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监一年视察学校一次，到访的时期会提前通知。每年到了视察的那个早上，上学路上不得有人歌唱或者打闹。孩子们穿上干净的围裙和漆黑的靴子，走在路上呈深思状。有的手里攥着单词本或书本，想在一个小时内弥补以前浪费的时间。
虽然视察的日子提前给出，具体时间却不知道。 有几年他早上去福德洛，有几年他下午去福德洛。早晨祷告一结束，孩子们就坐在桌前抄写课文。几个孩子镇定地抄写，多数孩子紧张得握不住笔。这时候女老师不会逼孩子们抄写，因为紧张只能让事情更糟糕。
钟的指针掠过十一点，听到学监乘坐的车子的车轮压过石子路，咕辘辘驶近，四十多颗心脏剧烈跳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窗户前两顶移动的高帽。
学监是位年长的神职人员。他个子不高、大腹便便、灰色的眼睛细小如豆。
说他“严厉得出了名”，都是在客气地描述他的专制和尖刻的作风。他的声音是恼怒的咆哮，他批判起人来无情又尖酸。好在多数孩子没有他说的那么愚笨。他用仇恨的眼神盯着一排排的学生，用鄙视的神情盯着班上的女老师。
学监助理是一位年轻的神职人员，相比之下，要温和得多。他蓄着几乎遮住整张脸的胡须，黑眼睛和红嘴唇透过浓密的胡须。低年级的孩子归他评估，与那些高年级的孩子相比，低年级的孩子要幸运得多了。
女老师不用在学监面前教一堂课，她的职责是摆好要用的书以及学生有足够的纸笔。多数时间她在学监身边徘徊，轻声地回应学监刻薄的评价，或者双唇颤抖着给学生们一个鼓励的微笑。
学监到底是怎样的人很难说。他也许是个伟大的学者、一个好牧师、一个在他的阶层里的益友善邻。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他不关心也不想了解普通公立学校的学生。
说白了，他不适合这项工作。他一出声，把天资有限的孩子硕果仅存的一点才智吓得魂飞魄散。就连表现优秀的孩子见到他都被吓得颤抖不止，更别提能冷静下来解决问题了。
指针缓缓地指到下午。有些班级学习阅读，有些开始学加法，有些给祖母写信件描述想象中的书架。有些孩子堆砌了整篇的辞藻让学监高兴。有一年，学监教孩子们朗读的时候读出标点符号。“水鸟栖息在河岸分号在平静的水面上浮着水草逗号和睡莲句号。”
孩子们受了学监的教导后把标点符号也拼写在作文里。作文的篇幅显得长了不少，可结果却谁也看不懂了。
作文课上孩子们被提醒至少要写满一页纸，于是他们把字写得很大，拉宽间距。作文的内容让人头痛。有一年，学监看到一个小男孩直直地坐着发呆，他大吼：“坐在最后一排的！你怎么不写作文啊？你有没有纸笔啊？”
“我有纸笔的。谢谢先生。”
“那你干吗闲着？”
“先生，我在想写什么。”
学监不满地咕哝了一声：“光有笔、墨、纸还不够，要有灵感才写得出作文。”
有一回学监教劳拉班上的学生《古舟子咏》。他先通读一遍，然后带着一种抽离的神气咀嚼着字句：“在炎热金黄的天空下”他大喊着。之后突然他的声音变得柔和，仿佛展示了他性格的另一面。
等到学监离开学校，苦刑才算是结束了。孩子们要两星期后才知道评估的结果。他们像老鼠一般蹿出学校，在学监看不见的地方打滚蹦跳。
评估结果出来后，多数孩子都通过了。通过的标准一定很容易，因为学监考核的时候，很多内容孩子们根本没学过，紧张的情绪更让他们完全无法正常发挥。
另一个牧师学监来学校检查经文学习。女老师穿着最好的衣服，踩着风琴给赞美诗伴奏。考试内容包括了经文知识问答、教义背诵、圣经主题的作文。孩子们不惧怕抽查经文的学监，他总是笑着鼓励孩子们。孩子们写作文的时候，学监和教区长谈笑风生，老师给他们端来茶水。
