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作为一位政治家乏善可陈，唯一值得提及的是由他完成了其父曹操篡汉自立的夙愿，逼迫汉献帝“持节奉玺绶禅位”，改元黄初，建立魏政权；曹丕在位六年，大的建树几乎没有。相反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却无比耀眼，掩没了其帝王的光彩。这也正符合了这位曹公子的心思，纵观曹丕一生的言论和追求，他坚定地认为，只有文字才能使人千古留名，对于帝王的差事，勉为其难应付一场而已。
曹丕自幼即喜爱文学，虽然史籍称其“文武兼备”，此类文字纯属是给帝王涂脂抹粉的虚妄之词；所谓的“善骑射、好击剑”，非少年时的顽皮举动就是吟咏之余的雅兴所为。真正青少年时代的曹丕，钟情的是读书写作。“年八岁，能属文，有逸才，遂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八岁时就能赋诗作文，显现出超长的文学天赋；同时酷爱读书，经史子集无不通晓。
曹操打败袁绍以后，定都邺城（今河北临漳），营建了自己的政治文化中心。曹丕的青年时代基本上是在邺城度过的，而其邺城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倡导、组织、参与并亲手推动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邺下文人集团。在战火尚未熄灭、三国交战正酣的时代背景下，“建安文学”以其独树一帜而占据中国文学史之一席之地，除了曹操与曹植，首功当推对文学有着极其浓厚兴趣的曹丕。邺下文人集团的核心是曹丕，正是在他的号召和引领下，兴起了一段中国历史上文化事业的高潮，参与人数有百人之多，规模空前；汇聚了文坛精华，当时全国一流的诗文大家悉集于此；佳作名篇层出不穷，短短十余年间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不断涌现；产生了“三曹”“七子”等代表性人物，“建安风骨”成为后世文学的典范。而这一切都要首先归功于喜爱文学又具备特殊政治身份的曹丕。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去世，太子曹丕接过了父亲留下的政治重担，角色的转换并没有使之放弃文学的梦想，其中有一件事足以再次验证曹丕对“文名”的痴情，完成“禅让”大殿，接过汉献帝的国玺登基建魏后，曹丕给父皇曹操的尊号是“武皇帝”，而把“文帝”之名预留给了自己。
从个人文学才华与成就上来看，曹丕诗、赋、文皆能，甚至还曾涉足小说的创作，堪称是文学创作上的通才。《魏志》记载：“初，帝（曹丕）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显见其好于文字也长于著述。曹丕的诗歌多表现其贵公子的游宴驰鹜生活，他的辞赋有二十六篇之多，既叙写军国大事也抒发个人情怀，像《述征赋》、《感物赋》、《寡妇赋》等。诗赋之外，最能体现曹丕文学思辨才华的，是他的文，传之今天仍耐人寻味的代表作有《与吴质书》、《答繁钦书》与著名的《典论》。
《典论》的写作初衷就是为了立言留名的目的，是直接表现曹丕人生价值观的一篇自白文字。他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可以看出，曹丕之所以深信文章才能使人真正不朽，是因为真正完美的精神产品无须史家吹捧，不用他人假托张扬，人们自会争相阅读万代传诵。另一方面是他看到了“立言”的纯个体精神劳作的特性，可以摆脱繁琐的俗务，不依赖他人而独立创造。这无疑告诉人们，文学创作的成本很低，关键在于自身的刻苦钻研、深入思考和不懈努力。
像历史上许多杰出人物一样，曹丕也渴望永垂不朽，有的人专注于杀伐建功，有的人以奇巧术数留名，极少数得天独厚者则凭借王霸之业期图千古流芳。曹丕是幸运儿，他得父荫已经占据了一条，但他却并不看重帝王的尊荣，独独倾心于文字词章。出于对不朽的向往，曹丕十分歆慕那些以著作传世的人物，孔孟司马迁都是他心中的偶像。他是这样看待生命价值的：“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这里的“立德”，同样是道德文化上的建树，与著作异曲同工。每见当代文坛才子的一篇佳作，曹丕难掩其羡慕之情，他评价徐干的《中论》：“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后世，此子为不朽矣！”
曹丕固然在治理江山上未见其雄才大略，但他活出了自己的个性，没有不思进取地躺在父辈提供的安乐窝里虚度时光，而是另辟蹊径，找到了生命价值长存的另一方天地。对于一个钟鸣鼎食的帝王之子，这应当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