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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寄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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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在一八九几年十一月一个星期天到我们家的……

我现在仍旧说“我们家”,其实这个家早就不是我们的了。我们“离乡背井”已经一十五载,而且肯定永远也不会再回去了。

当时我们住在圣·阿加特完全小学的校舍里。学校的高级班的培养目标是小学师资[法国小学为六年制:两年预备班,两年初级班,两年中级班。高级班实际上是初中,十九世纪时某些小学附设高级班,可以培养小学师资。]。这个高级班以及中级班都由我父亲执掌教鞭;我和所有其他学生一样,都管他叫索雷尔先生。低级班则由我母亲负责。

学校坐落在集镇的边缘。五叶地锦树下现出一座长长的红房子,五扇房门全都镶有玻璃;宽阔的院子附设风雨操场和洗濯间。前面的大门向村子洞开;朝北的方向有一扇小栅栏,外边就是公路,一直通到三公里外的车站;南面以及校舍背后全是田野、花园和草地,它们的边缘和集镇的郊区相连……以上就是我的住所的简略的草图。

我一生中最动荡不安的、最可珍惜的日子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我们的种种奇遇也是从这里开始,又退回到这里,就像海浪拍礁,去而复返。

偶然的“工作调动”,学监或省长的一道命令,使我们到了这个家。那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假期快结束时,我和母亲坐在前面一辆大车上,后面随着行囊家具,来到了这里。我们在生锈的小铁栅栏门前下了车。一些正在园中偷摘桃子的小孩悄悄地从篱笆的窟窿里溜走了。

我母亲—我们大家都管她叫米莉,她也是我所知道的治家最有方的主妇—马上走进堆满尘草的屋子。如同前几次搬家一样,她一眼就明白我们的家具在这所破烂的房屋里是怎么也放不下的,心中不免十分失望。她返身出来向我诉苦;她一边诉说,一边用手绢在我风尘仆仆的稚嫩的脸蛋上轻轻地拭擦,然后又回到屋里去,计算着要使房屋能重新住人,需要堵塞多少窟窿……我留在外边,头上戴着系有绸带的大草帽,站在这个陌生的院子的沙砾地上等着,或者到敞棚下、井台边慢吞吞地转悠。

我今天想起来,我们初到时的情景至少就是如此。因为每当我要追忆我在圣·阿加特的院子里第一个晚上是如何等候人的,我记起来的往往是其他等候人时的情景:我往往想起,我两只手拽住大门的铁条,焦急地等着某个人从大路上下来;每当我要追忆起我在顶楼里—二层楼好些谷仓间的居中的一间—是如何度过第一个夜晚的,我往往记起另外几个夜晚;我记得我在房间里不是孤独一人,另有一个高大的身影沿着墙壁踱来踱去,他忧心忡忡,但热情友好。学校、马丁大爷的田地、他的三棵核桃树,还有每天下午四点钟开始来找老师的妇女们占满了院子……

可是在我的脑海之中,所有这一切升平世界又被别的景象所搅乱,所改变。这些景象,当时激荡着我们少年的心灵,今天虽然事隔多年,仍使我们无法平静。

其实,当莫纳来到的时候,我们在当地已经整整住了十个年头了。

我当时已有十五岁。那天是十一月份的一个寒冷的星期天。秋天乍冷,使人感到冬日的来临。整整一天,米莉等着火车站发来的马车,因为人家要替她捎来一顶御寒的帽子。早晨,她没有去做弥撒。我和唱诗班的孩子们坐在一起,焦虑不安地朝钟楼方向张望,想要看到她戴着新帽子进来。可一直等到讲道开始[讲道开始前赶到教堂做弥撒,不算迟到。讲道一开始,很少有人再进教堂,而宁可做下一场弥撒。],也没有见到她的踪影。

下午,我还得独自一人去做晚祷。

为了宽慰我,母亲一边用刷子替我刷童装,一边对我说:“这顶帽子即使已经送来了,我也许还得花整个星期天的时间来改制它。”

我们的星期天经常是这样过的:一清早,我父亲就走得远远的,到某处迷雾笼罩的池塘边,坐在小船上钓白斑鱼去了;我母亲则退居到光线暗淡的卧室里缝补旧衣裳,直到天黑。她设法躲开别人,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主要是害怕她的某位朋友会看到她的寒碜相,尽管这位太太可能和她一样清贫,但却和她同样高傲。所以我每每做完晚祷回来,还得在冷冰冰的餐厅里看书,直到她打开房门,把缝好的衣服穿给我看。

但是这个星期天的晚祷后,教室外边颇为热闹,致使我迟迟不肯回去。门厅下举行的洗礼仪式吸引了许多孩子[孩子在接受洗礼前还不是教徒,不能进教堂,所以仪式要在教堂外的门厅里举行。洗礼仪式后要发糖,所以孩子们等着。];教堂外边的广场上,有好些镇上的人穿着消防队员的上衣,他们架起枪支,因冻得发抖而不断地跺脚,正在聆听队长布雅东的训话,在军事理论上他是越讲越糊涂,使人不知所云……

洗礼的钟声,就像是节假日的铃声因为搞错了日期和地点,戛然停止了。布雅东和他手下的人,斜背着武器,带着水泵,小跑步地走开,跑到第一个拐弯处,就看不见了,只是后边跟着四个默不作声的孩子,他们宽大的鞋底踩着铺霜大路上面的小细枝。我没敢跟着他们跑。

这时,整个集镇只剩下达尼埃勒咖啡店还有点生气,我隐约听到里边顾客时高时低的谈论声。于是,我挨着把我们家和村庄隔开的大院子的矮墙,回到了铁栅栏。时间已经很晚,我的心中有点忐忑不安。