经文课在学校里教得很好，孩子们学得也上心，最差的孩子都能背出教义。
作文对很多孩子们来说是绊脚石，却是劳拉和埃德蒙最擅长的科目。他们连续几年都得到一本厚厚的祈祷书作为奖励。
劳拉凭一次小奇迹得了奖。那是她第一次且最后一次灵感乍现文曲星降临的时候。作文题目是“摩西的生平”。虽然她当时对这位伟大的立法者没有特别的感情，一阵对英雄人物的景仰之情侵袭了她。在班上同学皱着眉头咬着铅笔的时候，她都写到了婴儿时期的摩西被放在芦苇的包裹里顺流而下。她下笔如有神，一页接着一页地写。她从“以色列的孩子”的故事写到红海的故事，接着穿过了沙漠，在老师桌上的铃响的时候，她写到了毗斯迦山的故事。
默默注视劳拉的学监被她冗长的作文逗乐了。按规矩离开学校后才能开始阅卷，学监忍不住当场就读起劳拉的作文。读到三四页的时候，他笑着说作文里描述的“沙漠”很生动，让他读着觉得口渴。
缪斯女生没有再次光顾劳拉。她很快回到了平淡的写作风格。她此后的作文通篇都是修改的痕迹，得到的分数也差强人意。
孩子没通过评估的家长会嫉妒考试通过的孩子。他们觉得别人家孩子通过是因为老师偏心。“我才不相信谁家的谁谁比我们家吉姆学得好。别人家孩子会的我们家吉姆也会，还学得更好。考试里有猫腻。”
孩子考试通过的家长略带抱歉地说：“我们家孩子考过纯是运气好。下一年一定轮到你们家爱丽丝。”
家长们对孩子学业上的杰出表现没有特别激动，唯一值得高兴的是孩子通过了毕业考试可以离家工作。他们只想让孩子保持中等水平，出色的学术水平和糟糕的学术水平一样没什么值得高兴的。
高年级的男孩虽然叛逆难以管教，但只要他们一毕业，进入农场骑上马背都像换了一个人。
男孩们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自己举足轻重。他们和一起骑马的成年人开玩笑，在弟弟妹妹面前表现得像个大人。
其实这些还没有长大成人的两三个男孩一起工作反而会因为太热闹而降低效率。村里有句老话，说的就是这个：“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
大人心情好的时候叫他们“小崽子”。家长经常溺爱地说：“我们家崽子真像那么回事。”男孩才开始干活的时候喜欢把帽子歪着戴，手上提着一根棍子，模仿大人走路的样子。
男孩们穿着笔挺的灯芯绒衣服和皮靴，宽宽的脸上堆满稚气，雀斑星罗棋布，酒窝随时在嘴边涌起。他们热爱自己的工作，生活单纯而快乐，还没有因为贫困而困顿。可悲的是，他们不知道日后从事的工作薪酬低廉且不受重视。农场工人们把农活看作自己的生命，可是报酬却与付出不成比例。渐渐地，村里的男孩们期待在外面的世界找工作。
那时候热爱冒险的男孩通过参军的方式看世界。几乎每家都有个当兵的儿子或者叔叔，雀起乡经常会有穿着军装的男人回来探亲的身影。服完役后，年轻人回到故乡。有些扎根在别处。有在伯明翰当警察的；有开酒馆的；还有在斯塔福德郡的酿酒厂做工头的。有些男孩离开了村子在英国北部做农场工人。找工作要到班伯里集市上找雇佣的中介。合同一般为一年，吃住都在农场主家，年终收到工资。农场主从来不吝惜食物，对工人不错。男孩们年末回到家里都快听不懂乡音了。
还有打算去外面工作的人们，就会去班伯里的集市，在那里同一工种的人们站成一圈，等待着雇主：牧羊人手里握着钩子，马夫握着马鞭，女仆们站在一圈，不谙世事的男孩一脸茫然。集市上雇的女仆都是做粗活的，雀起乡的女孩都不愿去做。
