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完那个奇怪的电话，我打车去了“世纪墙”。这是本市最著名的主题公园，共有九十九座雕塑，每一座的主题都是“二十一世纪”，据说共有三十多位著名的艺术家参与设计，这些艺术家很好认，二十一世纪有四种男人留长发：发癫的、写诗的、唱摇滚的，还有一种就是艺术家，要不怎么能体现后现代的精髓呢。我走进后现代的公园，在每一座后现代的雕塑前停留，越看脑袋越迷糊。第一座是个老板，至少肚子像个老板，敲上去铿然作响，说明老板都是硬家伙，这个硬家伙拿着大哥大在这儿站了两个世纪，电话一直打个没完，说的当然也是硬道理。这雕塑的名字叫《语言或马，一艘活在二十一世纪的船》，这名字十分后现代，据说只有两种脑袋能想出来，一种当然是天才，另一种也是天才，只不过脑袋被驴踢了。而在我这种不懂艺术的人看来，它大概只说明了一个事实：二十一世纪被中国移动收购了，他们靠人民的废话赚钱。第二座雕塑是一群石膏青年，小伙子都穿西装，姑娘一律挺着被游客摸黑的胸部，有一个脸上还贴着一张招聘启事：“本夜总会诚聘公关，月收入三至五万……”毫无疑问，这就是二十一世纪的理想。我慢慢走过，顺手摸了摸其中的一个胸部，触手荧荧有暖意，大概不久前刚被人摸过，要不怎么说二十一世纪盛产睾丸素呢，我四处张望着想，转眼就看见了那个人。
他坐在一堵白色的高墙下，墙上有一排正楷阳文大字：欢迎进入二十一世纪！一群后现代风格的歌手在几米外声嘶力竭地唱：“如果你爱我，我就离开哎哎哎哎……”
“我跟你打赌，打赌，”他说，“那个弹吉他的，肯定会摔倒。”
“不会吧？”我说，“赌什么？”
“赌十块钱，十块钱。”他掏出一张十元旧钞，小心翼翼地抚平，郑重其事地搁在石凳上，好像那不是十元，而是十万元。这个过程他始终都没正眼看过我，连脸都没转过来。
那群歌手换了一个调子，唱的还是那首歌：
如果你爱我
我就离开
如果你吻我
我就弄脏自己
我没有名字
也不想被你提起……
如果普通人这么说话，肯定头都要被人打肿，但换了艺术家，这就叫作忧郁，你也可以叫它惆怅，叫它酷，叫它眺望什么的，反正后现代艺术说穿了就是俩字儿：没谱。唱什么歌并不重要，只要能证明是在唱歌就够了。
没有人鼓掌，歌星们尴尬地谢了谢热情的观众，还没谢完，台上的主音吉他手身子一晃，像被谁推了一把似的，扑通一声摔了下来。我目瞪口呆，结结巴巴地问他：“你，你怎么知道的？”
“我赢了，给钱，给钱。”他倒一点都不含糊。
在我这么有钱的人身上找个十块钱还真难，我掏遍了所有的口袋，最后还是递给他一张百元大钞，他一直没笑，掏出一卷皱巴巴的钞票，蘸着唾沫点数： “一十，二十……九十，给你，咱们两清了，两清了。”
几个月不见，他现在完全是个老人了，连头发都白了不少，乱蓬蓬的，还发出一股臭哄哄的味道，大概是有日子没洗过澡了。穿得也很寒酸，不知道他从哪里搞来这么一件军大衣，又脏又破，简直就是个老叫花子。
“我看他们演了十三场，”他说得很吃力，“十三场，那个弹吉他的就摔了十三跤。”
他妈的。
“那你就天天坐在这儿看他们表演摔跤？”
“我在这儿赚钱，赚钱，我天天跟人打赌，打赌，赌他会摔倒。”
他今晚像刚学会说话似的，一直不停地重复，把我都传染了，我笑着问他：“那你连赢了十二场吧？发财了啊，大哥，请客，请客。”
“我赢了十二场，十二场，赢了一百二十元，输了一场……”这时他把脸转了过来，我才发现他的眼睛不大对劲，红得跟漆过一样，暗暗地闪着光，看起来十分吓人。
“输了多少？”这才是我最关心的。
“一千七百万。”
“多少？！”
“一千七百万，一千七百万。”
我的天啊。我一下子僵住了，在那儿站了半天，人走光了我都没发现。他还是老样子坐着，身体一动不动，两眼直勾勾的，直望向虚无之外。我过去握了握他的手，说大哥你是不是被人骗了，要不咱们报案吧。
“不是，不是被骗了，是我自己，我自己……”
“你自己找人打赌，然后才输的？”
“不是，不是，”他又摇头，“我让他摔倒，他就摔倒，我让他不摔倒，……不摔倒。”
“你自己找这么个人来，你自己安排他摔倒或者不摔倒，你自己明知道结果还跟人打赌，——还输了一千七百万？！”
他点点头。
我一跳三万英尺高：“你疯了！你……”好容易才把后面的话憋了回去，心想你怎么不把那一千七百万输给我呢。
“疯了，”他喃喃地说，“疯了……”
神秘客倾城一赌，流浪汉坐拥千万
《发达报》独家消息 六个月前，他是个一文不名的流浪汉，衣不蔽体，食不裹腹，靠纸箱御寒，以公园长椅为家；六个月后，他身家千万，住的是五星级酒店的高级套房，吃的是燕窝鱼翅，喝的是轩尼诗XO，坐的是专职司机驾驶的奔驰轿车。这个比传奇更像传奇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起因仅仅是一个小小的赌。
在香格里拉酒店二十六层的餐厅里，记者有幸见到了这位传奇的主人公。除了手上略显粗糙的皮肤还能显示出一点他过去的生活，出现在记者面前的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富人。根据主人公自己介绍，他身上的一套西装价值两万八千元，一条领带一千六百元，连手里的烟斗都是极品，“登喜路牌的百年石楠根烟斗，”他边抽边说，“中国的烟丝质量不行，水分大，也不香，我现在只抽古巴的。”
