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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通纳拿到文学学士学位后两个星期,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遭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暗杀;秋天未到,战争席卷整个欧洲。战争成为老学生中持续不断的热门话题,他们好奇美国最终将发挥什么作用,大家又很开心,自己未来的命运暂不确定。

可是摆在斯通纳面前的未来既光明又确定,而且不会改变。他眼中的未来,不是事件、变化和潜在可能的涌流,而是犹如前方的一块领地,等着他去探索。他把未来看作那座宏伟的大学图书馆,可能还会新建侧翼建筑,还会添加新的图书,然后又清退掉旧书,但是其本性仍然基本不会改变。他能看到在这所机构中的未来,他将置身其中,而自己对这个机构还不完全理解;他想象自己在那个未来中还会有变化,可是他把未来本身看作改变的工具而不是它的目标。

那年夏天快结束的时候,秋季学期即将开始之际,他去看了父母。他本想帮着收夏天的庄稼,可发现父亲雇了个黑人田间帮手,干起活来不吭声,卖力,劲头很足,一天干完的活儿差不多顶斯通纳和父亲过去在同样时间里干的活儿。父母见到他后很开心,他们好像并不怨恨他的决定,但他发现自己跟父母无话可说;而且,他意识到,他和父母已经逐渐形同陌生人。他感觉自己的爱因为损失反而更强烈了。他比原来计划的提前一个多星期返回哥伦比亚。

他开始讨厌在弗特家农场干活儿花的时间。很晚才回来开始学习,他感觉有种强烈的学习冲动。有时,沉浸在自己的书本中,他会想到还有那么多东西不知道,还有那么多东西没有读过。他辛苦追求的宁静,当意识到自己生活中的时间那么少,而要读的东西那么多,要知道的事情那么多,这份宁静开始破碎了。

1915年春天,他修完文学硕士的课程,花了整个夏天的时间完成论文,是对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中的一篇进行诗法研究。夏天将尽,弗特夫妇告诉他,农场用不着他了。

他早就料到自己会被解雇,在某种意义上他倒乐意如此;但是,这事真的到来后,他却有种恐慌的刺痛感。好像自己和原来生活之间最后的那条纽带被割断了。他在父亲的农场度过了夏天的最后几周,对论文进行最后的收尾润色。这时,阿切尔·斯隆已经替他安排好给即将入学的新生教两个班的基础英文课,同时他开始着手攻读博士学位。这份工作让他每年收入400美元。他把自己的东西从弗特家那间狭小的阁楼房间里搬出来,他在那里住了五年,然后在大学附近找了个甚至更小的房间。

虽然他只给一群未经挑选的新生教基础语法和作文,内心还是对自己的工作充满热烈的期待,而且胸怀强烈的崇高感。秋季学期开始前的那个星期,他已经开始备课了,斟酌考虑着各种可能性,一个人为某个活动的内容和主题努力拼搏时才会考虑各种可能性;他体会着语法的逻辑,他想自己能够感觉到它如何从自身生发蔓延出来,渗透进语言,支撑着人类的思想。在他布置给学生的简单的作文练习中,他看到了散文的各种潜力和美,他渴望用自己感觉到的东西的感觉来激发学生的活力。

可是,在他上的第一节课上,当例行的点名和学习计划这些开场白结束后,当他开始向自己的听众和学生自我介绍时,他发现自己内心仍然深藏着某种惊奇感。有时,他对学生讲话时,仿佛是站在自我之外,观察着一个陌生人在给一群并不情愿地聚集在一块儿的人发表讲话;他听着自己平板的声音在背诵着准备过的材料,从背诵中体会不到丝毫属于自己的兴奋。

他在这些课上寻找自己的解脱和满足,在这样的课上,他自己就是一个学生。他能够从中再次捡回自己第一天体会到的那种发现感,那时阿切尔·斯隆曾在课上对他说,他刹那间就变成另一个人,不再是过去的那个自己。当他的脑子本身在忙着自己的课题,当它与自己学习且试图理解其本质的文学的力量搏斗时,他意识到自己内心某种东西在不断变化;当他意识到这点后就开始从自我向外转移,走进包容着他的这个世界,所以,他知道了,他读过的弥尔顿的诗歌或者培根的随笔,乃至本·琼森的戏剧改变着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就是文学的主题,能够改变世界是因为文学依赖它。他在课堂上很少讲话,他写的论文鲜有让自己满意的。正如他讲给这些年轻学生听的,从不泄露自己体会最深刻的东西。

