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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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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恨的季节,是夏天。
    对我而言,所有的灾难,仿佛都发生在夏天,于是这个季节带着油彩般浓厚的挥之不去的哀伤,潜伏在我的记忆里,一旦爆发,便是一场天崩地裂的海啸,足以轻轻松松地带走一切。
    可是夏天偏偏还是来了。
    赵海生回来的时候,我正在专心地擦着厨房的玻璃门,那是我最喜欢的一扇门,有很精致的花纹,像鸢尾。我已经学会烧麻婆豆腐,那是他最喜欢的菜,起锅后,放上绿色的小葱花,香味直扑鼻孔,令人食欲大增。
    赵海生一进门,就把空调开了,窗户关起来,用责备的口吻对我说:“吉吉,不是叫你不要做饭的吗,钟点工呢?”
    我说:“她今天休息。”
    他坐到我身边,圈住我:“那我带你出去吃?”
    我说:“饭菜都好了。”
    “也好。今天很累,吃完早点睡。”他放开我,起身去了卫生间。任何人都知道他不再爱我,但他还在装。我见过他的新欢,是个标准的美人儿,据说是个模特儿,她穿了高跟鞋,和一米七八的赵海生站在一块,高矮难分伯仲。这倒是我没有想到的,我原以为赵海生在对我厌倦以后会喜欢上一个作家,或是艺术家啊什么的,现在他自动降低他的品味,让我失望。
    我一直在思考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离开赵海生,是跟他开诚布公地谈,乖乖地主动让位,还是一语不发,选择神秘地消失。但我深知以上两种方式都是他所不喜欢的,从我跟着他到北京的那一天起,他就已经习惯主宰我和他之间的一切,无论他跑得有多远,我最好是站在原地不动,不然,肯定会遇上麻烦。
    我觉得我还没有学会解决麻烦,或者说,生命中一个又一个的麻烦让我无从应付,所以我才这样无师自通地学会安于天命,以不变应万变的吧。
    但我爱过赵海生,赵海生也爱过我。
    这简直是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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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岁的那一年,我第一次见到赵海生。他是我父亲多年前的学生,那一天下很大的雨,他拎着一个简单的行李包,打着一把伞敲开了我家的门。雨下得很大,他的衣服湿了大半,但并没有急着进门,而是礼貌地问:“是夏老师的家吗,我从北京来,有过电话预约。”
    我连忙请他进来,他跟我要拖鞋,我说不用了,但他坚持要换。于是我只好红着脸找了我父亲的一双旧拖鞋给他。他毫不介意地换上,把伞收到门边立好,这才进到屋里来,我给他拿了毛巾擦干身上的水,并泡了一杯热茶给他,陪他一起等父亲回来。他穿洁白的衬衫,身形挺拔,话不多,有很感染人的微笑,用好听的嗓音问我:“这里一直这么多雨吗?”
    “不是的。”我说,“夏天要来前才是这样子的。”
    他微笑地看着我,眼神有些专注,我不自在地转过了头去。
    桌上放了一幅画,是我没事时乱画的东西,他拿过去饶有兴趣地看,我想去抢回来,却又不好意思。
    “你画的?”他问我。
    我红着脸说:“瞎画。”
    “挺好啊。”他夸我,“以后一定比夏老师更棒!”
    这时候房间里传来叮叮咚咚的琴声,我走过去把门推开,对着里面喊道:“米米,今天别弹了,有客人。”
    但米米好像没听见我说的话。琴声继续着,我走进去,生气地替她把琴盖关上了。她仰起脸问:“什么客人这么重要?”
    我压低声音:“我知道他,听说他要买爸爸很多画。”
    “是吗?”米米兴奋起来,“那我是不是可以换架钢琴?”
    我捂住她的嘴。赵海生就在这时候走到门边,他温和地说:“让她弹吧,她弹得很好,我喜欢听。”
    我和米米傻傻地看着他。
    赵海生也傻了:“怎么你们是双胞胎吗?”
