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作家主要是以作品吸引读者，其为人和事迹一般读者并不特别关注；而有的作家，除了作品之外，他的为人和事迹同样为读者津津乐道。陶渊明就属于后一类。我们熟悉他的许多故事，如蓄无弦琴的故事、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白衣人重阳节送酒的故事、拒绝檀道济馈赠的故事，等等。这些故事和他的作品结合在一起，便共同描述出一个活生生的人，正是这个人连同他的作品深沉地感染了我们，也使得他自身成为一个恒久的话题。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一说名潜、字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他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十分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做过晋朝的大司马；祖父做过太守，父亲大概官职更低一些，而且在陶渊明幼年就去世了。陶渊明的母亲是晋代名士孟嘉的女儿。他的生平、思想性格，从他所写的《五柳先生传》里可以大概知道。
陶渊明在柴桑的农村里度过了少年时代，那里离庐山不远，附近的栗里也是他常游的地方。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曾经到那里访寻陶渊明的旧宅，说：“今流庐山，经柴桑，过栗里，思其人，访其宅。”（《访陶公旧宅诗序》）又赞叹那一带的风景说：“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今朝登此楼，有以知其然。大江寒见底，匡山青倚天。深夜湓浦月，平旦炉峰烟。清辉与灵气，日夕供文篇。”（《题浔阳楼》）他认为陶渊明生长在那样优美的环境里，所以文思那么高超玄妙。
陶渊明少年时家境已经衰落，“弱年逢家乏”（《有会而作》，“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但究竟是做官人家，家里还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归园田居》）。所以他小时候可以读书，可以有空暇去领略那里的山川风物。陶渊明后来离开家乡外出做官，看到当时官场的恶浊，就想到故乡山水的优美，“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对故乡产生深切的怀念。
陶渊明二十九岁时，因亲老家贫，曾出任江州祭酒之职，那时他父亲早死了，他已经结婚，有了孩子，家累重了，去做官只是为了救穷，并不是为了想实现自己的理想，不久就辞官回家。他三十岁那年死了妻子，可能就是在妻子死时辞官的。隔了一些时候，州里又召他去做主簿，他拒绝了，宁可在家里种田以自给。
当时的东晋政权，此前因谢安秉政，维持了十几年相对稳定的局面，此时司马道子与王国宝专权，与王恭、殷仲堪一党互相牵制，政治日趋腐败。陶渊明三十三岁这一年，晋武帝被杀，新立的安帝是个白痴，从此东晋社会陷入了悍将和士族互相攻伐的混乱之中。先是王恭、殷仲堪和司马道子、王国宝在混战中两败俱伤，接着是孙恩造反，司马元显专权。桓玄诛元显后，于元兴二年（403）十二月篡位，改国号曰楚，并将安帝迁到浔阳。次年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入建康，任镇军将军，掌握了国家大权，兴复晋室。此时陶渊明又出任刘裕的参军，在赴任途中写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他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觉得时机到来了，希望有所作为：“时来苟冥会，婉辔憩通衢。”另一方面又眷恋着田园生活：“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这时刘裕正集中力量讨伐桓玄及其残部，陶渊明在刘裕幕中难有所作为。到了第二年即安帝义熙元年（405），他便改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这年八月又请求改任离家更近的彭泽县县令。上任仅八十余日，一天郡里派督邮来县视察，官吏都要前往迎接，陶渊明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当天即解绶去职。这个时期所作的《归去来兮辞》说出了他辞官更深刻的原因：“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他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坚决地辞官隐居了。
