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不总理”远贪欲
段祺瑞在清末民初中国扑朔迷离的政治舞台上曾经显赫一时。他出身行伍世家，饱尝世间冷暖;身怀救国之志，却无法施展强国才华;受新式军事教育和有留学欧洲的经历，但思想和行为方式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他曾是继袁世凯之后控制中央政权的军阀首领，却在生活方式上保持着相对的清廉。
段祺瑞“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他信佛吃素，为人严肃刻板，不苟言笑，生活朴素，清廉如水，无积蓄房产，一生中除了收过冯玉祥的几块南瓜再也没有收过礼。
逢年过节时，按照习俗，给段祺瑞送礼的人更是络绎不绝，但段祺瑞只是在每人的礼品中挑一样最不值钱的留下，其余的一概退回。有一次江苏督军齐燮元送他一扇镶嵌着各种宝石的围屏，他的家人喜欢得睡不着觉，好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半夜爬起来摩挲。可他只轻轻一挥手，就叫人把东西抬出去了。只有冯玉祥送过他一个大南瓜他全都收下了，因为实在没有办法把南瓜再切一半还给冯玉祥。张作霖给段祺瑞送来一些东北特产，并不是多么值钱的东西，但段祺瑞死活不肯收，最后在张作霖副官一再恳求下，才收下两条江鱼。
段祺瑞从年轻到年老，穿衣服就没逃过邋里邋遢的样子。他在家里总是一件长衫，头上一顶瓜皮帽，任谁见了他，也想不到他会是个国务总理。他出门的时候，当然也会穿军装、礼服，不过不管多么考究的衣服，穿在他身上也都显得随随便便，有时候西服领带都会歪到一边去，他也浑然不觉。
段祺瑞从来没有做过生意。他家里日常用品都是从铺子里一针一线买来的，和他家来往最多的是北京前门外大栅栏瑞蚨祥。当时的那些人谁不想巴结这位实权派的国务总理大人？可他却没有在任何一家银行投过一文钱的资本。堂堂的总理之家，居然常常会像平民小户一样，有经济周转不灵的时候。 实在挺不下去了，段祺瑞也会写张白条，到附近的哪家银行去借上个千八百元的，这一笔笔的账段祺瑞记得十分清楚，等到他有了钱去还款时，哪家银行都知道段祺瑞的“好记性”。
段祺瑞一生清廉，没有购置过一处房产和地产，甚至连合肥老家也没有一处住房，在北京住的房子是袁世凯赠送的。段祺瑞在台上当政时还有地方借钱，等到他下野隐居天津后，他家的经济状况就彻底窘迫下来。他已经住不起“公馆”，而只能住“私宅”了，到天津之初，住的是他的部下魏宗翰的公馆，后来搬出日租界，租住在英租界47号一套房租较低的住宅中。
段祺瑞在位时，尽管经常要接济老家的亲戚等客人，但政府的拨给还是可以满足这些开支的。由于没有财产与积蓄，段祺瑞下野后，生活一下子便没了着落，所幸他的部下、学生众多，这时候不得不依靠他们的接济。段祺瑞开始亲自过问日常开支，亲自审查日常详细账目，想办法尽量节约开支。他的一日三餐多以米粥、馒头、素菜为主，四季衣着均为布制。他家的仆人也已减到了最低数，由于人手不足，他和夫人姨太太们经常要亲自做些简单的家务，多亏魏宗瀚邀约一些当年的老兵，自愿轮流前来站岗放哨并帮助料理些宅内杂务，宅中才不至于到黄叶满阶无人扫的地步。
“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这就是段祺瑞，人称“六不总理”。他除了躲在书房里下棋、打牌，没有别的任何嗜好。面对灯红酒绿，金黄银白，他虽为世间俗人但也从未动心。段祺瑞可能是天性寡欲，再加上后天修炼成的自制力，才能在那样的乱世里做到“出污泥而不染”。即使段在最后的日子里，仍然保持了做人的尊严。位高权重，家却清贫，这样的生活习惯是值得赞颂的。
酷爱棋牌信佛教
说起段祺瑞，作为民国年间的大人物，也是一个传奇人物，为人一向古板严肃，不苟言笑，给人的印象是不太好打交道。他一生不蓄私财，不徇私情，不拥兵自重，这在军阀中，无论如何也算是难能可贵的。段祺瑞的平时生活很有规律，一年到头基本没有什么变化。一般情况下，他都是在家吃早饭，随后上书房看公事;办完公事后去衙门，中午再回来吃饭。如果说他有什么独特爱好，那就要算下围棋了。
吃过中饭后，段祺瑞一般会在内客厅睡会儿午觉，然后有客的时候会客，无客的时候就与棋手们下下围棋。晚饭之后，段祺瑞照例要打一会麻将或下几盘围棋。
