对前代诗人的评价也就有失公允，连李白、杜甫的诗也没有多少合乎标准，就未免过于褊狭了。
“新乐府”一名是白居易正式提出的，指的是一种用新题写时事的乐府式的诗，但以不入乐与否为衡量的标准。元白的新乐府讽喻诗在思想艺术上的成就首先应该充分肯定。它们广泛触及了中唐的各种社会政治问题，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都是中唐前期的新题乐府所不能企及的。如揭露宫廷和各级官吏对人民的残酷剥削，有《卖炭翁》、《红线毯》、《重赋》、《缭绫》、《杜陵叟》等；反映战乱以及外患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有《新丰折臂翁》、《缚戎人》等；指斥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有《买花》、《歌舞》、《轻肥》等；反映广大人民困苦生活的有元稹的《田家词》、《织妇词》，白居易的《采地黄者》等；同情宫女的有《上阳白发人》等等。这些诗大都感受深刻，观点鲜明，言辞犀利，形象生动，充分显示出作者那种古诤臣的大义凛然的精神。但其中也有一些颂美的诗篇，如《七德舞》、《法曲》、《二王后》、《牡丹芳》、《骊宫高》等，有的赞美时主忧农、不喜逸游，有的称颂祥瑞，叹息卿士不知君心，虽有寓刺规劝之意，体现了讽喻诗的美刺原则，却是为历代唐皇歌功颂德，难免有虚美之词。
白居易的新乐府词句流畅，有如自然的散文，又富诗歌之美。新乐府中好的作品大多浅显俚俗，有民歌特色，能用形象表示主题。如《卖炭翁》活画出一个“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的卖炭翁肖像，又以“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几句，展现了几乎濒于生活绝境的老翁惟一的可怜愿望。最后揭示出一车炭被宫使尽数夺去的结果，便戛然而止。虽然未发议论，却余意无穷，令人自然悟出所谓“宫市”不过是奉旨掠夺的主题。
善于通过对比揭示主题也是白居易新乐府的一个重要特色。如《买花》在极写京城牡丹盛开时花市的热闹，以及人们养护牡丹的周密细致之后，以一个田舍翁的感叹结尾：“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谕。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这就自然通过农夫眼中昂贵的花价揭示出尖锐的贫富对立。《重赋》写百姓在贪吏不分冬春的敛索下，无衣无食的悲惨情景：“岁暮天地闭，阴风生破村。夜深烟火尽，霰雪白纷纷。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端与寒气，并入鼻中辛。”结尾以缴税人所窥见的官库中“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的景象作对比，指出官吏们随月进献这些“羡余物”是“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此外《轻肥》、《歌舞》也都采用了对比的手法，“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轻肥》）一边是权贵们饱食山珍海味，一边是灾民们被迫食人；“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歌舞》）岁寒大雪之夜，一边是彻夜歌舞、醉暖脱裘，一边是无辜妇孺冻死狱中；诗人把贫富两种极端的生活状况和生存境遇组织在一起对比，便使他揭露出来的不平现象具有更加普遍的社会意义。这种高度典型化的艺术概括与汉魏乐府和杜甫的新题乐府一脉相承，同时又借鉴了魏晋古诗善用对比、尤其是结尾以四两压千斤的传统表现手法，一针见血、痛快淋漓，艺术效果颇佳。
新乐府中有些作品体现了白居易的七言歌行擅长铺叙形容的特色。《红线毯》以极其细腻的笔致描写红线毯的制作过程，以及织成以后温厚柔软的质感：“采丝茸茸香拂拂，线软花虚不胜物，美人蹋上歌舞来，罗袜绣鞋随步没。”《缭绫》以丰富多彩的比喻形容缭绫的洁白和文采隐现的精美工艺：“应似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广裁衫袖长制裙，金斗熨波刀剪纹。异彩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从这些描写中不但可以见出当时纺织工艺的高超和宫廷生活的极度奢华，而且与宫中歌舞人任意践踏毫不爱惜的行为相对比，点出了统治者肆意挥霍人民血汗的主题。
《上阳白发人》是新乐府表现艺术最成功的作品之一。此诗小序说：“愍怨旷也。”即同情没有配偶的旷夫怨女。当时要求释放宫女是政治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这首诗就是配合这一政治主张而写的：
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绿衣监使守宫门，
一闭上阳多少春〔3〕。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
同时采择百余人，零落年深残此身。忆昔吞悲别亲族，
扶入车中不教哭。皆云入内便承恩，脸似芙蓉胸似玉。
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妒令潜配上阳宫，
一生遂向空房宿。宿空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
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春日迟，
日迟独坐天难暮。宫莺百啭愁厌闻，梁燕双栖老休妒。
莺归燕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记年。唯向深宫望明月，
东西四五百回圆。今日宫中年最老，大家遥赐尚书号〔4〕。
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
天宝末年时世妆。上阳人，苦最多。
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两如何。
君不见昔时吕向美人赋〔5〕，又不见今日上阳白发歌！
诗人选取一个终身被禁锢的宫女为典型，细致描写了她从十六进宫直到六十，一生被幽禁在冷宫中的悲惨遭遇，以及从希望到失望乃至绝望的心理变化过程。诗中生动地渲染了与她日日相伴的秋风暗雨、残灯空房，烘托出主人公内心的寂寞孤苦；又以黄莺梁燕成双作对的欢快气氛反衬她虚度青春的苦闷和不幸。而在尽情抒发了她的辛酸之后，结尾反以轻松的自嘲写她妆束的不合时宜以及皇帝所赐“女尚书”的空衔，这就更沉痛地表现了她悲痛到已近麻木的心理。诗用三、三、七句式，具有民歌的风致，流水般的语调，浓郁的抒情色彩更增强了诗歌的感染力。但白居易的新乐府也普遍存在着意露词繁之病，为了让读者领悟作者用心，喜欢借助外加的小序和耳提面命的说教，有些诗成了理念的图解，缺乏鲜明生动的形象，平直有余而含蓄不足。这是他规定的创作程式所带来的问题。
元稹的新乐府比较晦涩、拘滞，没有白居易的尖锐大胆、流畅自如。较好的作品如《田家词》写“六十年来兵簇簇”的形势下，农民月月送军粮的车声从来不曾断绝，官军将输送军粮的人、车、牛一齐征用，还有“姑舂妇担去输官，输官不足归卖屋，”“农死有儿牛有犊，誓不遣官军粮不足”，从农家代代相继倾家荡产输送军粮的事实中，反映出安史之乱后六十年来战争不断、官军腐败的历史和现状。李绅的《新题乐府》二十首今已不存。但他著名的《悯农》二首同样体现了新乐府“惟歌生民病”的精神。其一说：
春种一粒粟，秋成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农夫终年辛劳，四海开垦已遍，却不能用自己的劳动成果养活自己。其二说：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指出盘中之食粒粒都是农民的血汗凝成。类似的意思前人诗里虽也有所涉及，但李绅的这两首五绝却从农夫的辛苦劳作和艰难生活中悟出两条真理，概括了千百年来中国农民共同的生存境遇，因而成为富有教育意义的格言诗。
新题乐府诗的创作在中唐比较普遍，不属于元白诗派的诗人也有不少作品，虽然不一定按照白居易新乐府规定的程式去做，但创作理念是一致的。体现了中唐诗人普遍关怀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的可贵精神，因而是中唐诗歌中最值得重视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