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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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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丁乙给两个妇科医生打电话,预约见面时间。
    Dr.Z(Z医生)在两个医院上班,忙得很,很难逮住,电话只能打到前台。她只好让前台给她约个最早的时间,结果最早也得等到下周。
    Dr.King(King医生)好一点,只在一个医院上班,又是fellow(研究员),清闲多了,约到了两天后。
    她好不容易捱到了跟Dr.King见面的那天,提前半小时就跑了过去,但结果让她很失望。
    关于化验报告,Dr.King的说法跟韩国人一模一样,还没韩国人说的好懂,满口名词术语,也不解释,也不画图,如果不是韩国人在前面给她扫过盲,而她自己这几天又挂在网上查相关资料,她可能都听不懂Dr.King在说什么。
    她最关心的是HPV(人乳头瘤病毒)的来源,便急切地把自己想到的那些原因一条一条提出来问,但都被Dr.King否决了:不可能,HPV病毒离开人体很难存活,通过物体传染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她急了:“但是我——只有过一个性伴侣啊!”
    “只需要一个性伴侣就可以传染上。”
    “即便是这一个性伴侣,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并不多——”她也顾不得怕丑了,把自己的性史详细描绘了一番。
    但Dr.King只一句话:“这个只需要一次性活动就可以染上。”
    “那你的意思这只能是我丈夫传给我的了?”
    Dr.King耸耸肩,不置可否。
    她愤怒地说:“I’mgoingtokillhim!(我要把他杀了!)”
    她以为这样说了,Dr.King一定会说“先别杀,也不一定是你丈夫传给你的”,但Dr.King什么也没说。
    她绝望了,不再指望Dr.King能证实丈夫的清白。
    Dr.King没跟她约下次见面时间,建议她仍然找Dr.Z诊治。她没反对,因为她对Dr.King的感觉不好,又考虑到Dr.King跟韩国人的关系,她觉得还是找Dr.Z比较好。
    后面几天更难捱,每天都度日如年,写论文也没心思,找工作也没心思,唯一不敢怠慢的就是照顾女儿,虽然心急如焚,也要在女儿面前装出一切正常的样子。
    至于丈夫,从那天他摔电话开始,两个人就没再讲话,每天晚上都是她睡着了他才回来,早上她去送孩子,他就溜掉了。周末也不例外,她和孩子还没起床,就听到他开车库关车库的声音,然后就是一天不见人影,直到半夜三更才回家。
    她知道他在躲她,她也不想跟他碰面,因为她现在还没确凿的证据证明HPV是他搞回来的,也没确凿的证据证明HPV不是他搞回来的,两人碰面肯定会吵起来,但又吵不出结果,不如不碰面。
    他们之间的唯一交流,就是他还在吃她做的饭,而她还在用他挣的钱。
    到了跟Dr.Z见面的时间,她仍然是早早地就去了,明知去早了也没什么用,但不去也是坐立不安,还不如去医院坐着等,心里反而安定一些。
    终于听到护士在点她的名,她走进Dr.Z的诊室,一开始照例是量身高、体重、血压、体温之类,结果发现她比上次轻了整整八磅,连为她量体重的胖护士都为之惊讶:“哇,不到一个月,减了八磅,你是怎么做到的?”
    她苦笑着说:“没什么诀窍,就是着急。”
    量完身高体重之后,又等了一会,才见到Dr.Z。
    Dr.Z对她病情的分析跟那两个fellow(研究员)一模一样,而她这几天成天在网上恶补这方面的知识,中文的英文的相关文章囫囵吞枣读了不少,自我感觉已经速成了一个宫颈癌学位,几乎到了Dr.Z还在说上文,她就已经知道下文的地步,而且是双语的。
    她问:“我还请圣玛丽医院的Dr.King给我做了检查,但她那边的化验结果是CIN-II,你这边是CIN-III,为什么会不一样?”
    Dr.Z好像没因为她找别的医生而生气,很耐心地解释说:“是这样的,现在的病理化验报告采取的是新的划分法,以前的CIN二级、CIN三级和宫颈原位癌都划在HSIL(High-gradesquamousintraepitheliallesion高度鳞状上皮内病变)里。有的医生觉得这种划分法很笼统,或者出于习惯,写病历的时候会用dysplasia(非典型增生)或CIN(宫颈上皮内瘤变)这样的术语。”
    “但是我在网上看到CIN三级就是‘宫颈原位癌’了,那么我到底是二级还是三级呢?”
    “这个区别没多大意义,都属于HSIL,都是一样的治疗方法。”
    她从网上看到的解说跟Dr.Z一样,她只是用这个方法考察一下Dr.Z水平如何,既然Dr.Z通过了她的考核,她也就不再纠缠“二级”“三级”的问题,转而探讨HPV:“有没有可能是从别的渠道感染的?比如使用了公用洗衣机啊,坐了公共厕所的马桶啊,这之类的?”