    “不。”我赶紧纠正说,“她是我妹妹,比我小两岁,她叫米米,我叫吉吉。”
    “米米,吉吉。”赵海生摇着头说,“可是你们长得真像。”
    都这么说,但当然我们是不一样的。我比米米要高出两公分,她的眉毛比我浓,眼睛比我大也比我亮,除此之外,我们的性格也是完全不同的,米米像母亲,什么都敢做敢为,外热内冷。而我像父亲,什么都腻腻歪歪,外冷内热。母亲出身于名门,二十二岁的时候下嫁给我在中学教美术的父亲,这件事当年在我们家族里引起轩然大波,世俗总是难免的,如众人所料,他们的婚姻只维持了短短的六年,她跟着那个澳大利亚人走的时候,我只五岁,米米三岁。很长时间,我以为我对她的心里只有仇恨,但十岁那年听说她客死他乡的时候,我狠狠地哭了一场,米米却没哭,米米冷静地对我说:“姐姐,人总是要死的,你哭也没用的。”她镇定的样子,让我害怕。我怕她长大后,会变成另一个母亲。连自己最亲近的人都抛弃,自然是没有什么活路可走。
    但我还是疼米米,特别是睡觉的时候,她小细胳膊小细腿地缠上来,我的身体里就有一种天然的母性在滋生,发誓要照顾她一生一世。米米患有气喘,体质很弱,常常生病。她喜欢音乐,母亲留下的旧钢琴是她最大的宝贝,但后来我们没有钱再请老师授课,米米只好毫无章法地自己练习。她无师自通的都是些伤心的曲子,高高低低的来来回回,我不喜欢听。钢琴放在我们俩的房间,抵着床头,父亲画不出来画生气的时候,我俩通常是躲在那个小房间里,米米趴在琴上,轻声问我:“姐姐,怎么办才好呢?”
    我用一支笔在一张纸上乱涂乱抹着,当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样的日子已经过了很多年,母亲走后,家里的画廊关掉了,卖掉了,城里的那套房子也卖掉了,父亲从原来教书的学校辞了职,带着我们搬到海边这个小房子里来,我和米米也进了海边一所新建的中学读书,母亲活着的时候,还有钱寄来,自她走后,生活每况愈下,父亲仍是画画,或是酗酒,天命之年的他总是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仿佛钱和米可以从天上掉下来。
    最忧愁的时候是学校要交钱。
    那一次,是赵海生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他用一大笔钱,买走了父亲几十幅画,说是要把它们都带到北京去,卖给别的人。父亲兴致很高,他带着我们三人一起去镇上吃饭,点了一大桌子的菜,一定要请客,感谢赵老弟的知遇之恩。
    父亲那晚自然是酩酊大醉,赵海生扶他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夜里十一点,米米睡着了,我们好不容易把父亲扶到床上,我低着头对赵海生说谢谢。他说不用,并给我一个地址和电话,让我定期寄父亲的画给他,说他会定期把钱寄过来。
    我把那张名片小心地收在口袋里。
    米米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咳嗽,她咳得很厉害,脸色发紫。她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子咳过了,我冲进去找药给她吃,可慌乱中我什么也找不到,赵海生已经从厨房里倒了开水来,他扶住米米,提醒我说:“别急,别急,好好想想药在哪里。”
    我还是没找到药,赵海生当机立断地把米米往背上一背说:“走,我们去医院!”
    那一天,赵海生背着米米跑了二十几分钟的路,我们才好不容易找到一辆车子,把米米送进了医院。医生说,我们要是再晚去五分钟,米米可能就没命了。
    医生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一直抖动一直抖,抖得身子像一片落叶一样,站也站不住,赵海生在后面扶住我说:“吉吉,没事的,你看现在不是没事了吗?”
    米米睡着了,我们坐在医院的长椅上等米米醒来。赵海生说:“吉吉,我终于看出你和米米的不同来了。”
    我知道他是在逗我说话,于是我也配合他:“哪里呢?”
    “眉眼。”他说,“米米是个孩子,而你不是。”
    我看着他:“你是说我老吗?”
    “噢。不是!”他慌忙解释说,“我是说,你和很多孩子不一样。”
    “那就还是老呗。”
    他笑:“我说不过你。但我真不是那个意思。”
    “谢谢你,赵叔叔。”我由衷的,要不是他,我真不知道米米现在会怎么样。
    “我有这么老吗?”他笑,“等米米病好了,你还得帮我一个忙。我得把那些画弄到邮局去寄掉它,我没法把它们全带走。可是,我明天中午的飞机,我得一早赶到市里,我怕那时候邮局没有开门呢。”
    “那我周末去帮你寄。”我说。
    他递给我几百块钱。
    “不用。”我摇摇头,“米米的医药费都是您垫的。”
    “收好,吉吉。”他的语气不容置疑,“夏老师是我敬仰的老师,当年他在城中教美术,我贪玩,打破别人的头,是他拿钱替我给别人治病,我才没被我爸打断腿。”
    我相信,父亲是这样子的人。
    同时我也信,赵海生此番前来,不为父亲的画,只为报恩。
    他走了,只随身带走一张画,是父亲画的《丫头》,画上是我和米米,我安静地坐着,米米在我身后,调皮地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