他开始跟为数不多的几个同学熟络起来,他们也在系里担任代课教师。他跟其中两个即戴夫·马斯特思和戈登·费奇成了好朋友。

马斯特思是个肤色略微浅黑的年轻人,舌头犀利,眼睛温顺。跟斯通纳一样,他也刚刚启动博士学位课程,但比斯通纳年轻一岁左右。在教师和研究生中,马斯特思以狂妄自大和莽撞著称,大家普遍认为,他最终拿到学位会有些困难。斯通纳想,他可能是自己见过的最优秀的人,而且对他俯首听命,毫无嫉妒和怨言。

戈登·费奇体魄高大,满头金发,二十三岁的时候就开始直奔肥胖。他本科毕业于圣路易斯的一所商学院,在密苏里大学又尝试修习经济学系、历史系、工程系的各种高级学位。他开始攻读文学学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拖到最后可能会在英文系弄份不起眼的教导工作。他很快就让大家看出自己是系里差不多最满不在乎的学生。可是他在新生中颇受欢迎,而且跟年纪稍大些的教员处得相当融洽,跟管理部门的职员也处得不错。

他们三个人——斯通纳、马斯特思和费奇——逐渐形成一个惯例,星期五总是在哥伦比亚的下城区聚会,喝着大瓶啤酒,海阔天空闲聊到深夜。虽然发现那是那些晚上自己所能知道的唯一社交乐趣,斯通纳还是经常对他们的关系感到纳闷。虽然大家处得相当不错,可并没有成为亲密朋友;他们并不吐露心声,也很少在每周的聚会之外见到对方。

他们谁都没有提起过那种关系的话题。斯通纳知道,这事戈登·费奇没想过,但他怀疑戴夫·马斯特思可能想过。有一次,夜已很深,他们坐在黑暗的沙龙里一张后排桌边,斯通纳和马斯特思谈着各自的教学和学习,用那种拙劣的诙谐口吻谈论着极端严肃的事情。马斯特思从店里提供的免费餐里高高举起一只煮得有些过老的鸡蛋,好像举着一只晶体球,他说:“诸位先生可曾考虑过这所大学的真正本质吗?斯通纳先生?费奇先生?”

他们笑着摇摇头。

“我敢说你们没有。我想象,斯通纳把大学当作一幢巨大的仓库,像座图书馆或者货栈,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进出挑选能够成全自己的东西,大家在里面共同工作,犹如一间公共蜂巢里的小蜜蜂。代表着真、善、美。人们总是想绕过角落,去下一条走廊;他们就想看到下一本书,你没有读过的书,或者走到下一排书架旁边,你还不曾到过的书架。但有一天你终究会抵达。等你到了——等你到了——”他又看了看那只鸡蛋,然后大大地咬了一口,又转向斯通纳,下颏在动着咀嚼着,漆黑的眼睛闪闪发亮。

斯通纳别扭地微笑着,费奇纵声大笑,不断拍打着桌子。“他听懂你的意思了,比尔。他非常懂你的意思。”

马斯特思又嚼了会儿,然后吞咽下去,接着又转过来盯着费奇。“还有你,费奇。你有什么想法?”他举起自己的手。“你会声称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可你想过。在直率和热诚的外表背后,活跃着一颗单纯的心。对你来说,大学就是善的工具——当然,总体上对这个世界而言,而且顺便对你自己而言是如此。你把它当作一种精神的硫黄和糖蜜,每年秋天你都给他们服用,让那些小浑蛋度过下一个冬季。你是个仁慈的老医生,善意地拍拍他们的脑袋,把他们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

费奇又是一阵放声大笑,不停地摇头。“我发誓,戴夫,等你准备——”

马斯特思把剩下的鸡蛋放进嘴里,津津有味地嚼了会儿,又美美地喝了口啤酒。“可是你们两个都错了,”他说,“大学就像一个庇护所或者——他们现在怎么称呼来着?——是给那些体弱、年迈、不满以及失去竞争力的人提供的休养所。看看我们三个——我们就是这个大学。陌生人不知道,我们有这么多共同点,可是我们明白,不是吗?我们非常清楚。”

费奇仍然笑个不停。“是什么,戴夫?”