很多人知道段祺瑞是国务总理，人称“段合肥”，但不知道他非常喜欢下围棋，可以说一生酷爱围棋，他曾资助和支持一大批围棋选手，包括后来加入日本籍的国手吴清源，段因此被称作“中国围棋的大后台”。在他周围的一大批棋手，经常陪段下棋，高兴的时候，段还会给他们一点小钱以自乐。据说，那些棋手和段祺瑞下棋时，心里都十分清楚，既不能赢段祺瑞，因为段的自尊心很强，赢了他会很不高兴;但也不能多输，因为多输的话，会让段祺瑞看不起。
段祺瑞自1926年被冯玉祥将军赶下台后，隐居天津，不久就成了虔诚的佛教徒。他日常除喜欢诵经外，就是搓麻将、下围棋。
段祺瑞1933年离开天津来到上海，定居在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海新村附近。一起与他来到上海的除身边服侍人员、侄子段宏纲外，还有北方围棋名手刘棣怀、顾水如。到上海后，段祺瑞牵头办起了“上海弈社”，聚拢了一大批上海围棋名手。后来与张静江等一批棋手汇合，南北交流，促使围棋活动日益兴盛，上海成为全国围棋名手汇集的中心。
段祺瑞与吴夫人所生长子段宏业，虽然从小寄养在亲戚家，十几岁才回到段祺瑞身边，没有机会受到良好教育，但与段祺瑞一样，十分喜爱围棋，是当时围棋界里响当当的人物。正因为如此，段祺瑞对段宏业十分喜爱，督责甚严。但并没有为他的前途铺平道路，而是教育他从最低层做起，靠自己的能力一步步向高处攀登，尤其注意在围棋对弈中教育儿子。
有一天，他命人摆好围棋盘，父子俩对弈，结果做儿子的输了。段祺瑞见状老羞成怒，大骂道：“下棋是雕虫小技，你连这方面也不行，真是没用！”
第二天，父子俩又持黑白子厮杀起来，这次段宏业赢了，但段祺瑞还是怒不可遏，大骂儿子既无大志也无大才，只能在这些消遣功夫上表现。
段祺瑞年近七旬时，还带病和日本著名棋手吴清源对弈，并且偶尔还能胜了吴清源。吴清源做段府的棋手时年纪还小，也最受段祺瑞的喜爱。他在和段下棋的时候到是毫不客气，俩人经常能下个旗鼓相当，但随着吴清源水平的不断提高，段祺瑞和他对弈往往输多赢少，后来也就不再和他下了。吴清源后来入了日本籍，成为日本围棋界的一流高手。除了吴清源之外，段还资助过一位棋手东渡日本深造，回国后成为一名杰出的棋手。
反袁称帝主共和
段祺瑞在史上有“三造共和”之美誉，即致电逼迫清帝退位、讨伐张勋复辟、抵制袁世凯称帝。“三造共和”是段祺瑞的政治资本，是他抬高自己打击别人的法宝，故他常以此自诩。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声浪中，人们对孙中山、蔡锷反袁的态度容易接受，而对段祺瑞的选择往往不大容易理解，因为段祺瑞是袁世凯的铁杆兄弟，袁世凯将自己的义女嫁给段祺瑞，两人关系自不必说。
段祺瑞和袁世凯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段祺瑞自1896年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时起，开始追随袁世凯，两人的关系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袁世凯初到天津小站主持练兵，一天他发现少了一个人，那就是段祺瑞，他连忙问道：“段祺瑞呢？段祺瑞怎么没来？”一旁的唐绍仪告诉他，段正好回家完婚去了，但已经发电报催他尽快来报到。袁世凯闻知段祺瑞结婚后返回天津，礼贤下士，亲自前往车站迎接。几天后，段祺瑞在天津一家饭店举行婚宴，招待小站的各位将领和同僚，袁世凯又同荫昌出席祝贺，给了段祺瑞很大的面子。袁世凯还把宴会的所有花销都记在自己的名下，令段祺瑞感恩不尽。民国初年，段祺瑞妻子病故，他的续弦夫人张佩蘅是袁世凯的义女，所以袁、段二人除多年袍泽关系外，无形中又成了亲戚。
在北洋系统中，袁世凯倚重的两员大将是段祺瑞和冯国璋，较之冯国璋，袁世凯对段祺瑞更是高眼相看，恩宠有加。
段祺瑞性格坚定，蛮横粗暴，令人生畏，因此被叫做“虎”，袁世凯也正是欣赏他的这种虎胆、虎劲和虎威。
段祺瑞在小站练兵时就编著《编练章制》、《战法操典》等，成为袁世凯的主要智囊人物，他办事一向我行我素，即便与袁世凯等人商讨军事时，如意见不获采纳，也常露出不悦之色，有时还显得自命不凡。段祺瑞还先后担任过北洋新军第3、第4、第6镇统制等要职。在促成袁世凯再度出山，对清室逼宫，促成南北议和，镇压“二次革命”等重大事件中，段祺瑞谋划方略，调兵遣将，不遗余力，为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和扫荡国民党势力立下了汗马功劳。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王士珍功成隐退，冯国璋外调南京，段祺瑞任陆军总长，实际主持北洋军务。在北洋军阀集团中，许多新生力量都是由段祺瑞培养起来的，后来形成了某种“只知段总长，不知袁总统”的局面，这也渐渐引起袁世凯的怀疑和担忧。