谈起那天的经历，主人公十分坦诚：“我那时就是一个乞丐，白天要饭，晚上睡在世纪墙公园的长椅上。”他记得很清楚，那天是去年的十二月二十七日，他捡了几个纸箱，在公园里到处寻找可以挡风的角落，“零下四度，我还发着低烧，真害怕就这么冻死了。”
在公园中心的树丛下，他遇见了那个被他称作“救命恩人”的神秘客。根据他的描述，这位男士极瘦，中等身材，相貌五官并无特别之处。“他站在那儿看了我很久，我问他能不能给我几块钱，他什么也不说，就那么看着我。”
记者走访过几位附近的居民，他们都对公园里的寄居者表示反感，“他们随地大小便，见人就伸手要钱，”一位钱姓市民说，“市政府早该管管了。”一位晨练的男士也表示，他从来不敢让自己的孩子单独走进公园，“乞丐太多了，谁知道他们能干出什么来。”
我们的主人公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我觉得他肯定有毛病，不给钱就不给呗，老盯着我看是什么意思？”他走回树丛，把纸箱撕开铺在地上，身体蜷缩着躲进一件破旧的军大衣里。这时神秘客向他走了过来。
“那天他一共说了不到十句话，”主人公回忆着说，“第一句就问我为什么不回家。我有点生气，说我哪来的家啊，这就是我的家！他好像是笑了笑，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一张纸，说我们打个赌吧，你这个没家的家伙，赌什么都可以，你赢了这个就是你的。”
“你说他是不是有毛病？”主人公问道，根本不需要记者回答，“我当时可真把他当成神经病了。我反正没什么可输的，打赌就打赌，说不定还能赢他点钱呢。就问他：你猜我身上有多少钱？他看了看我，说你一块钱都没有。我说这个不算，再来，你说今天会不会下雪？他笑了起来，说这个你赢不了我，我看过天气预报了，今天是个好日子。那天正好有个乐队在公园里唱歌，我就对他说：看见中间那个胖子了没有？你说他会不会摔一跤？他说不会。我说你老赢我，还赌什么赌？不赌了，你给我一块钱吧。他笑着鼓励我，说赌吧，赌他会摔跤，这次我保证让你赢。说完就走过去跟那个弹吉他的胖子说话。回来时跟个小孩似的，还跟我拉勾，说那咱们就赌这个，他摔倒了我就把这张纸给你，你输了——他又看了看我，说你输了就把你的纸箱给我。我说不干，你得给我十块钱。他说好，我输了就给你十块钱，再加这张纸。”
记者至今保留着这张纸的复印件，在发展银行的接待室里，一位姓廖的高级经理这样介绍：“这是一张见票即付的现金本票，不管什么人，只要持票走进我们银行，我们就会如数兑付给他一千七百万元。但关于此票的其它信息，对不起，我们的义务是为客户保密。”
我们的主人公并没有意识到这张纸有多么重要，“我看都没看就把它扔在地上，还跟他要那十块钱。他不给我，转身就往外走，我一直跟着追，骂他说话不算话，快到公园门口了，他停下来，好像很生气的样子，说回去，把那张纸捡起来！我说：给我十块钱！我赢了，给我十块钱！他没办法了，在身上到处掏，最后拿出来一张一百的，说找我九十！我抢过来就跑，他一把拉住我，小声对我说：听好了，你这个没家的家伙！那张纸你一定要拿到前面的银行去，天一亮你就去！”
十天以后，当我们的主人公把那一百元花光，偶然想起那张几乎被他丢掉的、夹在纸板箱中间的纸时，他犹豫着走进发展银行的大门，于是，一个千万富翁神奇地诞生了。跟大多数读者一样，记者也对这故事的真实性充满怀疑，随即走访了世纪墙公园，管理处的张主任一眼就认出了主人公的照片：“没错，就是他！在我们公园鬼混了两年多，赶都赶不走！”当记者说明此人已经成了千万富翁时，张主任表示：“绝对没有可能！你们肯定在造假新闻！”
记者随后在真色酒吧找到了正在演唱的“世纪电波”乐队，吉他手阿华对六个月前发生的事记忆犹新：“我们一共表演了十五六场吧，第三场开始不久，那个人就来找我，让我演完了摔一跤，还答应给我一万块钱。我当时觉得他挺无聊的，没理他，没想到他真的就掏出来一万块钱。你知道，我们搞艺术的也需要钱，对，一共十三万，我摔了十三跤，但是你看，我们买了新的设备和器械，也能到这么大的场子来表演了，我挺感激他的，真的，那时我们特别艰难，要没有这十三万，咳，估计现在吃饭都会成问题。”
从乞丐到千万富翁，我们的主人公都发生了哪些变化？他打赌赢来的财产是否合法？敬请关注本报的连续报道。
登喜路：Dunhill，英国品牌，产品包括男装、皮具、打火机、烟斗、手表、男用饰品等。毕加索、猫王、丘吉尔、西班牙阿方索国王、挪威肯特公爵、暹罗国王、埃及国王、荷兰王子、印度大公、温莎公爵都曾是该品牌的忠实顾客。登喜路烟斗一直绅士们的至爱，售价动辄高达几万元。在中国大陆的登喜路专卖店中，一个防风打火机售价五千七百五十元，可以买鸡蛋两千斤，如果用来买豆腐，可以买六吨，每天吃五斤，可以让一个人吃上将近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