看到别人对自己要讲的很感兴趣,马斯特思就专注地从桌子对面倾过身来。“先说你吧,费奇。我尽量说好点,我想说你是低能儿。你自己也知道,其实你并不很聪明——虽然这不影响任何东西。”

“接着说。”费奇还在笑着。

“可是你也够聪明——但只是够聪明——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自己会怎么样。你因为失败而与世隔绝,你知道这个。虽然你有能力当个混账家伙,可是你不够无情到坚持不懈地当下去。虽然你不完全是我认识的最诚实的人,你也没有那种异常的不真诚。一方面,你有工作能力,可是你又太懒,工作不够勤勉,达不到这个世界要你达到的程度。另一方面,你又并不那么懒惰,你又给世人一种印象,一种你很重要的感觉。你并不走运——真的不走运。从你的身上看不到升起的光环,你总是带着副迷茫的表情。在这个世界上,你总是处于成功的边缘,你会被自己的缺点毁掉。所以,你被选中,被挑出来;天意,它的幽默感经常让我觉得很有意思,老天已经把你从这个世界的大嘴里抓出来,安全地放在这儿,放在你的兄弟中间。”

他仍然面带微笑,带着恶毒的冷嘲热讽的表情,转向斯通纳。“你也别想逃掉,我的朋友。真的别想。你是什么样的人?一个单纯的土地的孩子,像你对自己假装的那样?噢,不是。你也在弱者之列——你是个梦想家,一个更疯狂世界的疯子,我们中西部本土的堂吉诃德,但没有自己的桑乔,在蓝天下欢跳。你足够聪明——只是比我们共同的朋友聪明一点。但是你有这个瑕疵,那个顽疾。你觉得这里有某种东西,有某种东西值得去寻找。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你很快就会明白。你同样因为失败而与世隔绝;你不会跟这个世界拼搏。你会任由这个世界吃掉你,再把你吐出来,你还躺在这里纳闷,到底做错了什么。因为你总是对这个世界有所期待,而它没有那个东西,它也不希望如此。棉花里的象虫,豆荚里的蠕虫,玉米里的穿孔虫。你无法面对它们,你又不会与它们搏斗;因为你太弱了,你又太固执了。你在这个世界没有安身之地。”

“你呢?”费奇问道。“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呢?”

“噢,”马斯特思说着往后靠过去,“我是你们中的一员。事实上,还要更糟。对这个世界而言,我太聪明了,我总是无法闭上嘴不去评论这个世界,这是一种疾病,无药可治。所以我只好被封存起来,在那里我能够不负责任又很安全,我可以不伤害任何东西。”他又向前倾过来,对着他们微笑。“我们都是可怜的汤姆,而且是冰冷的汤姆。”

“李尔王。”斯通纳严肃地说。

“第三场,第四幕,”马斯特思说,“所以,上天,或者社会,或者命运,或者不管什么你想给它取的名字,给我们创造了这间小茅屋,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暴风雨中走进去。这所大学就是为我们而存在,为这个世界的弃儿而存在;不是为那些学生而存在,也不是为了无私地追求知识而存在,不是为你听到的任何理由而存在。我们释放出各种理由,我们让个别普通人进来,那些将在这个世界上有所作为的人;但那不过是保护色。就像那座中世纪的教堂,它才不在乎俗众,甚至上帝呢,为了活下去,我们有自己的理由。我们应该活下去——因为我们不得不活下去。”

费奇钦佩地摇着脑袋。“你真是搞得我们听上去很不堪,戴夫。”

“我可能是这样,”马斯特思说,“可即便像我们这样不堪,也比外面那些人强,满身污秽,比那些外面世界的浑蛋强。我们不做坏事,我们心口一致,我们为此得到报偿,这是一种天然美德的胜利,或者快他妈的接近了吧。”

