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水东流满眼黄。泊舟高舍更情伤。
一川木叶明秋序，两岸人家共夕阳。
乱后江山元历历，世间歧路极茫茫。
遥指长沙非谪去，古今出处两凄凉。
——陈与义《舟次高舍书事》
靖康之变后，陈与义一路往南逃亡。在这段艰辛的避难历程中，他写下了大量杰作，这首《舟次高舍书事》就是其中一篇。
此诗首联平平，不像《登岳阳楼》（洞庭之东江水西）那般故意首句出律，未显纵横恣肆，但在一板一眼之间，劲力张放，是大手笔。末联用贾谊来切己，二人不同的际遇，同样的凄凉。
陈衍标举诗以“骨力坚苍”为要，然而陈与义的《舟次高舍书事》《登岳阳楼》诸作，都没有被陈衍收入《宋诗精华录》中。在《宋诗精华录》里，陈衍更多地展现了“兴趣高妙”这一审美趣味，而非“骨力坚苍”。陈衍的这个矛盾，令我殊为不解，然而这又恰好解释了为何他鲜有诗作传世这个事实。
说到陈与义，不得不说他所师法的杜甫。杜诗有“杜调”和“杜意”两端。杜调是“雄”，字面开阔健举。杜意是“沉”，沉缓有力地送发情感，绝不轻佻。
胡应麟认为，杜调“雄丽冠裳”。如欧阳修的“万马不嘶听号令，诸蕃无事乐耕耘”、陈与义的“登临吴蜀横分地，徙倚湖山欲暮时”这些诗句，是宋人得杜调者。杜意则是“瘦劲沉深”，如陈师道的“九日清樽欺白发，十年为客负黄花”、陈与义的“四壁一身长客梦，百忧双鬓更春风”，这些诗句是宋人得杜意者。
在宏阔的天地里，一己悲欢其实何足道哉。但若能在私人的悲欢里，带出世运兴衰、人间悲欣，这种一己悲欢就有了极高的价值。这正是老杜的伟大之处。杜诗往往悲切难抑，但与“郊寒岛瘦”不同，杜诗能予人超拔之力，自振于痛苦之上，这是杜调对杜意帮扶的结果，根源在于老杜能悲吾悲以及人之悲，喜吾喜以及人之喜。
人贵横而不流，诗文亦如是。就人情而论，心中悲欣需要发出，但人若被悲欣裹挟，终非上道。在情感的湍流中，情怀或识见，是令人得以横而不流的基石。个人身世写得再精彩，若无情怀或识见，终是小文章。从汪中的《经旧苑吊马守真文》和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里，可窥文章的小大，汪中不及司马迁之处，就在于他被悲欣裹挟。
六朝文章绚烂非常，体现在写尽了一己悲欢。诗至老杜，变局出现。他通畅地接上屈原的精神血脉，将悲悯灌入诗里，更以高峻的人生境界提振了诗格，加固了诗在中国文学的最高殿堂地位。在这一点上，李白无法与老杜并肩。
宋代学杜的诗人，段数最高的当属陈师道和陈与义两家——黄庭坚尽管非常推尊杜甫，但从作品风格看，他的师法对象似乎是王安石多一些。从技法上看，陈师道注重杜意，像“邱原无起日，江汉有东流”“事多违谢傅，天遽夺杨公”这些句子，不深究则不知其悲，这是宋诗耀眼的价值。陈与义则注重兼具杜意和杜调，如“一时花带泪，万里客凭栏”“白头吊古风霜里，老木沧波无限悲”，音节浏亮，也更直击人心。
胡应麟强调，得杜意则成宋格，得杜调则不失唐风。在取重杜意这一点上，陈师道是典范。得杜意难，得杜调亦不易。明代的人学杜，重杜调而失杜意，然而他们知“雄”而不知“沉”，往往流于堆砌大词。钱锺书评点陈与义的名联“万里来游还望远，三年多难更凭危”时，就不无讥讽地说，如果由明朝人来写，一定是以“百年”对“万里”。
到得今天，我们知道有“宋诗”，但极少有人提“明诗”，这是一个警醒，同时也说明了杜调与杜意兼备有多难，然而陈与义做到了。
历代优秀的诗人无数，宋亡以后，中国不乏文明陵夷之祸，但像《登岳阳楼》《舟次高舍书事》这种笔力的作品并不多。因此，不是金兵灭宋催生了沉雄的陈与义诗，而是恰好有这么一个独一无二的人，恰逢这么一个时代，写下如此夺目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