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其帝制活动日益公开，作为一名有十足影响力的军阀，段祺瑞却坚决反对称帝，并坚辞陈情“此事危及国家安危和原价身家性命，万不可做，万不可做”。段祺瑞反袁称帝的态度坚决，但基于当年的知遇之恩，在开始时依然苦口相劝：“总统，祺瑞自小站跟随总统，鞍前马后将近20年，总统知遇之恩，祺瑞没齿难忘。如今，国势危殆，倘有变动，后果不堪设想。祺瑞无知，赤诚可鉴，望大总统三思。”
走火入魔的袁世凯一心想要当皇帝，对段祺瑞的劝阻根本听不进去。段祺瑞的苦口婆心与虔诚表现被袁世凯认为是背叛。于是，在1915年5月31日段祺瑞称病请假，袁世凯正愁没有借口赶他，他一请假，老袁赶忙答应，同意段祺瑞去西山养病。
在袁世凯称帝的闹剧中，段祺瑞进行了消极抵制，没有参加在中南海居仁堂举行的百官朝贺。只是在公馆里对自己的亲信徐树铮慨叹“项城作孽啊！”段祺瑞反帝立场从未动摇，这一点对于倍受袁提拔，受袁照顾的段祺瑞尤为难得。后来，段祺瑞曾两次要求晋见袁，皆被袁世凯拒绝，直至最后被袁夺回兵权。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真正忠诚的人，却常常忠而见疑;而把他往绝路上引的，却总是受到重用。段祺瑞反对袁世凯称帝，恰恰是段对袁世凯忠诚和负责的表现。可惜袁世凯不但不领情，反倒想算计他，真是让人叹气又可笑。
民族气节爱国情
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北洋军阀都是一些只会吹胡子瞪眼，面目可憎、祸国殃民的家伙。这种看法的形成当然是与诸多小说、电影的文学描写有关，然而，事实上并不完全是这样。“北洋之虎”皖系军阀段祺瑞曾六次主政，先后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湖广总督等职位，经历过府院之争、张勋复辟、直皖战争、直奉战争、“三·一八”惨案等那个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大动荡的时代，是中国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也是民国初期政坛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物，具有立体化的人格特点，其性格也具有多面性和复杂性。
在反对帝制方面，段祺瑞可谓旗帜鲜明。在对待“三·一八”惨案的态度上，段祺瑞也表现出了那个时期的政治家身上少有的人性与人道，这是政治家身上最宝贵的。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段祺瑞被推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执政，1926年发生了了政府纵任军警屠杀爱国请愿学生的“三·一八”惨案，当学生游行队伍到北京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和国务院门前请愿时，执政府卫队在不加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向请愿队伍实弹射击，顿时血肉横飞，造成47人死亡，100余人受伤。段祺瑞因此被定格在屠杀民众的封建军阀形象上。
所有关史料披露，在袁世凯死后的一段时期，基本上勉强维持了统一的局面，局势相对和缓。“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随即赶到现场，向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作出严厉处罚凶手的指示，并决定终身食素以示忏悔，至死都没有违背这一决定。1934年春天，段祺瑞胃溃疡发作，引起胃部出血，被送到医院治疗。由于段祺瑞身体虚弱，医生家人纷纷劝他开荤，以加强营养，段祺瑞断然拒绝：“人可死，荤绝不能开！”作为当时的一名政治人物，能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
