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贤不是靠背诵造就的
“读经”这个话题，在最近的二十多年里，频频引起人们的关注。
讨论的要点，仍在台湾某教授所倡导的儿童读经运动。这个运动，已经在大陆运行多年，信从者众，这种教育主张少年儿童多背诵经典书籍，即使孩子一时不能理解，也不要紧，只要背下去，长大后会有理解的时候；在读经学堂里，教师只负责带领儿童背诵书籍，不讲解；那些能背诵三十万字的少年，可以进入他们最高级别的书院求学……
根据主事者的自述，这种读经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圣贤。
这个说法，可谓从一开始就错了。如果有一个人，他没有拿过世界杯冠军，却开了一个足球培训班，然后告诉世人说“我们的目标是培养世界冠军”，这话听上去口气很大，但从道理上来说，是可以相信的。因为“世界冠军”是一种荣誉，属于“利”方面的内容，与德行无关，而且想要获得冠军，必须通过比赛，而足球比赛是团体合作，不需要施教者上场，所以即使教练不会踢球，也能教出好的弟子。在现实中，也确实有不少踢球不好的人成了顶级教练。
不过，如果有这么一个人，读书多，但不懂诗词格律，却开了一个培训班，宣称要培养诗人，写近体诗。对于这句话，可千万不能相信。这是因为，“诗人”两个字，包含了人的品格、作诗技巧等因素，属于“义”方面的内容。要想培养出诗人，施教者必须自己首先是诗人，不然，即使让学生把唐宋名家的诗集全部背诵下来，也学不会写诗，更别说成为诗人了。这种例子实在不胜枚举，譬如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里，不少从业者写起论文来洋洋洒洒，却连一首文从字顺的律诗也写不出。
儒门的教育也跟诗人的培养一样，都属于“义”方面的内容。从本质上说，儒学是实践性的学问。一个人要称得上“儒者”，必须做到言与行相合无间。《论语》说：“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赞扬子路勇于实践，因为子路知道了一个道理，若是未能躬行，就唯恐再听闻另一个道理。在《论语》里，类似的表述还有许多，比如：“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又如孔子的这个慨叹：“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这都说明，儒者必须在实际言行中体现出其所知道的义理。
正因为儒学要求言行一致的特性，所以如果有人推行一种目标是培养圣贤的教育，那么其人必须先具备一个条件：他是世所公认的圣贤。退一步说，他即便不是圣贤，也必须是合格的儒者。但事实是，目前各种读经学堂里的教员，薰莸同器，有些教员甚至连理解经典都成问题，其身份更多的是“高级伴读书童”。自身尚非儒者，而欲教人成为圣贤，这已经不仅仅是以己昏昏使人昭昭的不自量力，更是一种欺世行为了。
其实真正的圣贤，是不会以“圣贤”名号自居的。孔子在世时就被视为圣人，但他自己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不以圣者和仁者自居。细看孔子的言行不难发现，他没有任何高自位置的意态，当理想无法实现的时候，他会跟弟子感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多么诚挚，何尝有高言大句欺世？孔子设教的用心，并不是让自己成为什么圣贤，也不是要把弟子培养成为圣贤，而是希望每一个来学的人，都能成为人格高贵的士君子。
在儒门体系中，存在着“士人、贤人、圣人”这个由低至高的序列，即所谓“士希贤、贤希圣”是也。在这个体系中，士是基石，圣贤只是其中的卓绝者，他们本质上也是士人。今人提倡儒学，要说教育目标，也宜说是培养士人，因为能否培养出贤人，是要看个人造化的。事实上，一个人要成为贤者，不仅需要读书好，更要做出了不起的事情，有功于人群，方能得此称号。古之贤者，莫不如是。今人直接越过士人而侈谈圣贤，是急功近利的表现，与儒家严明“义利之辨”的精神背道而驰，其说之不可行，是显而易见的。
在无因果处用力
“背诵三十万字经典”“长大后自然会理解”，这是常见的读经教育者的主张。这类说法的背后，所抱持的是“经典书籍里面每句都好”的意态。问题是，“三十万字”指标如何定出？若不向孩子讲解，凭什么认为孩子长大后一定能懂？就经典而言，即便是每句都蕴含哲理，也需要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反复推寻、印证，有了一个反求诸己的过程之后，前贤说过的话才会在自己心中有生命力，不然就只是纸上的遗训而已。
赋予读经如此深切重大的意义，其实展现的是一种“期必如此”的思想状态。这种表现似乎极其推尊经典，实则大大降低了经典的价值。孔子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章太炎先生说“事无证验而必之者，非愚即妄”，他们所绝去的“必”，即此之谓。
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必”：读儒家经典，定能成为士人；背诵够多少字，可成大才。又或是反过来：儒家经典是现代化的阻碍，不能再读；封建残余，桎梏心性，何足寓目……后一种声音，我们绝不陌生，鲁迅就说过：“欧战时候的参战，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么，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十四年的“读经”》）面对这种强悍的逻辑，我们除了拍一下大腿，实在也没有什么可以做的。
