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厌那个老师，所以不学他的课，成绩差了，究竟报复到了谁？
孩子的反抗在大人眼中也许是可笑而幼稚的，可那是我们唯一知道的方法，悲壮地义无反顾。
我变成了一个四眼熊猫
虽然妈妈叮嘱了我要去给赵老师道歉，可是我没有去，我对这个恶毒的老巫婆没有任何歉意。
经历了抄作业的正面反抗事件，我对她的极度畏惧全部转化为了极度讨厌，上她的课我开始公然趴在桌子上睡觉，或者看小说。她如果用粉笔头丢我，我就高高抬起头，恶狠狠地瞪着她，你不是要我听课吗？那我现在就“全神贯注”地听。作业也不再自己做了，她既然认为我抄袭，那我也不能白担了虚名，索性再不做数学作业，所有的作业都是抄的。
也许这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我当时人虽小，可对赵老师的恨绝不小，又是一副豁出去不要命的样子，渐渐地，她开始不再管我。
说来可笑又可悲的是，我第一次真地想抄作业时，竟然借不到作业去抄，在这个班级里，我没有一个朋友，我所能借作业的人就是我的前后左右，可他们全都不肯给我看，正当我在心里冷笑赵老师高看了我时，张骏大摇大摆地走过来，一声不吭地把他的作业扔到我的桌上。
我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盯着他的作业发呆，他看我没动作，以为我不想抄他的作业，没好气地说：“我抄的是陈劲的作业。”陈劲是我们班的天才儿童，数学从来都是满分，闭着眼睛考试，都能甩开第二名老远。
我立即翻开作业抄了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很感激，可就是说不出来一声“谢谢”，只是头埋在作业本上，小声说：“你做的，我也会抄。”
他哼地一声冷笑，也不知道究竟在冷嘲什么。
我以为他已经走远了，可很久后，他的声音突然在我的脑袋顶上响起，“有你这么抄作业的吗？拜托！你能不能稍微改动加工一下？”我立即手忙脚乱地涂涂改改，等我改好后，抬起头想问他可不可以时，身边却早已经空无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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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改革，中国的南大门打开，神州大地开始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香港与台湾的流行文化，先于他们的资金和技术影响着大陆。
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都曾迷恋过《楚留香》，郑少秋演绎的楚香帅成为倜傥潇洒的代名词；万人空巷地看《射雕英雄传》，翁美玲几乎成为所有八十年代人的蓉儿；因为《上海滩》，很多女生对黑道的定义是周润发。
我们都曾为了追看这些电视，和父母讨价还价、斗智斗勇。我就为了看《射雕英雄传》，先装睡，等父母都睡了，又偷偷爬起来，溜到客厅看电视，声音开得很小，耳朵贴着电视看。
那时候看电视，感觉不是个人的事情，是集体的行为，每天晚上看，第二天和同学热切地交流，所有电视剧的主题歌，竟然只靠着听，就能把歌词全都记录下来，然后传唱，班级里如果谁能第一个拥有电视剧歌曲的歌词，那绝对是值得骄傲的事情，全班同学都会围着你，向你讨要歌词。很多女生都有歌本，用钢笔一字字抄录好歌词，旁边贴着港台明星的贴画，把它装饰得美轮美奂。
在港台歌手中，小虎队绝对是其中最受欢迎的组合。随着他们的贴图和海报在班级里流传开来，女同学们都在谈论小虎队，三只小虎各有拥垒者，到底哪只小虎更好看是女生们争论不休的话题。小虎队的磁带在班里传听，男生和女生都哼唱着《青苹果乐园》、《星星的约会》、《爱》。
我的生活没有朋友，所有的这些乐趣，我都是隔着一段距离在欣赏。
我唯一的朋友是书籍，各种各样的书，只要能拿到手的，不管能不能看懂，我都会从头翻到尾。天气温暖的时候，我可以在学校里随便找一个地方看书，可天气寒冷时，我没有地方能去。