在对待“二十一条”和日本人的态度上，段祺瑞也展示出一个爱国军人气度。1915年日本以赞助复辟帝制为诱饵想袁提出卖国“二十一条”，袁周围许多要员主张对日妥协。但在2月1日，段以陆军总长身份领衔19个省将军致电北洋政府，表示反对。“谓有图破坏中国之安全者，必以死力拒之。中国虽弱然国民将群体殉国。”并在5月8日独特异议，主张动员军队以强硬态度对待日本。虽被袁拒绝，但段祺瑞作为一名军人的浩然气节展现得淋漓尽致。
段在下野之后，即使在生活困难之时也未动摇其对日本的态度。
1926年，段祺瑞退出政坛后，曾长期寓居天津租界。此时，段祺瑞成了日本人拉拢的对象。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数次到天津，秘密会晤段祺瑞，请段出面组织华北政府，日本愿以全力支持。但遭到了段的严辞拒绝。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企图在占领我东三省之后继而控制整个华北地区，为了谋划组织华北傀儡政权，日本人在京津两地物色代理人，最后将目标锁定在段祺瑞身上。以日本人的眼光，段祺瑞是当年的亲日派领袖，与日本政府有种特殊关系，虽退隐后无权无势，但若能在傀儡政权中挂名，其影响不可小觑。
段祺瑞认定，自己一旦出来做汉奸，便会落得千古骂名，遗臭万年，但他又不敢断然拒绝日本人的要求，怕遭不测之祸。无奈之下，年近古稀的段祺瑞拖着衰病之躯，以“腿疾多病”、“女儿在上海读书”为借口，1933年1月千里迢迢来到上海，开始了人生最后3年的岁月。
段祺瑞看清了日本人的真实嘴脸，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抗日态度。来到上海之后，他接受《申报》记者采访时说：“日本暴横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惟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求。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准备，合力应付，则虽有十日本，何足畏哉？”“爱国朝野一致，救国惟有自救耳。”
虽然段祺瑞来到上海，也未能躲得了清净，受日本人指使一直想拉段祺瑞投靠日本的王揖唐，就一刻也没有闲着。王揖唐曾是段祺瑞的旧部属，死心塌地为日本人效力卖命，极力拉拢段祺瑞重返天津，并闹出了一场沸沸扬扬的密电风波。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王揖唐为了拉拢段祺瑞，给段发了一封稀奇古怪的电报：“玉裁诗集，已预约五部，余诗接洽，再待奉告。王赓。”
在外人看来，这封莫明其妙的电报似出版商之间的购书合约，而段祺瑞却心知肚明。电文开头的“玉裁”，原指清代文字学家段玉裁，但此处则隐喻段祺瑞，“五部”乃指中国的“华北五省自治”，电报署名“王赓”即王揖唐。王揖唐，字慎吾，初名志洋，再名什公，后又改名为赓，字一堂，号揖唐，别号逸塘。王揖唐因善于钻营和投靠日本人而被称为“华北第一奸”， 抗战至此胜利结束。稍后，国民政府公布了惩治汉奸条例，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整肃汉奸。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给时任军统局局长戴笠发了一份绝密电报，命其立即逮捕华北高级汉奸，戴笠首先就把目光投向了王揖唐。
看完了王揖唐的密电，已经铁了心与日本人决裂的段祺瑞，当机立断复电一封：“专电转陈。玉公谓：股东决不同，不约其他方面，切勿接洽。即已预约者，请作罢。”
王揖唐和段祺瑞来往的密语电报，竟被上海的媒体记者所获悉，准备通过媒体对外公布。段祺瑞主动接受上海报纸记者的采访，把他与王揖唐往来的电文公布于众。顷刻间，这封电报成了上海各大报的头条新闻，段祺瑞的爱国举动迅速传遍浦江两岸，再波及神州大地，赢得了人们的广泛赞誉和好评。
晚年的段祺瑞在日本人面前却保持了做为中国人的尊严，受到了上海各界的普遍好评。1953年春，段祺瑞的女儿去北京，章士钊、李济深两位老人对她说：“你想，政府买下你段氏一处产业，花3000元，使用你们的房产，也每月按粮价折款付给租赁费，何曾作为‘敌产’对待？”由此可以看出，新中国政府也肯定了段祺瑞在晚年保持民族气节的表现。
临终嘱咐警后人