马斯特思从桌边往后靠过去,无动于衷,不再关心自己说的话了。

戈登·费奇清了清喉咙。“那好吧,”他热情地说,“你说的也许有些道理,戴夫。可是我觉得你走得太远。我真这么认为。”

斯通纳和马斯特思冲着对方笑了笑,晚上的那个话题,他们没有再多说。但是几年后,在某些离奇的时刻,斯通纳经常想起马斯特思的话;虽然那些话并没有让他对自己置身其中的大学产生幻想,那些话还是向他揭示了自己跟那两个人关系的某种东西,而且让他有机会瞥一眼青春那有害却不曾被破坏的苦涩。

1915年5月7日,一艘德国潜艇击沉了英国的卢西塔尼亚号豪华轮船,船上有114名美国乘客;1916年底,德国发起的潜艇战毫无节制地蔓延开来,美国和德国的关系日趋糟糕。1917年2月,威尔逊总统断绝了两国的外交关系。4月6日,国会宣布,德国和美国之间处于战争状态。

由于那个宣言的发布,全国各地数千名青年,好像获得了解脱,那种不确定的紧张感终于打破,把几个星期前匆匆建起的征兵站围得应接不暇。几百名青年简直等不及美国出面干预,而且早在1915年就跟加拿大皇家军队签了义务书,或者为欧洲某个盟军当救护车司机。大学里一些年纪大点的学生早就这样做了;虽然威廉·斯通纳对这些人毫不了解,随着几个月,几个星期过去,渐渐逼近那个时刻,他们的传奇性大名越来越如雷贯耳,而大家都知道,那一时刻终将到来。

宣布作战是在一个星期五,虽然下周的课程早就排好了,但没几个学生或者教授寻找借口去上这些课。大家或者在大楼里乱转,或者大规模聚集在一块儿,细声细气地窃窃私语。偶尔,那种紧张的沉默忽然爆发演变成近乎暴力行为;出现过两次反德国的总抗议,学生们在抗议中语无伦次地高声喊叫,挥舞着美国国旗。有一次还出现了一场转瞬即逝、反对某个教授的抗议,那是一个留着小胡子、教德语的老教师,他在慕尼黑出生,年轻时上过柏林大学。可是,当这位教授面对一小群愤怒和激动得脸色涨红的学生,迷惑不解地眨着眼睛,而且向他们伸出纤细、颤抖的双手时,学生们又在闷闷不乐的混乱中解散了。

宣战后不久的那几天,斯通纳忍受着某种迷茫的折磨,但是这种痛苦完全有别于袭扰校内其他大多数人的痛苦。虽然他以前经常跟一些老生和老师谈论这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但心里从不真的相信。现在它已经落在自己身上,落在他们所有人身上,他发现自己内心还有一片巨大、冷漠的保留地。他憎恨战争对大学强行制造的撕裂;可是他又发现自己内心并没有特别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而且也无法促使自己去恨德国人。

但是,德国人是应该痛恨的。有一次,斯通纳正好碰到戈登·费奇在跟一群稍微年长的教员们聊天;费奇的脸都扭曲了,他正在说着“德国佬”,好像还朝地板上啐了唾沫。后来,当费奇在那间有半打年轻老师共用的大办公室里朝斯通纳走来时,他的情绪已经变了;他带着兴奋的愉悦感,拍了拍斯通纳的肩膀。

“可不能让他们那样走了,比尔。”他飞快地说。一层汗水的薄膜像油一般在他圆乎乎的脸上闪着亮光,他细细的金发像细长的辫子般贴在头顶。“不行,先生。我打算去参军。我已经跟老斯隆说过了,他说去吧。我明天就去圣路易斯,去报名。”刹那间,他设法把自己的表情调整成严肃的样子。“我们要全力以赴尽自己的义务。”接着他咧开嘴笑了,又拍了下斯通纳的肩膀。“你最好也跟我一块儿去。”

“我?”斯通纳问道,然后又难以置信地说了一遍,“我?”

费奇大笑起来。“当然。人人都在报名。我刚才跟戴夫聊了——他也打算跟我一起去。”

斯通纳摇了摇头,好像很迷茫。“戴夫·马斯特思?”