辞彭泽令，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此前，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又要归隐，心情很矛盾。辞彭泽令后，他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一直在家乡过着躬耕隐居的生活。其后二十多年间，他又经历刘宋代晋的政治大变动，刘裕有诏征他为著作郎，他称病不赴。后来人们也称他为陶徵士，表示他是受到朝廷徵聘的人。尽管因生活艰难，“遂抱羸疾”，但始终不肯改变固穷守节的志向。
义熙十四年（418），江州刺史王弘仰慕陶渊明的名望，想跟他结交，亲自前来访问，陶渊明推说有病，不肯相见。后来他对人说：“我的性情跟世俗不合，又因害病呆在家里，并不要卖弄什么高洁的志趣来追求声名，哪里敢让王公的车子绕到这儿来以显示我的荣耀呀！”王弘打听到他要到庐山去，就派朋友庞通之等带了酒，在半路上等他。陶渊明并不推辞，就跟朋友们一起在亭子里喝酒，酒喝得很高兴，不想往前走了。这时，王弘才出来跟他相见，一起高兴地喝酒。陶渊明没穿鞋子，王弘要手下人替他做一双；没有脚的尺寸，陶渊明就把脚跷起来让人量。王弘请他进城，问他坐什么，他说脚有毛病，坐竹轿，就叫一个门生和两个儿子用竹轿抬着他进城。到刺史衙门里，谈笑自如，丝毫没有羡慕富贵的神气。后来王弘要见他，往往到树林边湖边守候。有时候知道他没有酒喝，家里没有米，就叫人拿酒和米去送给他。
陶渊明刚归耕时，生活还过得去。但时间长了，又连遭火灾、天灾，就不免经常挨饿。他晚年的心情是愤慨的，也是寂寞的。宋文帝元嘉三年（426），檀道济做江州刺史，慕他的名望前来拜访。那时陶渊明已饿得又瘦又病，卧倒不起来，檀说：“贤人出处，天下无道就隐居，有道就出来。你生在当今盛世，为什么要如此为难自己呢？”陶渊明答：“我怎么敢比贤人，我的志趣够不上呀！”檀道济送给他粮食和肉，他挥手叫檀拿走，不肯接受。也许由于衰弱多病，心情恶劣，他不再愿意和这位新任江州刺史的贵人打交道了，更不再有什么怕得罪贵人的顾虑了。
宋文帝元嘉四年（427），陶渊明在寂寞中去世，享年六十三岁。去世前，他写了那篇有名的《自祭文》，文章最后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这成为他的绝笔。死后，他的朋友颜延之等认为他“宽乐令终（寿终）”“好廉克己”，私谥他为“靖节徵士”。颜延之还写了一篇《靖节徵士诔》哀悼他，这篇诔文是研究陶渊明的重要资料。
前人称陶渊明为“隐逸诗人之宗”。他的隐逸并不只是一种避世行为，与他同时和前代的隐士都大不相同，而具有深刻批判社会现实的积极意义。当他决计归隐的时候，东晋其实并无真正的隐士，士大夫普遍放达虚诞、骛求名利，桓玄篡位时，找人冒充隐士，“以前世皆有隐士，耻于己时独无，求得西朝隐士安定皇甫谧六世孙希之，给其资用，使隐居山林，征为著作郎，使希之固辞不就，然后下诏旌礼，号曰高士，时人谓之‘充隐’”（《资治通鉴》卷一一三）。当时号为“浔阳三隐”之一的周续之，也被刺史请出讲《礼》校经，受到陶渊明的嘲笑。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中，陶渊明始终坚持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态度，极其难能可贵。
出处仕隐是古代中国士人首先面对的人生抉择，这一抉择直接关系到士人如何实现人生的价值，如何安身立命，如何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多数士人会选择出仕，只有极少数选择归隐。就整体而言，仕是士人生命的主旋律，隐是士人生命的变奏；仕是士人生命的基调，隐是士人生命的变调。再则，从热衷于仕宦的士人来看，他们的心灵深处未尝没有拂袖绝尘的心理潜流；而那些身在林泉的士人，他们的心灵深处未尝没有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仕与隐像八卦中的阴阳鱼一样构成了中国古代士人、诗人心理的两大情结，这盘踞在士人心灵深处的两大情结之间保持着一种动态的平衡，时而相安无事，时而激烈交锋。陶渊明的一生，就是仕宦情结与田园情结反复交替与激烈碰撞，在“贫富常交战”中最终固守穷节的一生。
陶渊明的归隐，不仅仅是避世独善、洁身自好，更是有意识地寻求人生的真谛，以自己的行动为这个黑暗污浊的世界留下一线光明和正义。从少年时代起，他便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形成了大济苍生、匡时济世的壮志。陶诗中引用儒家经典很多，仅引用《论语》就达37处。同时，他也接受老庄、玄学、佛学等思想的影响，比如他诗文中有70篇用了老庄的典故，达77处之多。但他并不沉溺于老庄和玄谈，他其实是一个很实际的、脚踏实地的人，做县吏有劝农之举，做隐士又坚持力耕，与虚谈废务、浮文妨要的玄学家不同。他住在庐山脚下，距离名僧慧远的东林寺很近，他的朋友刘遗民与慧远关系密切，陶诗中偶尔也可见到有佛教色彩的词语，但他并非佛教徒，并且与慧远保持着距离。佛教是对人生的一种参悟，陶渊明参悟人生而与佛教暗合的情形是有的，但他是从现实的人生中寻找意义和乐趣，不相信来世，这与佛教迥异。在不惧怕死亡这一点上，他和一些高僧近似，但其思想底蕴仍有很大差异。他是抱着“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态度对待死亡，与佛教之向往极乐世界大相径庭。他所思考的都是有关宇宙、历史、人生的重大问题，如什么才是真实的？历史上的贤良为什么往往没有好结果？人生的价值何在？怎样的生活才算完美？如何对待死亡？等等。他的思想既融会了儒道两家的思想，又来自亲身参加生产劳动的生活实践，具有独特的视点、方式和结论，而他思考的结论，又往往付诸实践身体力行。