对典籍的极端推尊与贬斥，人们态度迥异，然而论者所犯的“必”之病，则是相同的：他们建立起一些牢固的因果关系，然后倡导人群遵循。
因果之说，并非专属于佛家，儒家早就有之，比如《周易》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种言说，有着导人向善的深意，然而人若读后则认定世界必是如此，恐不尽然。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感慨地说，像盗跖那种做了许多坏事的人，他们活得很好，像伯夷、叔齐那样的善人却活得很惨，历代都有很多这种情况出现。对于世间流行的“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之说法，司马迁表示“余甚惑焉”。
司马迁的感慨，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世界的一种真相。我们习惯言说的“经”，指的是常道，确切来说，“经”是一种应然，即引导人应该如何表现。然而在浩漠的人间，除了“常”，还有许多“变”。对于后人来说，仅学习经典中那些义正词严的道理是不够的，还需要认识世间的种种“变”。这部分内容往往不在经籍中，而是在我们的生活中以及前人的史部书籍里。
在1925年《史地学报》第三卷第七期里，载有柳诒徵先生的《历史之知识》一文，文中这样说：
历史的事实，有些是有因果的，有些又无因果。又如孔子，大家都说他是宋之后裔，又居于鲁国礼义之邦，故能产生出这一个伟大的人物来。但是宋之后裔而居鲁者何止一孔氏，孔氏一门的人居鲁者又何止孔丘一人，而何以独孔丘能成为伟大人物？这可以说是无因果的。又如蒙古种族，由荤粥而匈奴，由匈奴而鲜卑而突厥而蒙古，何以独于秦、汉之间能产生出一个冒顿单于，这也可以说是无因果的，是偶然的。因此我们可以得一教训：我们处世，应当在无因果处用力，来适应环境，适应历史。故历史的最后，还是无因果的，须凭个人自己去造因果。
柳诒徵先生是史家，也是儒者，这段话说得意味深长。在儒家精神中，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极堪寻味，他明知天下无道，仍然不辞辛劳地去行道、明道，就是希望“在无因果处用力”，使得世界更好。
司马迁也是一样的心情。在《伯夷列传》中，他感慨恶人得好报、善人无好报之后，笔锋一转，说伯夷、颜回这些人虽然有善行，但也是因为得到孔子的称赞而名垂后世。司马迁是在表达一种意愿：即便天下无道，他也要做一个像孔子那样的人，通过自己的记录，让善人留名后世，让恶人恶行昭彰。在认识乃至经历了世间的许多“变”之后，司马迁对“常”道更加坚持，他也是“在无因果处用力”。
今人盛言读经、谈史，然而读经者多显得拘迂，谈史者又容易陷入各种阴谋斗争的泥淖之中。司马迁的《伯夷列传》以及柳诒徵的上述言说，可药此病。
今之国学教育，缺少活泼滋润之功
早在1935年，学者何炳松先生主编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就曾发函给全国文化界名家，向他们征求关于读经的意见，共收到七十多篇回复，其中包括蔡元培、唐文治、钱基博、陈立夫等名流的看法。可以这样说，今日关于读经问题的所有争论，几乎都能在1935年的那些意见中找到同调。
这是一场不可能有结果的争论。比方说，什么是经？这个概念在今天就很不清晰。《庄子》被称为《南华真经》，《老子》又名《道德经》，佛家有《金刚经》，喝茶方面也有一部《茶经》……但最早有“经”这个名堂、影响也最深远的，无疑是《诗》《书》《礼》《易》《春秋》这几部先王政典，即古人常说的五经，它们都跟孔子有关：《春秋》是孔子据旧史而作，其他四部典籍也都经过了孔子的整理。
在汉代，《论语》的地位已经很重要，但因为不是先王政典，所以当时的人并不称之为经，而是将其看作辅助解经的要籍，是谓“传”。这并非说《论语》比不上五经重要，而是说“经”这个概念原有其清晰定义。后来，经书内容不断扩充，宋代出现十三经的说法，把属于子书类的《孟子》收了进去，此外，《尔雅》是解经的书，也成为十三经之一。这已经显得有点不伦不类了。至于今天的一些国学教育者，把读《弟子规》这种末流文献的行为也称为“读经”，就更不值一论了。
那么，要不要读经？关于这个问题，只要简单地想到这一点就可以了：只要我们还在使用汉字，当然就要读，因为无论你是赞成还是反对经典，都必须植根于你对经典有所知的基础上。事实上，百年来国人围绕“读经”话题争论不休，本身就说明这些经典是需要我们去了解的。
有一天，一位热爱传统文化的兄长给我转来一篇文章，文中用半生不熟的文言，以古贤的口吻，批评这个时代礼崩乐坏。观其言，文章作者仿佛是一位老夫子，然而实际上只是一位十岁左右的孩子而已。兄长很忧虑：“这孩子学传统文化，都成老苗子了。”
这个担心很对。当前的国学教育尤其是少儿国学教育，存在着一个普遍问题：干枯，没有滋润活泼生命之功，只是在批量制造一些面带忧国忧民之色的俗儒而已。
其实，与其让小孩子耗费心力去阅读或背诵各种大道理，还不如让他们去学好一两门具体的“艺”——例如学诗词或文言文的写作。这是因为，会说千百种道理，不如掌握一艺，因为道理往往是从纸上得来的，而学艺则是直接与古人精神往来。孔子主张“游于艺”，可谓颇具深意。