雀起乡的地主被村民称作“我们的地主”，不是因为他受人爱戴，而是因为他人到中年还未婚，他的母亲布斯维尔太太才是农场的女主人。老太太一年两次到学校检查孩子们的针线活进度。她身材瘦高，穿着浅灰的丝绸罩衫，戴一顶小黑圆帽，牵着两条小猎犬。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乡绅地位颇高。布斯维尔家族虽然没有贵族血统，只有一小块土地和房产。但他们觉得自己在这穷乡僻壤应该表现出皇室般的礼仪，他们对那些尊敬自己的人们态度优雅。
不少村民对布斯维尔家族毕恭毕敬，女人见到他们的马车经过会行礼。有些受独立民主思想影响的人们对这家人的装腔作势不屑一顾，“我们又不从他们那指望什么，那老太太喜欢一人在家喝茶，我们在这喝我们的。”
布斯维尔太太对村民的想法一无所知，否则她会觉得自己的世界要走到尽头了。在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就被灌输了对村民的责任：斥责村民浪费的行为，给两个老太太提供退休金，每年圣诞节请小孩子喝茶看戏。
宅子里的老仆人去世或者退休后，布斯维尔太太就没有再请新人。十九世纪八十世纪中期，宅子里只有一个厨子和女仆，仆人的餐厅空空荡荡。杂草长满了马车棚。
随着家境的衰落，老太太变得刻薄起来，学校的女孩子见到她就发抖。
劳拉的针线活入不了布斯维尔太太的法眼，她自然更加提心吊胆。老太太仔细地检查每一件作品，对粗糙的手工横加指责：针脚的间距太大，左右不一样，丝带和扣眼绣弯了，针脚混乱地像蜘蛛爬过。
只有当她检查到班上绣工最好的女孩时，她的脸才顿时放晴“秀得真好！精致漂亮！”。然后她让全班同学欣赏这精致的作品。
女老师大多很畏惧布斯维尔太太，在她面前努力装得镇定。霍姆斯小姐称呼她“太太”，给她开门鞠躬。后来的女老师不以为然地叫她“布斯维尔太太”。
那时候乡村女老师是个难做活。曾有一位妇女协会的主席这样写道：“我们这里很民主。我们的委员会有三位女士、三位妇女和三位乡村女老师”。看到了吧，女老师既不属于女士也不属于妇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女老师职位几乎就是留给牧师太太的。
不过霍姆斯小姐后来嫁给了地主的花匠。谢普德小姐则有更大的抱负，她虽然看起来民主开明，但实际上有些势利。她喜欢向过得好些的人们靠拢，当然她自己不会承认。能被教区长请去喝一次茶都会让她期待不已，之后还觉得回味无穷。后来有个贫穷却是贵族血统家的女儿开始做音乐老师，谢普德小姐立即就决定去学小提琴。
劳拉喜欢观察人们身上这些可笑的弱点。学生们每年会被请到布斯维尔的宅子里喝茶，他们两个两个地排好队从花园穿进后门。助理牧师、医生的遗孀和农场主的女儿们在客厅里喝茶。孩子们在仆人的餐厅里喝茶。
霍姆斯小姐总是和学生坐在一起，照顾着孩子们喝茶吃点心。但是谢普德小姐更加积极进取。当孩子们走进仆人餐厅前，她停下了说：“我想我要去前门那，看看布斯维尔太太了。孩子们，我要看看我不在的时候你们怎么表现的。”然后她穿着最好的棕色罩衫和天鹅绒外套，脖子上围着皮围脖，走进了前门。身后是劳拉充满不屑的笑容。
谢普德小姐满足地按响了前门的门铃，在客厅里喝茶，可惜这快乐没有维持多久。几分钟后，她回到了仆人餐厅，小声地对旁边的人说：“亲爱的布斯维尔太太第一个给我上了茶。因为她说她知道我急着回到学生们身边。”
地主一年去一次学校。孩子们见到他充满笑意的红脸都很开心，他走到哪里都会爆发出一阵笑声。他在筹划一场学校音乐会，希望能找到孩子唱歌。他平时对自己的职责不甚上心，他的母亲希望他打理房产和花园，他却整天夹着把枪带着猎狗在田间游荡。