    Dr.Z摇摇头:“基本不可能,HPV病毒离开人体之后存活时间很短,只能是性传染,不一定是性交,但至少要有性器官的接触。”
    “但是我在网上看到说HPV也可以通过接触污染物而感染。”
    Dr.Z耸耸肩,没置可否。
    她又不厌其烦地把“中国神器”“外国神器”的事讲了一遍,然后满怀希望的问:“会不会是从那上面传染来的?”
    Dr.Z还是那个答案:“不可能,因为这种病毒在体外只能存活很短时间。”
    她把自己想到的原因都说了一遍,但全部被Dr.Z否定了。
    Dr.Z安慰说:“不用紧张,很多人都感染过HPV的,大多数人都没事,即使发展成dysplasia(非典型增生),也没什么,做个conebiopsy(宫颈锥形切片)就好了。”
    她觉得Dr.Z不能理解她的心情,可能美国根本没有像她这样一生只有过一个性伴侣的人,所以没谁会斤斤计较于“HPV是哪里来的”这个问题,这点她能理解,如果她也有过几个性伴侣,哪怕只有两个,她也不会纠缠于这个问题,因为她无法知道到底是哪一个传给她的,纠缠了又有什么用呢?
    问题是她只有一个性伴侣,这事就变得很重要了,她必须弄明白丈夫到底出过轨没有,不然她没法跟丈夫过下去。
    她把这个意思对Dr.Z说了,Dr.Z貌似能够理解,很坦率地说没遇到过追查HPV来源的人,自己也没做这方面的研究。
    她又想起一事:“我丈夫以前有过一个女朋友,他们有过性关系,会不会是他的女朋友传给他的呢?”
    “有可能。”
    一旦从“神器”等外在因素回到丈夫身上,她马上想起丈夫还回过国的,不由得咬牙切齿地说:“他前段时间回了一趟国的,去看他父亲,我听说现在中国很多的性工作者,不知道他是不是从那里搞来的HPV——”
    “有可能。”
    她打内心痛恨起Dr.Z来,这人怎么这么没原则?刚开始是什么都不可能,现在又成了什么都有可能,那么到底是可能还是不可能?
    她没再追问,知道问也问不出所以然来,因为Dr.Z也不可能确定到底是怎么回事。作为妇科医生,Dr.Z关心的是如何诊断,如何治疗。至于病人到底是从哪里感染上HPV的,离婚不离婚,杀人不杀人,与医生的诊断和治疗一点关系都没有。
    也许这事应该去问流行病学家,但即便是流行病学家,也不可能明确指出某一个病人的HPV是怎么来的,他们顶多能说出HPV有哪些传播渠道,大多数人的HPV是怎么传染上的,但具体到她丁乙,他们也只能耸肩。
    她认命了,不再纠缠于HPV的来源问题,只问了LEEP(宫颈环切术)和cone(宫颈锥切术)的区别,决定就做cone。全麻就全麻吧,麻翻了更好,免得知道疼。万一麻翻过去再也醒不来了,那也只能说是命啊,就让她一劳永逸地去了吧。
    Dr.Z给她讲了一下手术的基本步骤,还是边画示意图边讲解,最后说:“切下来的部分,会送去化验,化验结果有三种可能:
    1)正常,什么事都没有,抹片检查不准确,但以后也要定期做papsmear(宫颈抹片),因为你有HPV;
    2)是dysplasia,那么做了cone,就等于切除了病灶,以后也是定期做宫颈抹片检查,连做几次没问题的话,可以减少检查次数。
    3)是宫颈癌,那就需要一锅端,切除宫颈、子宫和卵巢。
    Dr.Z说最大的可能是dysplasia,但也不排除其他两种可能。
    她的心又吊了起来,因为还可能是宫颈癌,这是她这几天自我排除了的,看来乐观得太早了。
    听Dr.Z的口气,切除宫颈、子宫和卵巢就好像擤个鼻子那么简单,鼻子里有鼻涕了,捏住鼻子一擤,啪一下扔出去就行了。但那是她的宫颈、子宫和卵巢,她不可能像Dr.Z一样不当一回事。她担心地问:“我听说卵巢是分泌雌激素的,如果把卵巢切掉,那不就到了更年期了吗?”
    Dr.Z轻描淡写地说:“反正卵巢总有一天会停止工作的。”
    “但是我还不到四十啊!”
    “早到更年期没坏处啊,更年期到得晚的,得乳腺癌卵巢癌的可能性大大增高,如果把卵巢子宫拿掉,就永远都不会得卵巢癌子宫癌了,得乳腺癌的几率也大大降低,有什么不好呢?”