小铁栅栏门半掩半开着,我一眼就看出有桩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

果然,餐厅的房门口—朝院子开的五扇嵌玻璃的门中最近的一扇—一个灰头发的妇女正侧着身子,想透过帘子向里张望。她个儿不高,戴着一顶老式的黑绒风帽,面庞痩削而秀气,但忧心忡忡,若有所失。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有什么好怕的,反正我一瞧见她,就在铁栅栏前第一级台阶上停住了脚步。

“他会到什么地方去呢?我的天哪!”她压着嗓门说,“他刚才还在我身边。他已经围着房屋转过一圈了。他大概溜走了……”

她每说一句话,就在方玻璃上轻叩三下,轻得几乎听不到声音。

谁也没有跑来给这位陌生的女客开门。米莉大约已经收到火车站送来的帽子,正在红房子的最里端,什么也没有听见。她大概待在撒满了旧绸带和变直了的羽毛的床前,把这顶值不了几个钱的帽子拆了又缝,反复摆弄……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当来客紧跟着我走进餐厅,我母亲就出现了,双手还扶着头上帽子上那些尚没有摆合适的铜色线、绸带和羽毛……她向我微笑着,蓝色的眼睛因为在黄昏时刻还在干活而显得疲乏。她叫道:

“瞧!我正等着给你看……”

但是当她一瞧见这位妇女坐在餐厅靠里的大椅子上,便马上住口,神情很是尴尬。她赶紧脱掉帽子,把它翻转过来,弯起右胳膊,一直把它像只鸟窝似的贴在胸口。

那个头戴风帽的妇女,两膝之间夹着一把雨伞和一只皮拎包,开始讲述她的来意。她微微地摇晃头脑,鼓动舌簧,俨然像个来做客的女宾。她已经恢复了常态。当她一讲到她儿子,样子就显得高贵而神秘,使我们颇为好奇。

他们俩都是从圣·阿加特十四公里以外的拉费泰·当齐荣坐车来的。她是个寡妇,按她自己的说法还挺有钱;她的小儿子安托尼一天晚上从学校回来后死了,因为他和他哥哥在一个肮脏的池塘里游了泳。她决定让她大儿子奥古斯丁到我们这里来寄宿,以便学完高级班的课程。

接着,她马上把她带来的寄宿生大加称赞。我一分钟前在门口看到这位灰头发妇女时,她还弯着身子,失魂落魄,像只丢了野雏的母鸡哀求怜悯,而现在已经完全变成另一种人了。她对儿子大加赞赏的一切,真令人吃惊:儿子喜欢讨她好,有时光着脚丫子,沿着河边走好几公里,把丢在水草里的水鸡蛋和野鸭蛋捡来给她……他也撒鸟网……有一天夜里,他还在林子里一把抓住了一只野鸡的颈子……

我这个人胆小得连外套上被钩个小洞都不敢回家,不禁惊奇地望着米莉。

但我妈妈已经什么都听不进,还让那位太太也别吱声;她把手里的“鸟窝”放在桌上,轻手轻脚地站起来,仿佛要走出去看看究竟有什么人……

果然,我们听见上面有陌生人的脚步声,在堆放去年七月十四日[七月十四日是法国国庆日。]放烟火用具的小间里踱来踱去,震得天花板咚咚作响,脚步声还穿过楼上几间阴暗宽敞的谷仓间,最后朝无人居住的、用来晾干木板和放熟土豆的配间的方向消失。

米莉低声说:“刚才我就在底层的房间里听到过这个声音,我以为是弗朗索瓦你回来了……”

谁也没有答话。我们三个人都站着,心里怦怦地跳;突然顶楼通到厨房楼梯的门打开了,有一个人走下梯级,穿过厨房,来到餐厅阴暗的进口处。

“是你,奥古斯丁?”太太说。

来的人是个十七岁模样的大男孩。黄昏来临,我第一眼看到的只是他那顶戴在后脑勺的农式毡帽,黑色的上衣,腰部束着一根小学生常用的皮带。我也依稀辨出他在微笑……

他一眼瞧见我,还没有等到别人问他干什么来着,就先开了口:“你到院子里来一下好吗?”

我迟疑了一秒钟。米莉没有拦我,我就拿起帽子,朝他走去。我们从厨房出去,走到风雨操场,那里夜幕也已降临。在落日的余晖中,我一边走,一边看到他鼻正脸方,唇带茸毛。

“我在你的顶楼里找到了这些玩意儿,”他说,“你从来没有在那儿瞧过?”

他手里拿着一只已经发了黑的木轮子,周围绕着一根破碎了的烟火导线:这也许是七月十四日放的太阳或月亮烟火。

他说:“有两支烟火没有放出去,我们现在还可以点。”他说这话时很平静,他的样子似乎希望下面能有场好戏可看。

他把帽子往地上一扔,我看到他像农民一样头发剃得平平的。他给我看两支烟火,上面还带着一截纸做的引火线;它是被火烧断后发黑,并被扔掉的。他把木轮的轮毂埋在沙子里,从口袋里拿出一盒火柴—这一点我十分吃惊,因为我们这儿是绝对禁止的—小心翼翼地蹲下去,把导火线点着,然后拽着我的手,使劲把我往后拉。

一会儿以后,房门开处,莫纳的妈妈跟着我的妈妈,两人一齐走了出来;她们已经商量好寄宿的费用;随着“嗤”的一声,只看见两束红白相间的火星,从风雨操场凌空而起;妈妈在一刹那间,看见我在奇光异彩中踮着脚,拉着新来孩子的手,一动也不动……

这次,她还是没说什么。

晚上,吃晚饭时,我们家的饭桌上多了一个闷声不响的伙伴。他光是低着脑袋吃饭,也不管我们三双眼睛正一齐盯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