我有了一个奇怪的嗜好，常去那个游戏机房看小说。花两毛钱买一杯桔子晶冲出的果味汁，缩坐在屋子一角看书，隔一会喝一小口，保证离开前恰好喝完最后一口。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那个桔子汁，不过在我小小的心里，有着奇怪的交换标准。我买一杯果汁，就觉得不是白占你的地方，我是花了钱的，那我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坐在那里看小说了。
时间长了，渐渐地，我认识了上次打台球的三个人，看球的那个就是这家店的老板，姓李，周围的人都叫他李哥，叫我小朋友的那个少年叫许小波，在我们市最好的重点中学读初中，大家叫他小波，另一个年纪比他大的姓翟，他们都叫他乌贼，在读技校。中国的技校从某种意义上可以叫做“差生集中营”，就是考不上高中，或者读不进去书的学生去的地方。
刚开始，我去店里看书时，小波差点笑破肚皮，乌贼看着我，满脸匪夷所思，一副“你脑袋锈逗了”的表情，对我进行了疯狂地嘲讽和打击。可不管他们说什么，我全当没听见，对于一个既不想回家，又不想待在学校的人，这个有暖气的屋子无疑是个好去处，虽然有很多人，可这些人不会用看差生和看坏学生的目光看我，一切都让我安心。
李哥倒是一副见惯风云的样子，并不介意我借用他的暖气和灯光，只微笑着和小波说：“你的这位小朋友很有点意思。”
有了老板的默许，我更是心安理得地待在了游戏机房。
在游戏机房里，我几乎看完了家里所有的书，《今古传奇》、《红楼梦》、《书剑恩仇录》、《八仙过海》、《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薛刚反唐》、《杨家将》、《呼家将》……所有的书籍里，最喜欢一本已经残缺了的古龙的小说，所以牢牢地记住了这个作者的名字。
我看书的时候，常常废寝忘食，有的书实在放不下，会打着手电筒躲在被子里熬夜看。随着读过的书越来越多，黑板上的字越来越模糊，等父亲发现我看电视，要搬着个小板凳、恨不得贴到电视机上时，才察觉我近视了，他带着我去医院配了一副眼镜。
当我戴着眼镜走进游戏机房时，正帮忙看店的小波愣了一下，继续若无其事地忙碌，却忙着忙着，再没忍住，趴在柜台上笑起来，笑了一会后，又直起身子，继续若无其事地忙碌。
乌贼看到我时，却没客气，直接大笑起来，对小波说：“这位四眼妹妹这下不会嘲笑你近视了。”
他们这群人里没近视眼，我是稀有动物，用乌贼嘲笑我的话，“知识分子呀！国宝！国宝！”从国宝引申到熊猫，乌贼后来直接喊我“四眼熊猫”，直到我长成一个二八少女时，他仍然能当着一堆人叫我“四眼熊猫”。
在小学，感觉戴眼镜的学生都是刻苦用功的孩子，讽刺的是，我这个倒数第一，却是班里最早几个戴上眼镜的“四眼”之一。有一次调了座位后，我和神童陈劲同桌，他那时刚戴上眼镜，没忍住地问我：“你是怎么近视的？”
我打了个哈哈，“看电视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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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一拿起书，就浑然忘记外面的世界，我在小波和乌贼眼中就是一个傻看书的呆子。
游戏房里常常会放一些流行歌曲，有一次，放到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时，我突然从书里抬起头，侧着脑袋很专注地听，小波问我：“你喜欢小虎队？”
我摇摇头，又点点头，再摇摇头，我连他们的磁带都没真正听过，哪里知道自己是不是喜欢他们？
乌贼笑：“四眼熊猫看书看傻了，连喜欢不喜欢都不知道。”
我瞪他一眼，不吭声。
我要走的时候，小波把一盘半旧的磁带递给我，“送你了。”
磁带封皮是三只小虎，我一把拿过来，欣喜地看了一会，又放下，沉默地看着他，他笑着说：“这是给小学生听的，我们不怎么听。已经旧了，即使你不要，过几天也不知道会被我们扔到哪里去了。”
我把磁带收到手里，没有说“谢谢”，就跑出了游戏机房，那个晚上，我一直抱着我们家的小录音机听小虎队，把同学们哼唱的歌听了无数遍，把我一直没听清楚过的歌词全都听得清楚明白。在小虎队的歌声中，我有种恍惚的感觉，似乎我并不是被同学排斥的差生。
妹妹听到小虎队的歌声，第一次主动凑到我身边，羡慕地问我哪里来的。
我带着微笑，骄傲地告诉她，朋友送我的。当我说出“朋友”二字时，心中有一种很莫名的温暖，当年，我不懂那是什么，却潜意识地就知道，那是很珍贵、很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