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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村里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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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库尔斯顿先生去世后,村里逐渐从一个宁静的村庄变成了一个小镇。新来的牧师德拉菲尔先生三十出头,一张稚气的大脸,金色的头发有些发鬈。他不是性格沉稳的人,经常跑着去邮局寄信或者买根黄瓜揣在袖子里做午餐。即使他穿戴整齐,只有牧师特有的领子才能让人知道他的身份。平时他穿一件磨得破旧的法兰绒外套。夏天的时候,别的牧师戴黑色的圆毡帽,他戴一顶黑白点的草帽。

德拉菲尔牧师看上去像个不整洁的大男孩。蕾恩小姐都想拿根针线把他裤子上的扣子重新定一遍,这样腰间就不会总是皱皱巴巴了。也许他也觉得蕾恩小姐和他想象中的穿着白围裙、说着方言的女邮局长也不同。德拉菲尔牧师对村民们十分友好。劳拉总觉得他不喜欢自己说教的时候蕾恩小姐眼里闪烁的笑意。蕾恩小姐有时候承认他男孩般的举止很可人。

村民对德拉菲尔牧师的态度各异。有些人觉得他不够稳重。所有人在教堂里都是弟兄,但是村民们还是希望牧师能显出庄严肃穆的一面。“想想咱们的库尔斯顿先生!他真是个老绅士。”有些人喜欢新牧师不做作的态度。多数人持保留态度。村里有句俗语叫“只有共度过冬夏才能知道是啥样的人”。大家都同意新牧师非常善于布道。他有着深沉浑厚的声音,在讲经台上发挥得淋漓尽致。

德拉菲尔牧师总是身体力行地帮助老人。劳拉见过他帮老妇人扛了一捆柴,还有一次,他帮忙提了一篮子的衣服。

牧师从邮局寄完信后就和一群孩子玩起板球来。烛镇绿里有一只年轻人组成的板球队。夏日的周六下午,他就参加板球队的比赛。很快他们越来越专业,就置办了行头,正式组建了队伍。

他给男孩们组织了一个冬天晚上的俱乐部。这些聒噪的男孩们让周围的邻居头痛不已。孩子们的家长很高兴这些淘气鬼晚上可以不在家几个小时。接着牧师太太组织了一个女孩的集会。可是她要照顾自己的两个孩子,家里只有一个女佣,就没有很多时间来监管集会。

德拉菲尔牧师一家过得清贫。新牧师任职不久,就发现自己没法维持前任库尔斯顿先生的慈善会。德拉菲尔先生安抚一位穷困的老人说:“我知道贫穷是啥滋味。”虽然听者半信半疑他们所谓的贫困是不是一个意思,心里还是好受了些。 

过了段时间,杂货店老板说牧师家付账很慢。“不过,他们总会还清的。他们也不会赊了账以后去别的家买东西。他们过得挺简朴。”从杂货店老板的观点来看,这评论也不算差。

德拉菲尔家换了好几个女佣。因为来应征的女佣都没有经验,德拉菲尔太太却对人家有不切实际的期待。有一次一个能干的洗衣妇到牧师家应征,女主人递给人家一张晚餐要烧的菜的清单。洗衣妇被吓得抓起围裙和篮子就跑。

开商店的两姐妹受不了德拉菲尔太太穿衣风格的特立独行。露比小姐说那叫“艺术气息”。她穿着灰绿或赤土色的宽松罩袍,裙摆曳地。别人衣服的领子高到耳朵,她的领子露出了脖子。

德拉菲尔家的孩子周日礼拜穿白色的童鞋和网眼的袜子。除此之外的时间,她们就光着脚到处跑,这让村民大为吃惊。孩子们自己非常喜欢在灰尘里乱踩,或是在泥巴里留下脚印。孩子们平时穿棕色的短罩衫,上面有精致的刺绣,总被穿得脏兮兮的。

“那些要命的孩子呦!”有些村民这么叫她们。幸好她们的聪明漂亮弥补了欠妥的礼仪。有村民说:“幸好我们不用叫她们小姐。”其他这种身份的孩子尚在襁褓就被叫做“先生” 和“小姐”,她们两个就被大家直呼其名。牧师说起自家的孩子就用教名。有的家长喜欢给自己的孩子名字前加个前缀。有家最小的孩子被家长和仆人叫做“宝宝小姐”。