“当然了。老戴夫有时说话挺好玩,可在关键时刻,他跟别人没什么区别;他会去尽自己的义务,就像你也会尽自己的义务,比尔。”费奇戳了下他的胳臂。“就像你也会尽自己的义务。”

斯通纳沉默了片刻。“这个我还没想过,”他说,“一切好像都来得太突然了。我得去跟斯隆商量下。我会告诉你。”

“好吧,”费奇说,“你会尽你的义务的,”他的声音意味深长地变得更加浑厚,“我们现在全都为这个团结在一起,比尔;我们都为了它团结在一起。”

斯通纳随后离开费奇,但他并没有去见阿切尔·斯隆,而是在校园里四处看了看,寻找戴夫·马斯特思。他在图书馆的一间研习室找到戴夫,只有他一个人,抽着一根烟卷,盯着一排书架。

斯通纳挨着研习室的那张桌子在他对面坐下。当他询问决定参军的决定时,马斯特思说:“没错,干吗不去呢?”

斯通纳问他为什么时,马斯特思说:“你是很了解我的,比尔。我才不在乎德国人呢。这事儿临头时,我其实也不在乎美国人,我想。”他把烟灰磕到地板上,然后又用脚踩开。“我想,自己去参军是因为我参不参都无关紧要。也许等我回来,走向等待我们大家的与世隔绝的慢性灭绝之前,到这个世界上再走一遭可能会很有趣。”

虽然不理解,斯通纳还是点点头,表示接受马斯特思对自己说的这些。他说:“戈登要我跟你们一起去应征。”

马斯特思笑了。“戈登总是能感觉到自己曾经被允许感觉的那种美德的第一力量;所以他自然想把世界上其他一切都纳入其中,这样他就可以继续保持信仰。真的。干吗不去呢?跟我们一起去吧。也许看看世界是什么样子,对你有好处。”他稍顿片刻,直勾勾地盯着斯通纳。“不过,你要是想去的话,看在基督的分上,别是为了上帝、国家以及亲爱的老美人民而去。要为自己而去。”

斯通纳等了会儿,接着说:“我去跟斯隆说说,然后再告诉你。”

他不知道希望阿切尔·斯隆会有什么反应;但斯通纳在那间窄窄的排满了书的办公室面对斯隆,告诉他自己还没有完全做好的决定时,他很吃惊。

对斯通纳总是摆着副超然、威严的嘲讽姿态的斯隆大发脾气。他长长的瘦脸变得通红,嘴角两边的皱纹因为生气而变得更深,他从椅子里趋起身子朝斯通纳倾过去,紧紧攥着拳头。接着他又坐了回去,刻意松开拳头,把双手摊在桌子上;他的手指颤抖着,但声音镇定而又沙哑。

“请原谅我的意外举动。可是,最近这几天,我已经失去了系里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员,我看不出替换他们的希望。我不是冲着你发火,而是——”他转身别过斯通纳,望着办公室远远的尽头那扇高耸的窗户。阳光强劲地打在他的脸上,更加突出了皱纹,加深了眼睛底下的青影,所以,一瞬间,他显得很苍老,而且有些病恹恹的。“我是1860年出生的,就在那场叛乱战争的前夕。当然,我记不得那场战争,我还很小。我也记不得父亲了,他在战争的第一年就被杀死了,是在夏洛伊战役中。”他迅速看了眼斯通纳。“但是我看到了后来发生的一切。一场战争不仅仅屠杀掉几千或者几万年轻人。它还屠戮掉一个民族心中的某种东西,这种东西永远不会失而复得。如果一个民族经历了太多的战争,很快,剩下的就全都是残暴者了,动物,那些我们——你和我以及其他像我们这样的人——在这种污秽中培养出的动物。”他停顿了好长时间,接着又微微笑了笑。“不能请求学者去毁灭他拿出生命去建构的东西。”

斯通纳清了清嗓子,怯怯地说:“一切好像都来得这么突然。我从来没考虑过这事,直到跟费奇和马斯特思聊了后才开始去想。似乎直到现在这一切都很不真实。”

“当然不真实了,”斯隆说,接着他烦躁地移过身子,背对斯通纳,“我不想告诉你该怎么去做。我只想说:这是你自己要做的选择。会有强制征兵;但你可以免征,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并不害怕去参军,对吗?”