初归田园时，他深感“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快乐，“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的生活在他看来是充满诗意的，“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辛勤耕作使他与农民融洽相处、亲密无间，并产生共同的思想感情：“时复墟曲中，披草自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归园田居》）同时他也渐渐体会到田家的苦处：“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从田家乐到田家苦，是陶渊明思想的一大飞跃。也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他悟出了民生以勤为先，以衣食为端，方能返朴归真的根本道理。这种主张力耕的自然有为论，既包括了对儒家孔门不亲耕稼的否定，也包括了对老庄无所作为的否定，这是陶渊明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人生真谛。
陶渊明通过劳动认识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的道理，但事实上他虽然多年亲力耕作，却总是“箪瓢屡罄，絺绤冬陈”（《自祭文》）。勤劳没能使他常得温饱，这就促使他进一步思索自己所探寻的人生之道在实际生活中碰壁的原因，并把它和社会人事联系起来考虑，从而产生桃花源的理想。这是一个农民通过共耕就可以获得温饱的平等社会，虽然只是一个乌托邦，但它是陶渊明毕生寻求的人生真谛的反映。从先秦以来，很多进步文人都对社会现实作过不同程度的批判和否定，但是能够在躬耕的实践中，正面提出人生真谛和社会理想的，却只有陶渊明一个。
陶渊明也是魏晋风流的代表之一。魏晋风流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人格美，或者说是他们所追求的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以世俗的眼光看来，陶渊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来，他的一生却充满艺术气息。他的《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时运》等作品，都是其艺术化人生的写照。他求为彭泽县令和辞去彭泽县令的过程，对江州刺史王弘的态度，抚弄无弦琴的故事，取头上葛巾漉酒的趣闻，也是其艺术化人生的表现。而酒，则是其人生艺术化的一种重要媒介。萧统说陶诗“篇篇有酒”，在诗歌中大量地写酒，确以陶渊明为第一人。此前阮籍虽然也好饮酒，并且酒在他的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但酒对其诗歌的影响毕竟还是间接的。陶渊明却把酒和诗直接连在一起，从此，酒和中国文学发生了更密切的关系。他以《饮酒》为题一口气写了二十首诗，写尽了饮酒时的心境，或借饮酒以求得性情的真，表现隐居的得意和对世俗的轻蔑；或借酒来排遣苦闷，或借酒醉来放言。
归隐田园的生活扩大了陶渊明的诗歌题材，使他成为中国田园诗的开创者。他的作品今存诗121首，赋、文、赞、述等12篇。其中描绘田园生活的篇章，是他最富特色的代表作。前此的诗歌创作中，并不是没有表现农村生活的，《诗经》中的《七月》等篇就是。但那是“国风”民歌，文人作品中则基本没有。陶渊明的同时代诗人，把山水带入诗歌中来，但是山川林木对他们来说只是审美对象、观赏对象，在短时间的游览观赏中，牵动情怀，流连忘返。他们向往山林，甚至隐遁山居。但是山林与他们的关系，是被观赏者与观赏者的关系。他们虽身在自然之中，而其实心在自然之外。他们只是从自然中得到美的享受，得到宁静心境的满足。他们与自然并未融为一体。我们读金谷宴集的诗，读兰亭修禊的诗，了解到他们在山水的美面前，有许多感受、许多思索，但是他们与山川的关系，仍然是主客的关系，并未达到物我合一的境界。其中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并未生活在其中，他们另有一套自己的生活，山水只是其生活的一种点缀。