段祺瑞出身于一个军人家庭，祖父和叔父都是淮军将领，段祺瑞小时候主要受到祖父的影响，他在七岁的时候便被祖父段佩接到自己在宿迁的兵营，由此耳濡目染了军旅生活。尽管祖父给段祺瑞请了塾师带他念书，但年少时的段祺瑞却最喜欢舞刀弄棍，因为有了家庭殷实的生活环境，段祺瑞的童年生活过得还是很惬意的。
段祺瑞14岁那年，正值花样年华，他的幸福童年却戛然而止，引以为豪的祖父段佩突然在军中亡故，段祺瑞在军营中无以托身，只能将祖父的灵柩送回合肥老家安葬后。年仅16岁段祺瑞，只身一人步行2000多里，风尘仆仆数十天，赶到山东威海投奔堂叔段从德，在他的手下做了一名小兵。
尚未成年的段祺瑞只身来到威海，父亲段从文放心不下，赶到威海看望儿子，哪想到在回家途中被盗贼所害，年仅39岁。噩耗传到威海后，段祺瑞受到很大打击，但由于军务缠身，加之他是刚入伍不满两年的新兵，上级未批准其请假奔丧。不幸之中，打出接踵而至，8个月后，段祺瑞的母亲因为哀痛过度，也不幸亡故。一年之内，父母双亡，段祺瑞这次才被批准回家奔丧。
回到家中后，看着自己年幼的弟弟妹妹，段祺瑞心情十分沉重。这时大妹妹也只有12岁，最小的弟弟才9岁。作为家中的长子，段祺瑞在父母双亡的情况下，必须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生活的重担。弱冠之年，段祺瑞就要独撑3个幼年弟妹生活的重担。
家庭的变故和养家糊口的重担，磨练了他坚忍不拔的性格。段祺瑞发誓刻苦攻读，立志出人头地，他20岁考入北洋武备学堂，22岁以最优等成绩毕业，23岁以第一名的成绩被获准到德国柏林学习军事，揭开了他人生新的一页。
晚年的段祺瑞，在谈及进退得失和人生修养时，常常回忆起他幼年时的私塾老师，流露出对教师的崇敬和敬仰。段祺瑞很能记得人家的好处，受施不忘恩情。
段祺瑞是在8岁那年离家赴祖父任所宿迁读私塾的，在那里结识了他的私塾恩师侯老先生。由于年纪尚小，当时并未领会恩师的良苦用心，上学时不用功读书，对教师的批评我行我素。不过，段祺瑞成名后，却对这位启蒙老师十分尊敬。每逢侯老先生来京，段都待为贵宾，一日三餐相陪，开口闭口老师。侯老先生离京返乡后，段祺瑞不仅经常送衣送钱，还将老先生的旧居修葺一新。段祺瑞晚年的的生活虽十分窘迫，但仍坚持按时向侯老先生寄去生活用费。
段祺瑞另一位印象很深的塾师，是他在合肥念私塾时结识的许老师。直到晚年，段祺瑞还清楚地记得，那时学生都要把主副食带来塾中搭伙，师生在一起吃饭，厨房是由许老师的女儿负责管理的，学生们都称她为师姐。
段祺瑞因家里困难，基本上都是带些咸菜来，很少能从家里带来肉菜，但在一次吃饭时，却发现自己碗里有一块肉，便非常奇怪！这是怎么回事？学生哪有肉吃呢？他以为这是师姐搞错了，因为有肉的菜一般是给老师吃的，可他又不敢问。
可是从此以后，他经常发现碗里有好吃的。有一次他趁添饭时，跑到厨房去问，结果挨得师姐一顿数落：“碗里有肉你尽管吃就是了，管那么多干啥？”这时他才晓得是师姐的多情照顾，便心领神会，默默走开。往后数十年，他对此事一直记在心里。
国民革命军北伐，全国统一后，段祺瑞告别军政舞台，晚年退居上海，他便想方设法打听这位师姐的下落。通过合肥一位旧友辗转打听，居然把已经白发苍苍的师姐找到了。段祺瑞高兴地邀请师姐到上海见面。师姐回去的时候，段祺瑞还送她500元，聊表心意。
段祺瑞在清末民初的政治漩涡中争战一生，弥留之际，留下亲笔遗嘱“八勿”，其中蕴含的哲理，即使在今天看来，仍不乏警示及启示意义。
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
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
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
勿信过激言行之说而自摇邦本。
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
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
治家者，勿弃国有之礼教;
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章士钊到北京后，曾将段祺瑞的“八勿”呈报给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呵呵一笑说：“有功有罪，已经化敌为友了嘛。”
1936年11月1日，段祺瑞胃病复发，胃部出血不止，11月2日晚在上海宏恩医院去世，时年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