新牧师改变了村里穷人卑躬屈膝的态度。德拉菲尔先生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平等的和穷人交流,不带居高临下的神气。乡绅们也耳濡目染,受到了影响。村民们依然从教堂领肉汤和毯子,有些人对旧时光念念不忘,更多的人对教堂平等的新气象欢欣鼓舞。很快教区的教民们都为自己的新牧师感到骄傲。

德拉菲尔先生第一次布道就受到大家的称赞。有些一去教堂就打瞌睡的人说“他能让人保持清醒”。那些关于对友邻坦诚相待的陈词滥调直让人眼皮打架。但是德拉菲尔先生一开头是引人入胜的“有天我听见咱们一个教区的弟兄说”或“也许你们读到了上周报纸的新闻”。

布道的内容诙谐有趣。虽然在教堂大声说笑是不允许的,偶尔一两次会心的微笑让听众心情愉悦地接受布道的意旨。德拉菲尔先生从来不言辞激烈,提不到地狱,也少提到天堂。他描述的人世没有那么凄惨黯淡。即使他有时在讲经台上发出让人悔改的言辞,内容也不针对个人,没有教民觉得被冒犯了。有个听布道的人甚至说“这样的布道,让人觉得高了两英尺”。

德拉菲尔先生得当的措辞、雄辩的口才、配合得当的体态、洞彻人心的眼神为他赢得了村里最好的布道者的荣誉,有人说他是郡里最好的。很快,周边教区的甚至烛镇镇上的人都来听他布道。夏天的周日晚上,教堂里的走道都挤满了。连雷恩小姐这样不太去教堂的人都会出席,她的评价是“讲得不错!把达尔文的书递给我一下。偶尔听听布道能给进化论添点不同的声音”。她的一点点不以为然和村民们的狂热追捧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德拉菲尔先生的名气在感恩节达到了巅峰:《烛镇新闻》的记者来报道他的布道内容。教民们把报纸寄给在伦敦、北部或是英属殖民地的孩子们,说是“为了让他们知道烛镇绿里不是那个不微不足道的小地方了”。

虽然德拉菲尔先生越来越受欢迎,他的不拘小节在大家眼里成了惹人喜爱的地方。一个农夫的女儿主动请缨去牧师家帮忙,这样德拉菲尔太太再也没有为女佣的问题头痛过。劳拉离开烛镇绿里的时候,教堂的妇女为谁来装饰教堂的事都能争抢起来,她们还愿意分担为牧师家修补衣物的职责。德拉菲尔先生收到了无数双妇女们做的拖鞋,估计只有蜈蚣才能穿得过来。牧师家的两个小女儿经常被请去喝茶,受到盛情款待。如不是她们被送进了寄宿学校,两个孩子的胃口肯定要被村民们宠坏了。对穷苦的村民来说,虽然德拉菲尔先生不如前任的牧师那样受人尊敬,但是他更受人爱戴。

德拉菲尔先生在烛镇绿里的春风化雨很短暂。劳拉离开的一两年后,她从信里得知,德拉菲尔先生将在伦敦任职,以后将在新的教堂里为烛镇的人们祷告。他不仅在精神上引导了烛镇的人民,还打破了传统的偏见,无疑在村里留下重要的一笔。

村民涨了工资。务农的薪水由一周十二先令涨到了十五先令。娴熟的手艺人按小时收费。布尔战争后,物价也涨了。

维多利亚女王庆祝了登基六十年,“和平和富足”成了全国的口号。教区议局建立,有些热心的村民提出改革计划,有些还被实施了。有传说小学会提供奖学金,郡委员会派了一位烹调专家给村民上课,学校开办了给男青年的夜间课程。大家对现代房屋设施的要求也提上了议程。

如果一个村民走运得到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她的妻子会高兴地说:“这下我们能住进别墅了!”有时她就能如愿从狭小的村舍搬到新盖的房子里。