《诗经》说：“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所谓的“鸢飞鱼跃”，指的是精神上一种自由、活泼之境界。诗文是助人通往“鸢飞鱼跃”之境的直路，人沉浸其间，会得到一种极好的熏陶，同时又不至于斫伤了生命力。
孔子非常重视《诗经》。《论语·泰伯》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解释这句话时说：“本章见孔子之重《诗》教，又重礼乐之化。后世诗学既不尽正，而礼乐沦丧，几于无存，徒慕孔门之教于语言文字间，于是孔学遂不免有若为干枯，少活泼滋润之功。此亦来学者所当深体而细玩之。”
从本质上说，人是不能被说服的。诗的重要性在于，它能感发人。清代学者焦循在《毛诗补疏序》一文里说：“夫《诗》，温柔敦厚者也，不质直言之，而比兴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务胜人而务感人。自理道之说起，人各挟其是非，以逞其血气。激浊扬清，本非谬戾，而言不本于性情，则听者厌倦。”此语甚要，足以令人深思。
后世的诗，也与《诗经》的精神血脉相通。在历代的诗中，唐宋诗又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它们既是汉魏古诗的总结，又是璀璨的近代诗最重要的取法对象。在中国诗史中，唐宋诗可谓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是后人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时必不可绕过的内容。
然而，我们今时看到的实情，不仅仅是诗教缺失，后进学得干枯，就是那些振臂高呼复兴传统文化的人，自身往往连基本的诗文写作都不过关。如果他们会内省，应以此为耻，因为古贤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并不是说会写诗文就有多了不起，而是说如此基础的东西都未能掌握，如何倡导传统文化呢？
学习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在读书方面，黄庭坚有这样一个说法：“大率学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泛滥百书，不若精于一也。有余力，然后及诸书，则涉猎诸篇亦得其精。盖以我观书，则处处得益；以书博我，则释卷而茫然。”
朱子很喜欢这个说法，认为“有补于学者”。黄庭坚这番话有两个意思，一是读书要守约，不可泛滥；二是阅读时要多涵泳，于自己的生命有切实体验，方为有得，而不是一味追求多闻、多得。
这种读书精神，在今天似乎很难通行了。因为黄庭坚所提倡的，乃是一种真正对自己生命发生作用的学习，这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后都可能不会让人感知到效果，这无疑与今人求快、求果的追求相违背。
一位在某国学教育机构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公司的业务对象以少年儿童为主，开有诗词写作、《论语》阅读、琴棋书画等课程，其中琴棋书画这些课程最受家长欢迎，而诗词写作、《论语》阅读等课程则乏人问津。
这是一个颇令人伤感的现实。家长是在让孩子追求多闻多得，而忽略了精神的塑造，可谓释本而务枝。这种功利心态，与某些国学教育主持者的欺蒙心理，可谓相得益彰。在目前可见的讨论中，人们只注意到国学教育者的一些弊病，却往往忽略了家长功利心态所造的恶。
重琴棋书画而轻诗词文章，跟追捧儿童读经教育的，都是同一批家长，他们无疑都被急于求售的心态所左右——学琴棋书画见效快，可以让孩子在人前表演；送孩子去背诵经典亦然，也是只要稍微一学，就能够在他人面前收获掌声。
然而真正能够影响生命质量的学习，又岂是学一下琴、背一些书这么简单的事呢？《论语》开篇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拈出“说”字为教，这个字通“悦”，是比“乐”更深一层的感受。在孔门的教育理念里，学习应是一件愉悦的事。这是就大处着眼之说，并不意味着学习是容易之事，因为当你真正进入一种学问之后，将有大量的关节需要打通，这是需要付出艰辛劳动才能做到的。
其他的不说，单就学诗而言，即便你熟读各种选本，对于写诗来说收益也不大。前贤所教的学诗方法并不神秘，往往是建议你选取一两个心仪的诗家，扑入其世界，涵泳其专集，除此之外再博览其他诗家的作品。这是非常切实的意见，也只有这样，学者才能在诗方面真切有得，不容易跟着流俗之见走。
学诗文不易，学孔孟之道乃至其他学问，也一样要付出许多精力，才能真切受益。对于那些鼓吹教育是“不费吹灰之力”之事、只需要带小朋友背诵经籍即可的声音，我们应该想到，天下的便宜事，实在是比我们想象中要少得多的。
我们还看到，只要有人稍微质疑某读经教育的方法，读经主事者就认为这是反对读经、“断人慧命”。这倒是不劳主事者忧心，因为传统文化的典籍俱在，自有俊彦来读。其实翻开历史书就可以看到，数千年的文脉尽管受过各种损伤，然而何尝断绝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