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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九 子学之兴起与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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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菁华,全在周秦诸子,不但哲学思想高深微妙,远过于后世儒家(章太炎说宋明理学不如佛学的精微,但周秦诸子则包含了那样精微的哲理。冯友兰说论理学是哲学之哲学,古代只有公孙龙子讲求这种纯理的学问。人们见解虽然像这样的不一致,但无论如何,不能不说周秦是中国哲学思想最发达的时期),即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也都在那时萌芽了(如法家的政治学,名、墨、儒、法各家的逻辑学,墨家、阴阳家的数学,阴阳家的天文学,兵家、墨家的军事学等)。

诸子时代的学风,有最可注意的数点,就是:(一)有创造性,不相剿袭;(二)为专家之学,易于求精;(三)后学阐扬前哲,不为旧说所限,易于进步;(四)各派互相驳辩,思想日益精密。

但当时何以发生这种百家争鸣的学风?那就以社会剧激变化为主要原因。春秋战国时代,铁制农器已普遍使用,农业、手工业骤行发达,商业因而产生,大商人如弦高、计然、范蠡、吕不韦等人,不但富超王侯,而且操纵政治,但旧时贵族,反而有很多没落起来的,因此新兴豪强希望有中央集权政治的出现,结束纷争割据的局面,以便利商工的发展,而旧时贵族,则希望恢复封建初期大小诸侯和平共居的局面,因此形成新旧思想的对立。同时各封建诸侯国,因地利的不同,经济发展又不平衡(如齐有鱼盐之利,用国营方法而致富强;秦用商鞅的农战政策,开荒垦殖,普遍施行军事训练),造成了加紧兼并弱小的趋势,到后来七雄并立,斗争的规模更扩大,也更激烈,大家都想吸收人才来帮助自己,所以提倡讲学,奖进文化,已成了列国通行的政策。当时文化中心,如齐国的稷下等地,为人文荟萃之所,对于学术研究的鼓励,是相当大的。

其次,就是知识的逐渐普及。因为过去知识全由封建贵族所垄断(所以《汉书·艺文志》说,诸子出于王官),由于贵族的没落,将知识带到民众中间去传播(如孔子在民间讲学),产生了许多新的知识分子;加以社会交通的频繁,首先是通商与外交的往来增多,打破了封建初期移徙住居的限制,使文人策士,也能自由奔走游说于各国,收互相观摩互相促进的效果。

诸子学说,无不为了“救时之敝”(《淮南子》),不过因其地位的不同,见解的各异,而造成种种不同的方案罢了。如墨家、法家以及儒家的荀子等,都是主张建立新的中央集权制的;如老子,是主张恢复旧时“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的;如孔子,是主张当时霸主实行尊王攘夷政策来恢复并巩固封建旧秩序的。总而言之,他们对于当时现状都不满意,主张改良或变革一下。然而假使仅有纷争的局面,而没有新兴进步的社会层,如五胡十六国或五代十国的局面,那种活泼进取的现象也不会产生。因此,我们从诸子学之所以盛,可以推论到诸子学之所以衰的道理。

秦汉大一统之后,历代帝王尊重儒术,以利禄为提倡经学的工具,造成诸子百家的消沉,这自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如三国六朝时代,儒学本身也很消沉,而结果仍然没有学术隆盛的气象。这因为社会生产力的停滞,社会阶层并没有新的发展的缘故。在秦汉之间,商业虽一度发展,但因生产方式没有进步,政府又厉行抑商政策,商业终于没有大的发展。到六朝以来,社会经济虽然略有进步,而进步很小,生产方式大体仍然和两千年前差不多,和我们接触的异民族,始终是一些文化较低的游牧部落,所以直到近世与西洋各国交通以前,学术思想再没有重振的可能。

周秦时代过去以后,只有后汉王充是一个特异的思想家,魏晋玄学不过使道家思想走向庸俗化,并没有什么成就,自此以后,诸子学已成绝响,直到清代,才有人研究它,但这都限于训诂、考订、校勘,并没有注意到义理的发挥。

今后整理国学,对于清代人所谓诸子学,不能不有所改变:第一,诸子学不能成为一种科目,应当归属于中国哲学史,更确切点说,中国古代哲学史,或古代思想;第二,应当注意义理的探讨及时代背景的研究。至于从旧的传统中寻出创造民族新文化的基础,那自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不是初步工作所能办到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