“不,先生,”斯通纳说,“我想不是这样。”

“那你就有一个选择,得亲自做出选择。不用说,情况会是这样,如果你决定参军,一旦回来,仍然恢复现状。如果你决定不参军,可以继续留在这里,但是当然你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益处;而且可能还会有某种不利,要么现在,要么将来。”

“我明白。”斯通纳说。

沉默了好长一阵,斯通纳终于明白,斯隆跟他要讲的已经说完了。可是正当他起身离开办公室时,斯隆又说话了。

他慢条斯理地说,“你必须记着自己是什么人,你选择要成为什么人,记住你正在从事的东西的重要意义。有很多人类的战争、失败和胜利,很多并非军事之争,历史著作中也没有记载。要记住这个,当你试图决定要做什么的时候。”

斯通纳有两天没去上他的课,也没有跟认识的任何人说过话。他待在自己的小屋里,在苦苦地与自己的决定纠缠着;几乎意识不到屋子外面世界的存在。包围着他的是自己的书和小房间的宁静,偶尔听到吵叫的学生远远的嘟囔声,砖路上四轮马车迅速行驶的咔嗒声,以及城里六七辆汽车中的某一辆发动时沉闷的咔嚓声。他始终没有养成过沉思反省的习惯,他发现探寻自己的动机是个棘手又多少让人不快的苦差事;他感觉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提供给自己,而且内心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供自己寻找发现。

最终做出自己的决定的时候,他好像感觉自己也连带明白了该怎么办。星期五,他找到马斯特思和费奇,告诉他们,他不跟他们一块去打德国人了。

戈登·费奇仍然因为自己崇德向善而端着劲儿,他模样僵硬,换上一副责备的悲哀表情。“你真让我们沮丧,比尔,”他沉重地说,“你真让我们大家沮丧。”

“冷静。”马斯特思说。他热烈地看着斯通纳。“我想到你可能决定不去。你总是带着那副憔悴、献身的表情。当然,这没什么;不过,是什么让你最终做出这个决定的?”

斯通纳一时无话可说,他想到最近两天,想到似乎没有尽头和毫无意义的默默的挣扎;他想到以前的那些岁月,在农场跟父母度过的遥远的岁月,想到自己奇迹般从中复苏过来的死气沉闷。

“我不知道,”他终于说,“原因多了,我想。没法说。”

“可能会很不容易,”马斯特思说,“如果继续待在这里。”

“我知道。”斯通纳说。

“可是值吗,你觉得?”

斯通纳点点头。

马斯特思笑着说,依然带着冷嘲热讽的老口吻,“你长着副憔悴、饥饿的表情,真的。你注定要遭受灭顶之灾。”

费奇悲哀的责备已经变成一种试探性的蔑视。“你一辈子都会为此后悔的,比尔。”他声音嘶哑地说,他的声音在威胁和怜悯之间犹豫不定。

斯通纳点了点头。“也许吧。”他说。

然后他跟这两位告别过,转身走了。他们第二天就要去圣路易斯应征入伍了,斯通纳还要准备下星期的课。

他对自己的决定毫无内疚感,当强制征兵普遍展开时,他向系里提出申请,没有任何特别的悔恨感;但是他已经意识到自己那些年长同事投来的眼神,意识到学生通过对他彬彬有礼的举止所显示出的不尊的细微棱角。他甚至怀疑,曾经表示热情赞同他继续留在大学的决定的阿切尔·斯隆都变得冷淡和更加疏远,随着参战的那几个月慢慢过去。

1918年春天,他完成了博士学位的各种要求,于当年6月获得学位。就在拿到学位的前一个月,他收到戈登·费奇的一封信,他已经读完军官训练学校,分到纽约城近郊的一个训练营。他从信上得知,费奇获得准许,在空闲时间可以去读哥伦比亚大学,在那里还可以设法完成博士学位必须的要求,今年夏天他将获得那里的师范学院授予的学位。信上还告诉他,戴夫·马斯特思被派往法国,差不多在入伍一年后,跟第一批美国士兵一道去执行任务,已经战死在蒂耶里堡。

   

本·琼森(Ben Jonson,1572—1637),英国剧作家,诗人,莎士比亚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