新房子的墙壁很薄、木工活粗糙、花园潮湿。好处是前门有个漂亮的铜把手、客厅有凸窗、厨房有水池以及住在新房的满足感。

建筑工在门前铺了几英尺的花坛和草皮,把后花园留给住户自己打理。花坛周围有铸铁的栏杆延伸到前门。人行道边新栽了小树,装点了栗子大街。

一些新房住着烛镇绿里的村民,多数住着烛镇镇的职员和店员,他们为了享受乡村生活或者省房租。一个五间房子的乡村别墅需要一周六先令。劳拉的叔叔是个建造商,他说这些新房都是用二手的建材建的,地基不稳,大风就能刮倒。他放出此言有可能是打击竞争对手,因为他总是摇摇头说:“我这里从来不做廉价的生意。”

事实证明栗子大街的新房经久牢固,栗子树繁茂鲜花烂漫,花园里都竖着根旗杆。每户门口都漆着主人给自己屋子起的名字:“查兹沃斯”、“那不勒斯”、“向阳边”或是“赫恩湾”。

虽然劳拉的父亲和叔叔都对栗子大街的新房颇有微词,她自己觉得那些新房新潮好看。她觉得有些住户给自己房子起的名不合时宜。多数住户是新晋的中产阶级。

在烛镇邮局工作的格林先生的妻子向劳拉展示了中下中产阶级的生活。格林太太来邮局的时候认识了劳拉,接着邀请她去喝茶。

格林先生家的房子和邻居的不同之处在于窗边的一丛绿蕨。格林太太喜欢与众不同的东西,就种了和邻居不同的植物。她还告诉劳拉旁边的邻居“太普通”:男人是个花匠,女人晾衣服的时候戴着软布帽子,从早到晚都烤鲱鱼,气味难闻。格林太太觉得房东选房客的时候应该仔细点。劳拉挺喜欢这种“普通人”,而且也喜欢烤鲱鱼做晚餐,对格林太太的态度觉得不可思议。在田间地头工作的人都是“普通人”,这也不值得抱怨。格林太太生怕自己被当做“普通人”。

格林太太身材娇小,不到三十岁。要不是脸上那愁云满布的表情,算得上一个美人。她的牙不好,没有去牙医那治疗,只好经常抿着嘴笑。她的头发顺滑柔软,双手细嫩,每次洗完茶具都要擦上冷霜。

格林先生个子不高,面容精致,举止和妻子相比大方简单得多。他笑的时候大大咧咧,格林太太在边上露出不悦之色。他不如妻子那样对言谈举止谨小慎微。格林太太常说自己是从“有教养的家庭”下嫁给格林先生的。格林先生从邮递员做起,慢慢到了今天的职位。他喜欢闲暇时候整理花园,然后吃上一条鲱鱼或者一听三文鱼罐头。偏偏他娶了个雅致的妻子,便不断地被改造。

格林一家对自己的房子无限自豪,把角角落落都展示给劳拉看,连橱柜里面也不放过。房间的装修适应了建筑结构。客厅里的一套家具都是绿色的衬面,地毯也是绿色的。桌子上摆着边框精美的照片,墙上挂着两人恋爱过程的照片:“初见”、“情书”、“争吵”和“婚姻”。客厅里没有书和鲜花,靠垫摆得整整齐齐,仿佛没有人坐过。这简直是个家具的展厅而不是客厅。夫妇俩周日的傍晚坐在窗边看人来人往。他们更多的时候是待在更加舒适的厨房。

客厅楼上的卧室有精致的梳妆台和镶着穿衣镜的衣橱。格林太太自豪地说这些都是最时兴的款式,仿佛自己是时尚雅致的典范。劳拉只见识过自家房子陈设的简单和蕾恩小姐家老式家具的踏实舒适,觉得格林太太的确品味时髦。多数人的家里是新的旧的摆在一起,没什么好向别人展示的。他们偶尔会展示一两件“奶奶家的老物件”或是“在家里传了几代”的东西。

格林家没有过时的东西,一切都是新买的,有时购买的时间和价格都是谈话的内容。客厅的家具要七镑,卧室的家具要十镑!这让劳拉惊异不已。不过格林先生一周两镑的工资也算得上富裕。

家里的一切井井有条,家具、地板和窗户擦得铮亮,窗帘和窗棂一尘不染,屋后的厨房堪称整洁的典范。格林太太只有一个孩子,房子也比村舍大不了多少,却花了别人两倍的时间和十倍的精力来持家。村妇们站在门口和邻居闲聊,抱怨着家里的活永远干不完。格林太太在别人闲聊的时候埋头做家务;她在别人坐在屋里喝茶的时候,戴着手套擦银器。在格林家,只要是金属的叉子和勺子都叫做“银器”,虽然连一点银的成分都没有。