陶渊明就完全不同。他不是优游山林的富足名士，自然对他来说，不只是审美的对象，也是生活的需要。对于田园来说，他不是欣赏者、旁观者，他就生活于其中，与之融为一体。他看自然，已经不只是山川林木，而是田陇村巷、牛羊鸡犬，是村落田园生活中的自然。他的诗里，没有过多言及他对山川的美的感受，但那美的感受却实实在在地流注在字里行间。山间的霜露，村落的炊烟，扶疏的林木，以至微雨好风，狗吠鸡鸣，无不与他的心灵相通，与他的生命一体。他不必特意追寻山川的美，因为山川的美就在他的生活之中。明代钟惺在评论陶诗《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时说：“陶公山水朋友诗文之乐，即从田园耕凿中一段忧勤讨出，不别作一副旷达之语，所以为真旷达也。”（《古诗归》）陶渊明之所以开创了田园诗，使田园生活成为后来诗文的一个重要题材，原因就在于此。但后代崇尚隐逸的士人，大抵只是暂时归隐田园而已，将田园当作暂栖之地，亦仕亦隐，甚而只是将田园生活当作一种寄托闲情逸趣的理想生活，而很少有人是像陶渊明那样真正过田园生活的。
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的又一大贡献，是创造了一种情味、韵味极浓的冲淡之美。这种冲淡之美，就创作而言，既是一种意境的追求，也是一种语言的追求，“一个诗人只有当他善于把自己的东西放进诗中，只有当他开始用自己的诗的语言说话的时候，他才是一个诗人”（伊萨柯夫斯基《谈诗的技巧》）。陶诗节奏舒缓而沉稳，给人以蔼如之感；陶诗多用内省式的话语，坦诚地记录诗人内心细微的波澜，没有夺人的气势，没有雄辩的力量，也没有轩昂的气象，却如春雨一样慢慢地渗透到读者的心中。他的诗不追求强烈的刺激，没有绚丽的色彩，没有曲折的结构，纯是自然流露，但因其人格清高超逸，生活体验真切深刻，所以只须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就有久而弥淳的诗味，有强烈的感染力。这样一种精神境界，留给读者无尽的向往，而美的感受正在这无尽的向往之中。他表现这样一个意味无穷的冲淡的美的境界，用的是与之相称的近于口语的质朴言辞，如“种豆南山下”、“今日天气佳”、“青松在东园”、“秋菊有佳色”、“悲风爱静夜”、“春秋多佳日”，都明白如话。然而，平淡之中可见绮丽。平平常常的事物一经诗人点化便顿时具有了生活情趣，其魅力在于性情的自然流露，在于它内在的感情力量。当然，陶诗的语言并不是未经锤炼，只是他锤炼得不露痕迹，显得特别平淡自然，正如金人元好问所称赞：“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论诗绝句》）“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待”字、“掷”字、“贮”字，都是常见的动词，看似平淡，但用在这些诗句中，却又显得异常有神采，陶诗的这个特点，苏东坡十分精辟地概括为“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苏辙书》）。
陶渊明在创作方面的这些追求，当时并未进行理论上的表述，后来由《诗品》的作者钟嵘总结为“自然英旨”说、“直寻”说，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钟嵘或许并未意识到陶渊明乃是这一审美标准的最早创立者，但事实是，他作为艺术理想提出的这一标准，陶渊明早已付之创作实践了。
魏晋诗歌到陶渊明这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东晋建立后一百年间， 从建安、正始、太康以来诗歌艺术正常发展的脉络中断了，诗坛几乎完全被玄言诗占据，诗歌偏离了艺术，变成老庄思想的枯燥注疏。陶渊明的出现，才使诗歌艺术的脉络重新接上，并且增添了许多新的充满生机的因素。陶诗沿袭魏晋诗歌的古朴作风而进入更纯熟的境地，像一座里程碑，标志着古朴的诗歌所能达到的高度。陶渊明又是一位创新的先锋，成功地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将老庄玄理改造为日常生活中的哲理，使诗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并开创了田园诗这种新题材。他的清高耿介、酒脱恬淡、质朴真率、淳厚善良，他对人生所作的哲学思考，连同他的作品一起，为后世的士大夫筑起一个不朽的精神家园。
陶渊明在寂寞中死去，他留下来的诗文，在当时也很少有人赏识。直到死后100多年，才有梁代萧统加以搜集整理，并为之写序、作传，编成《陶渊明集》，影响逐渐扩大。萧统所编陶集已经佚失，但此后的陶集多在此基础上重编而成。陶诗的艺术成就从唐代开始受到推崇，但他被确认是中国诗史上的“头等人物”（鲁迅语），以及被认为是“为诗之根本准则”（宋代真德秀语），那是从宋朝才开始的，正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所说：“终唐之世，陶诗并不显赫，甚至也未遭李、杜重视。直到苏轼这里，才被抬高到独一无二的地步。并从此以后，地位便基本巩固下来了。苏轼发现了陶诗在极平淡质朴的形象意境中，所表达出来的美，把它看作是人生的真谛，艺术的极峰。千年以来，陶诗就一直以这种苏化的面目流传着。”与陶渊明相隔约七个世纪的另一位大文豪苏东坡，对陶渊明的为人极为偏爱，由人而及诗，他认为陶诗也是自古无人能及，他自己反复吟咏，烂熟于胸，并一一唱和，著有《和陶集》，堪称千古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