    她忿忿地想:你还不如把我五脏六肺全都切掉,那就什么癌都不会有了。
    Dr.Z说cone只是个outpatientsurgery(门诊手术),真正的手术时间顶多半小时,前面准备工作需要一点时间,术后等待她从麻醉状态下醒来需要一点时间,前前后后大概三四个小时吧。手术时不需要人陪伴,但手术后需要有人开车送她回家,因为她打了麻药,不能开车,还需要有人陪伴她几小时,怕出现术后意外,所以她得先弄清楚,哪天有人开车接她陪伴她,就把手术定在哪天。
    她只好给丈夫打电话,劈头盖脑地问:“你下个星期哪天有空?”
    “什么空?”
    “就是你哪天可以不上班。”
    “我天天都得上班。”
    “但是我下个星期要动手术,你得开车接我回家,还得陪伴我几个小时。”
    他有点摸头不是脑:“动什么手术?”
    “不是早就告诉过你了吗?做那个漏斗。”
    “你复查的结果出来了?”
    “早出了。”
    “什么结果?”
    “dysplasia.”
    他并没有恍然大悟地说“哦,是dysplasia啊”,但也没问dysplasia是什么,只说:“不动手术不行吗?”
    “不动手术怎么知道是不是癌?”
    他不吭声了。
    她不耐烦地问:“你到底哪天有空啊?快说了我好回复医生,都等着呢。”
    “星期五吧。“
    “那就星期五,别忘了。”
    “知道。”
    定了手术时间,Dr.Z又告诉她:“我会把你的电话号码告诉手术室那边的人,他们会跟你联系,安排你做一个pre-op(术前准备)。”
    她从医院回到家,越想越玄乎,pre-op,手术,全麻,家属陪伴几个小时,那不是个小手术呢,而术后病理化验的结果有可能是完全正常,那干嘛要做这个手术?Dr.Z起什么作用?难道真的跟丈夫说的那样,美国的医生没有一点实战经验,一切依赖于化验?像这样的医生,她都会做了,不就是抹片啊,阴道镜啊,切片啊这几件事吗?有了化验报告,谁不会做诊断?
    她忍不住又给韩国人打电话,征询韩国人的意见。
    韩国人听了她跟两个医生见面的情况,建议说:“如果你还准备生孩子的,可能做LEEP比较好。”
    她灰心丧气地说:“生什么孩子啊,我跟他现在连话都不说——”
    “为什么?”
    “他怀疑我,我怀疑他。”
    “怀疑什么?”
    “HPV啊。”
    韩国人不响了,好一会才说:“那就做conebiopsy吧,彻底一些。”
    “但Dr.Z说切出来有可能一点问题都没有,完全正常,那我不是白白被切了一刀吗?”
    “但是不切怎么知道有没有问题呢?”
    “美国医生就这么没用?离了化验就什么都不能诊断?”
    韩国人忙不迭地替美国医生辩护:“不能这样说,我觉得美国医生在这个领域还是比较先进的,我在韩国做过医生,有比较有鉴别——”
    她想起韩国人正在向着“美国医生”的目标奋进,当然听不得谁说美国医生的坏话。她没再争下去,做手术就做手术吧,最坏的结果就是切掉一块之后却发现一点事没有,但那又怎么样?无非就是对生孩子不利,反正HPV的事让她对丈夫很心寒,也没有跟他一起再生个孩子的热情了,留着一个宫颈也没用处,切了少个心病。
    第二天早上,她送了孩子回来,发现丈夫还没走,正在厨房往午餐盒里装饭菜,一看见她,就像看见了鬼一样,急忙盖上饭盒往外走。
    她叫住他:“别走!我要跟你谈谈。”
    “我很忙。”
    “哪里就忙到这种地步了?难道你比人家总统还忙?”
    “谈什么?”
    “谈HPV。”
    “HPV有什么好谈的?”
    “当然有好谈的,我想弄清楚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这只有你最清楚。”
    她被丈夫的寡廉鲜耻气昏了:“你——你——还怪到我头上来了?我从来没出过轨,我的HPV只能是从你那里来的!”
    “我也从来没出过轨,你的HPV只能是你跟别人乱搞弄出来的。”
    “你——胡说!”
    “你才是胡说。”
    “你没出过轨——但你至少还有过一个——女朋友。”
    “我除了你没有过别的女朋友。”
    “瞎说!你在我前面不是还有一个——什么医学院毕业的——”
    他双眉一扬:“我什么时候有过医学院的女朋友?我都说了,我没通过她的考验——”
    “不是那个,是另一个,离过婚的那个。”
    他愣了,好一阵才说:“那个呀?忘都忘记了。”
    “忘记不等于没有过。”
    他不吱声。
    “谁知道还有多少个被你忘记了?”
    “没有,就这一个。但那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而且我们也没几次。”
    她很内行地说:“这个病毒,只要一次就可以感染上,而且可以在多年后才发作。”
    “谁说的?”
    “医生说的。”
    “哪个医生?”
    “几个医生都是这么说的。”
    他不响了,好一会才咕噜说:“真是出了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