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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咸阳人杨良瑶 先于郑和最早下西洋的外交使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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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学术界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因而郑和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节。但是,根据泾阳县近年新出土《唐故杨府君(良瑶)神道之碑》(现藏泾阳县文庙)的记载,我国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节应是唐代中后叶的杨良瑶。

杨良瑶,字良瑶,原籍弘农郡人,后落籍唐京兆府云阳县龙云乡,即今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

据碑文记载,其先祖为周宣王之子尚父,因受封诸阳,寔称杨侯。杨良瑶“少以节义为志行,长以忠勇为己任”,是个很有抱负、作为的人。唐肃宗至德年中(756年至758年),杨良瑶21岁至23岁时,入为内养,也就是成为服侍皇帝的近身宦官。

杨良瑶多次受命出使各地,久历疆场,功劳突出。他一生多次南北跋涉,东西奉使,但最为重要的一次重大出使活动,还是他作为唐王朝的外交使节航海下西洋,抵达远在中东地区的黑衣大食。碑文中记载:

贞元初,既清寇难,天下乂安,四海无波,九译入觐。昔使绝域,西汉难其选;今通区外,皇上思其人。比才类能,非公莫可。以贞元元年(785年)四月,赐绯鱼袋,充聘国使于黑衣大食,备判官、内傔,受国信、诏书。奉命遂行,不畏于远。届乎南海,舍陆登舟。邈尔无惮险之容,凛然有必济之色。义激左右,忠感鬼神。公于是剪发祭波(至今广东沿海一带渔民出洋捕鱼时,仍有剪下头发,祭奠海神的习俗。宋代以后,逐步演变为妈祖朝拜),指日誓众,遂得阳侯敛浪,屏翳调风,挂帆凌汗漫之空,举棹乘颢淼之气,黑夜则神灯表路(可能指阿拉伯人在印度洋海岸上所建的航海灯塔),白昼乃仙兽前駈(当指海豚之类海洋生物,常在船前飞泳跳跃)。星霜再周,经过万国,播皇风于异俗,被声教于无垠。往返如期,成命不坠,斯又我公扙忠信之明效也。

据碑文载,“(贞元)四年(788年)六月,转中大夫。七月,封弘农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短期内连续封转,当是对其出使成功的褒奖。

大食国与唐王朝长期保持着通使外交关系,所以海洋上的丝路贸易空前频繁。可以说,从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八月大食国遣使节朝贡开始,至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九月最后一次外交使节离唐回国,前后148年间进入唐都长安的大食使节便有39次之多。但现存的唐代正史文献中,尚未发现唐王朝正式派遣使节航海下西洋的确切记录,故而该碑有关派遣杨良瑶一行航海出使黑衣大食的记载显得弥足珍贵。其时,年满50岁的杨良瑶亲率使团,以聘国使身份携带判官和国信、诏书,经过海路出使印度洋沿岸的南亚、中东国家,其政治目的显然是为了开辟与阿拉伯、印度列国之间建立的“国际统一战线”,以便共同对抗新崛起的吐蕃王朝。其出使结果,正如《新唐书·大食传》所记载的:“贞元中,(黑衣大食)与吐蕃为劲敌,蕃兵大半西御大食,故鲜为边患,其力不足也。”可见这次下西洋的外交活动还是颇见成效的。

据与杨良瑶同时期的著名地理学家贾耽(730年至805年)的有关记载,经由海路前往黑衣大食国首都缚达城(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路线,应当先从广州南海登船,沿南中国海向南行,先至门毒国(今东西竺昆仑洋),再至古笪国(一说真腊),经海峡(今新加坡海峡),北岸为逻越(即暹罗,今柬埔寨国),南岸为佛逝(今苏门答腊岛南部),路过天竺(今印度国一带)等多个国家,抵达大食国弗剌利河(今伊拉克境内幼发拉底河),改乘小船北行至末罗国(今伊拉克巴斯拉镇),再向西北陆行千里,便可到达茂门王所都缚达城(详见《新唐书·地理志》)。与此相近,公元9世纪中后叶阿拉伯地理学家依宾库达特拔(约820年或830年至912年)所著的《省道记》,亦详记了从大食国到广州(康府)的航程及贸易景况(参考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出版)。

应当指出的是,贾耽曾任鸿胪寺卿,负责接待蕃人宾客事务,稍后又担任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官职。据悉他十分喜欢国家地理知识,晚年常向四夷来使及出访四夷的使节询问道里民俗,并写入自家著作。其所记广州至大食一段海上路程十分详细,所取原始资料当来自杨良瑶一行的亲身经历。据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考证,贾耽所记通往大食海道的不少国名、水名,多与阿拉伯人的记载颇相一致,“足见其所见者,闻自阿拉伯人也。”依笔者拙见,阿拉伯人固然熟悉由大食至中国的海上航路,但贾耽在这里所记录的从南海通过印度洋抵达黑衣大食首都缚达的海上航行路线,更当来自杨良瑶作为聘国使西行黑衣大食的海上日志。照常例,杨良瑶归国后,应当向朝廷做出详尽的出使报告,贾耽因职务之便,获悉这一信息并写入著作,亦属情理中事。故而贾耽之于杨良瑶,恰如逻斯梯谢奴之于旅行家马可·波罗一样。

杨良瑶回国后,因功勋卓著,恩宠更渥,颇受德宗皇帝的器重。杨良瑶“夙夜在公,日月匪懈。不改经制,惜费省劳。”举凡唐德宗圣情眷顾的贵主亲王,其丧葬事宜一律交委他筹划办理,因其功劳巨大,受赐“金帛纷纶,不可备纪矣。”

贞元十五年(799年),淮西吴少诚拥兵叛乱,杨良瑶于是奉命主持军事。他安抚民心,派人侦察敌情,“复请完城聚谷,缮甲理兵,用简易而渐谋,不日月而功就,化怯懦为勇健,变藩篱为金汤”。用了较短的时间,当即平息了藩镇叛乱。至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取得了平藩战役的最后胜利。他因素积威望,久着功勋,已经成为唐顺宗非常倚重的掖庭重臣。

唐代中后期,特别是德宗、宪宗时期,佛教信仰日益兴盛。杨良瑶年迈退养后,仍崇信佛教。据碑文记载,“及乎晚途,归信释氏,修建塔庙,缮写藏经,布金买田,舍衣救病,可谓竭臣子人间之礼,尽生死区外之因,孜孜善心,没齿无倦矣。”这个时期,距唐武宗“会昌灭佛”已为时不久,更足以说明当时社会上佛教信仰的极端兴盛。

岁月沧桑,但历史不容忘却。杨良瑶身为唐朝宦官,率领使团航海出使黑衣大食,对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时距今已有1220多年了。这一时间,较之永乐三年(1504年)明成祖派遣太监郑和七次率船队远航印度洋西岸,整整早了620年。现在,我们既要为郑和下西洋给予世界航海事业的伟大贡献而骄傲,更要为杨良瑶早在公元8世纪后期就远航中东的历史壮举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