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行为让张謇十分气愤，为此他于光绪十年五月，与同在庆军的三兄张詧及朱铭盘联名，给袁世凯写了一封言辞尖锐的长信，斥责他的种种不端。因为他们由此与袁世凯中断往来，故后人将这封信称之为“绝交信”。
光绪七年(1881)四月，时年二十三岁的袁世凯投奔于庆军统领吴长庆之门。其时庆军驻扎于山东登州(蓬莱)，而二十九岁的张謇早已是军幕中的上宾。吴长庆念在故交之后收留下袁世凯，并让张謇、朱铭盘等指导他学习诗文制艺。
这袁世凯读书虽然读得痛苦，却在偶尔帮着处理一些军营杂务时露出才干，为此张謇他们向吴长庆进言，使袁世凯在军中获得一个正式差使，一改初来时寄人篱下的食客身份。次年，庆军赴朝鲜平息乱事，袁世凯大显身手，官职也因之升迁，乱事平定后更是负责驻军留于朝鲜。春风得意的袁世凯到了此时，已不把张謇他们放在眼中，甚至做出一些令故主吴长庆难堪的事，这是因为他已看准风向，巴结上直隶总督李鸿章了。
袁世凯的行为让张謇十分气愤，为此他于光绪十年五月，与同在庆军的三兄张詧及朱铭盘联名，给袁世凯写了一封言辞尖锐的长信，斥责他的种种不端。因为他们由此与袁世凯中断往来，故后人将这封信称之为“绝交信”。
张謇像由于信是三人联名，所以这就涉及一个由谁执笔的问题。其实，此事最初没有什么异说，张謇晚年自订年谱，于光绪十年四月记：“吴公调防奉天金州，促往。因由沪至烟台，附海镜兵轮，行至金州，则公已病甚。公自朝鲜分其军三营畀慰廷留防后，自统三营至奉，不两月，慰廷自结李相，一切更革，露才扬己，颇有令公难堪者，移书切让之。”这里的吴公即吴长庆，而慰廷则是袁世凯。所谓“移书切让之”，就是指写绝交信的事。张謇在这儿只说是自己“移书”，甚至连联名的另外二人都没有提一下。此后编印的《张季子九录》，将此信的题目定作《与朱曼君及叔兄致袁慰亭函》，也是以张謇为首的。
1926年张謇去世，同年10月10日《申报》上刊登了这封信，标题却作《朱曼君、张叔俨、张季直致袁世凯书》，改成以朱铭盘领首，想来有其原因。到了1934年郑肇经为舅父朱铭盘刊印《桂之华轩遗集》，不仅将这封信作为朱氏文集的补遗，更在卷首影印了朱氏手书此信的墨迹，以及诸名家关于此墨迹的题咏。其中韩国钧的题跋云：“此朱曼君先生与袁项城绝交书也，人事轮转，卒获藏守，幸矣。袁亦一时之雄，独以轶世才难为人下，诚有负吴壮武耳。当日同处一幕，未尝一时之盛，惜乎其交不终。昔南阳宗士林薄曹孟德而不与交，曰松柏之志犹存，曼君其岁寒之松柏哉？书中张季直昆季皆列名，张刻曼君集，独遗是书，其岂为袁氏讳欤？四十年一刹那，近今披露于世，其亦曼君之幸、袁氏之不幸耶？”
观韩国钧所题，他是明确认定信的执笔者为朱铭盘，而张氏兄弟只不过是列名而已。这个断定影响颇大，如管劲丞先生也有文说“信是朱铭盘的手笔，张謇因为一同具名，《九录》里也照录”云云。直到现今，还有一些学者沿用这个看法。
韩国钧对张謇当年刻朱铭盘诗文集未收那绝交信，怀疑是有意为袁世凯讳避。这话看似有理，但细想还有可商榷处。自从光绪十九年(1893年)朱铭盘病逝于金州，继室赵氏将其遗稿带回，此后赵氏挈孤子投依张謇和范当世，张謇则把朱铭盘的诗文陆续交由翰墨林印书局印行。文集印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名称虽为《桂之华轩文集》，但张謇所题扉页却是“桂之华轩骈文”，而事实上该集所收录者都是清一色的骈文。以此来看，即使认为绝交书为朱铭盘所作，以文体论，也是不合编入的，所以谈不上什么讳避，尽管其时张謇与袁世凯已恢复了交往。
其实，单凭朱铭盘的那个手迹就断定他是执笔者，这还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墨迹并不是致袁世凯的原信，这从信末没有署时和具名就可以看出，所以那个墨迹只是一份朱铭盘的录写件。至于朱铭盘何时、为何录写此信，可惜已无从知晓。
最能说明此信执笔者的证据，来自于张謇的日记。196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张謇日记》，在其第一册的最末，也就是光绪十年末的余页上，有张謇几封信的底稿。虽然字迹潦草、删改痕迹累累，难以遽读，但仔细辨认，其中那署着《与袁慰廷》的一篇，赫然就是这封绝交信！再看张謇本年五月十一日所记：“写与慰廷讯。慰廷向骄恣，至此益甚，故移书切责之。”有具体日期，有底稿明证，说张謇是绝交书的执笔者，就应该无可置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