他擅长弹班卓琴唱黑人歌曲。他训练了几个年轻人和自己在音乐会上表演。他和母亲的朋友贡献其他几个节目，剩下的就是孩子们的表演了。
他一到学校孩子们就生机勃勃。大家讨论该唱什么、谁来表演。最后决定了大合唱，连劳拉这样五音不全的也要加入。
曲目一般从《学校唱本》里挑，主题多是自然和春天，有时连续几年的曲目都一样。谢普德小姐为了取悦地主建议唱樱草花联盟的会歌。歌词是这样的：
保守党人联合起来，
骄傲地带上联盟的勋章。
梦想永续，努力奋进，
祈祷上帝赋予人民权利。
劳拉的父亲听到这首歌后给谢普德小姐写了封信，说作为自由党人，不愿意让孩子唱这样的歌。其实劳拉没有告诉父亲，老师让她不要出大声，动动嘴唇就好。
劳拉后来干脆被安排装饰舞台，结果当其他女孩们都在台上站成一排当做独唱表演的背景时，劳拉可以愉悦地坐在观众席照顾舞台的同时欣赏节目。
演出的晚上，村民们都出动了，这是唯一的公共娱乐活动。地主的黑人音乐乐团是亮点。他们把脸和手用灰涂得漆黑，身着红蓝的衣裳，摇晃着唱道：
达尔文的朋友和我说
一百年前你有尾巴
却没有脚趾
我说有可能
但是现在
我长——长——长出来了
村里很少有人听说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理论，但是他们都听过“我长——长——长出来了”。地主唱这句的时候要侧踢一下旁边人的后背，这让全场掌声雷动。观众都说：“我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掌声停止后，助理牧师摇着小铃报下一个节目。其他节目有钢琴独奏和二重唱。表演二重唱的女士穿着V字领的白裙，白手套长及肘部。报幕结束后，表演者从观众席间站起。两位男士优雅地引着女士走上舞台。表演钢琴独奏的时候，一位男士为表演者拿着手套和扇子，同时帮助翻琴谱。
钢琴叮叮响，歌声嗡嗡响，曲子多是当时流行的民谣。观众对每位表演者都慷慨地给予掌声，一方面鼓励了表演者，一方面排解无聊。坐在后排的年轻人做得有些过火，跺脚声和欢呼声盖过了节目。被人斥责后他们闷闷不乐地抱怨：“我们不是付了六便士的门票吗？”
有一回，身材健壮的助理牧师唱起了“你该看我跳波尔卡”。他动作之大把舞台上的木板给震翻了，让后排的女学生在木板上摇摇欲坠。他唱道：
你该看我跳波尔卡，
你该看我满场起舞，
你该看我外套飞舞，
我跳完一场又一场。
埃德蒙和劳拉把歌词和舞步牢记于心。晚上，两人在卧室里又蹦又跳吵醒了婴儿，结果被揍了一顿。这给快乐的夜晚添上了一个悲伤的结局。
充当背景的孩子走上台前开始唱歌，观众给予热烈的掌声。孩子的歌声不过是当晚的点缀，亮点都在好笑的场景布置。
谢普德小姐充当了诗人的角色，她经常给歌词再加上段歌词。有一年她给国歌里加上了一段：
祝愿每所学校
秉承女王的训导
效忠教堂和国家
天佑女王
这段词让地主非常高兴，他都打算给当地报纸发表。
回家路上，村民们提着灯笼走在漆黑的路上，兴高采烈地讨论着当晚的节目。地主和助理牧师的歌舞总是受尽赞美，年轻女士的钢琴和二重唱也不差。
偶尔有人抱怨：“不知道是不是我耳聋了，我听不见她们唱的一个字。”
村民们对孩子们合唱的批评集中在他们的穿着而不是歌声。
那些从父母那听到的评论让孩子们发笑脸红：“那个小玛丽安看上去像是要去杀人！” “我都能看见小罗斯•米契尔裤子的花边了”“艾米丽穿得真难看，真不知道她妈妈是怎么想的。”
总体来说，村民们喜欢音乐会就好像孩子们喜欢看电影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