喝茶的时候是格林家的独女的秀场。小姑娘七岁,按照她父母的话说就是没有比她更聪明的孩子了。格林太太重复着“这孩子真可爱,你真该听听她说的话”,女孩嘴里嚼着蛋糕表情严肃。小姑娘漂亮有教养,衣着仔细,虽然受尽宠爱,也没有被宠坏。劳拉听到格林夫妇说不要更多的孩子的时候大为震惊。不要更多的孩子了!他们怎么能这样?夫妇有了一个孩子自然会要更多的。劳拉有时候听到一个有七八个孩子的母亲说“上帝啊,请不要给我更多的孩子了”,但她从来没听人这么肯定地说只要一个孩子。蕾恩小姐听劳拉说起这件事,觉得在劳拉这个年纪的女孩前讲这个问题不太合适。其实,当时已经有人知道计划生育。蕾恩小姐说:“你不会想淌婚姻这摊浑水的。你要是听建议,就是干脆不要结婚。让适合结婚的人结婚去吧。”但是劳拉想要孩子,最好是一个女孩两个男孩。她希望有座自己的房子,里面堆满了书,不要精致的家具,但是有各式各样奇怪有趣的东西。

后来,劳拉接触了很多像格林一家的人。这是新兴崛起的一个阶级,处在工薪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他们有很多共同点:勤奋、节俭和爱家。他们的家庭管理有方,收入精打细算,对孩子有无限的期待。父母为了孩子能有个好的开始不惜牺牲一切。平均家里有两个孩子,还有的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甚至没有孩子。

男人的套装被妻子洗熨得整整齐齐,女人有花小钱就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本事。主妇们自己会修改衣服,还做得一手好菜,让家里井井有条。她们的下午茶有精致的餐巾,桌子上摆着时尚的摆设。

这群人失去了精神的土壤。他们工薪阶层的父辈们有宗教和政治信仰,他们的表达粗陋却真实。新兴的中下中产阶级很少去教堂,也很少发表政治见解。一提到宗教问题,他们就对教条不屑一顾。他们最深刻的信条是怎么让自己看上去光鲜。他们只读流行的书,只有那种所有人都在读的书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他们没有足够的幽默感,只能从报纸上重复些平淡的段子。

更多的人在村里等着改变上门。改变翩然而至,这代人比父辈多了些教育、多了些民主、多了些繁荣,多了对劳动成果分配的期待,不变的是热心和真诚。

他们在两条路中寻找方向,究竟是融入新的文化洪流还是保持乡村的传统是不变的挣扎。

劳拉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听从了内心对探险的渴望,离开了村子。她经常回烛镇探访,却没有认同感。她始终是个在雀起长大的孩子。

劳拉最后一天送信的早上,她走到曾经在雪地上布满鸟的足迹的树间。她一回头,是熟悉的地貌,天上是清澈的蓝天白云。树叶间的蛛网上挂了露珠,燕子掠过田野,秋天的色调隐约显露。

马厩塔楼上的钟鸣依旧,男仆们捉弄自己的情景还历历在目。那个最喜欢捉弄劳拉的男仆早就离开了,其他几个她也知道怎么对付。三年了,她早不是当初那个小姑娘了。她看到了遇见菲利普的树丛。他也离开烛镇。更远处是邮局,蕾恩小姐神气地卖着邮票,有点对劳拉的离去感到不快。但是她还是给了劳拉一块自己的怀表做分别礼物。劳拉在邮局边的村庄度过了快乐和不快乐的时光,她几乎知道每一位居民,和大多数人成了朋友。

劳拉周围是树丛和野花。水塘里的黄睡莲恣意开放。劳拉曾在池塘边的船屋躲雨,看着雨水像子弹般冲击地面,汇入溪流,雨后彩虹绚烂。她以后再也没有见过这番图景,就经常把脑海里的画面一遍遍回放。

回邮局的路上蛛网密布,劳拉走过晶莹的路障。她心想,这些蛛网是舍不得我走吧。绑住她和故乡的线比蛛网结实得多,那是爱、亲情和美好回忆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