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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6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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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杨红觉得自己没有醉,但走路有点飘飘的。飘啊飘的,就飘到了舞场,好像陈大龄也是飘飘地跟着她,把她安置在一个椅子上坐下,就飘走了。过了一会,陈大龄又飘了回来,端了一杯浓茶,叫她慢慢喝了解酒。他就坐在她对面,怜惜地望着她,说:“你不该走过来帮我的,我也是先天性不醉酒的。你一过来他们就不会放过你了。”
    杨红目光散乱地望着陈大龄说:“其实我想醉,醉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你没听说借酒浇愁愁更愁?”
    杨红反问他:“你没听说恨不相逢未嫁时?”
    陈大龄深邃的眼睛盯着杨红,杨红一下觉得酒全醒了,立即住了口。
    舞场上响起一首轻快的圆舞曲,杨红不敢正视陈大龄的眼睛,说:“你跳舞去吧,我自己坐一会。”
    陈大龄笑着说:“你不跟我跳吗?又在转什么念头?是不是觉得自己象海的女儿,配不上王子,应该让王子去找那边的那个公主跳?”
    杨红被他猜中了心思,不好意思地问:“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对自己太没信心嘛。其实你很漂亮,回头率应该是很高的,不过你可能以为男人看你是在批评你裙子不漂亮。”陈大龄不由分说地拉起杨红,旋了两旋,就把她带到舞池中央。陈大龄的一只手轻轻地搂在杨红腰上,整个手掌只有拇指接触她的背,但杨红觉得就是那一个指头也很有力,给出的信号足以让她知道下一步是该进还是该退。而且陈大龄的手臂好像可以托起她,所以她一点不用思考,就让他带着她波动旋转。
    陈大龄微笑着说:“这些天躲着我,在转什么念头?是不是觉得自己不会拉琴,应该让姓陈的找个会拉琴的,天天吹拉弹唱当饭吃。”
    杨红又被他说中了心思,不知道答什么,只望着他傻笑。
    “其实共同语言并不是两个人都会拉琴,或者两个人学同一个专业。共同语言是因为两个人对生活对爱情的看法是一致的。都会拉琴不代表什么,你没听说过‘同行相轻’?我弟弟跟弟媳两个人经常为拉琴的事发生争执的。不过,只要两个人感情在,过一会就和好了。”
    “为什么我心里想什么你都知道?”
    “因为我老在那里揣摩你的心思嘛。其实我并不知道,我只是想,如果我是她,那么我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想?然后我就把我想的说出来,从你那里得到了验证。”陈大龄带杨红旋了几圈,说,“我能猜到你的心思,可能是上帝造我们两个的灵魂的时候,用的是同一个模子。先造了一个,后来又忘了,就又造了一个,所以我们两个的灵魂是一个版本的。”
    杨红很喜欢这个比喻,只是很遗憾:“那上帝为什么不让我们两个早点遇到呢?”
    “也不迟啊。遇到了就是幸福,无所谓早或迟。”
    杨红无奈地说:“相遇的时间是很重要的,迟了,就一切都完了。”
    “遇到了,就不会完,不论是分是合,是生是死,你我都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跟自己一样的灵魂的,你我的灵魂永远不会孤独。”
    杨红黯然想到,光是灵魂不孤独有什么用?就恨不得两个人能在一起,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不孤独。就象现在这样,能看见,能听到,能摸得到。
    乐队开始演奏《请跟我来》。一阵音乐过后,一男一女唱道:
    男:我踩著不变的步伐
    是为了配合你的到来
    在慌张迟疑的时候
    请跟我来
    女:我带著梦幻的期待
    是无法按捺的情怀
    在你不注意的时候
    请跟我来
    合:别说什么
    那是你无法预知的世界
    别说,
    你不用说
    你的眼睛已经告诉了我
    当春雨飘呀飘的飘在
    你滴也滴不完的发梢
    戴著你的水晶珠链
    请跟我来
    陈大龄解嘲地说:“跳舞真是个好东西,平时想搂不敢搂的人这时可以轻轻搂一搂了。”
    杨红朝他怀里挤一挤,说:“跳舞真是个好东西,平时想抱不敢抱的人现在可以使劲抱一抱了。”
    两人默默地跳了一会,杨红觉得这歌词好像很能代表她的心情,只要陈大龄说一声“请跟我来”,我就跟他到天边,到地角,但他为什么不说呢?杨红问:“你说有话跟我说的呢?”
    陈大龄温柔地看着怀里的杨红,说:“我知道你一定是在那里翻来复去地想我们三个人的事情,一直到把自己想糊涂了为止。”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翻来复去地想。”
    “你想出办法来了吗?”
    陈大龄没有正面回答:“有时我希望你能为我做出一个决定,不论你怎么样决定,我都会欣然接受。如果你叫我带你离开周宁,我会立刻带着你远走天涯,不管别人说什么。如果你希望我离开你,让你们安静地生活,我会立即从你生活中消失。如果一定要看见我结了婚你才安心,我也会的,因为我没有什么好等的了。你说什么都行,只要你开心就好。”
    杨红不说话,但是两眼开始模糊,陈大龄又接着说:“但是我知道你不会为我做出任何决定的,因为你不想伤害任何人,所以你只能伤害你自己。你每次打通了电话,突然挂断,都让我很担心,我每次都是骑着车,顺着滨湖路每个电话服务点找你,最后找到你打电话的那个,才知道你向回家方向走了。我还是不放心,我会骑车到你楼下,又不敢上去找你,只好请刘伯上去看过你没事才回家。”陈大龄担心地看着杨红:“你这样折磨自己,叫我怎么放心跟讲师团走呢?”
    杨红哽咽起来,紧紧贴在陈大龄身上,贴得太紧,都能感觉到他的冲动了。杨红仰起脸,含泪望着他。
    陈大龄苦笑一下:“我要是真的不正常就好了。这一下,我在你心目中的光辉形像全部坍塌了吧?”
    杨红摇摇头,悄声问:“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
    陈大龄拉着杨红转了个圈,不露痕迹地把距离拉开了一点:“我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我还知道你如果做了现在想做的事,今后会想什么。你会永远在心底开道德法庭的。”
    “你怕我会审判你?”
    “我不怕你审判我,开个全市公审大会审判我,我也不怕。我是怕别人议论的人吗?对我来说,爱情是无罪的,没有任何法庭可以审判它。我怕的是你不审判我,而把一切都揽到你自己头上,把自己当作一个坏女人,不留情地审判自己。即使没有人知道,你也会一辈子审判你自己的,因为按你的道德观,爱情只能有时间上的继起,不能有空间上的并存。”陈大龄叹口气,“还是跳舞吧,跳舞就可以让你这么名正言顺地在我怀里待一会,就待一会。”
    杨红担心着,犹犹豫豫地问:“那你过一会—,疼,疼起来怎么办?”
    陈大龄不解地看着杨红,看了一会,有点不好意思地低声笑起来:“看来你对男人这本书真的没读几页。”他低下头,附在她耳边,悄声说,“不是每个人都会疼的,而且世界上也不是只有一种办法的,男人可以自行了断的。”看杨红听到“了断”两个字,就惊恐地睁大了眼,便说,“真的不忍心污染你,不过你的脑筋里已经有太多的负担,不想再把这个也加在上面,只有告诉你。”他斟酌了一下,小心地说,“男人自己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也许,怎么样说呢,象挤牙膏一样?”陈大龄笑着说:“难怪你每次看我的时候,脸上都是悲天悯人的神情。你不用为这个担心的,这本来不是什么秘密或坏事,不过中国人一向把这当个坏事,不提罢了。不能说得更清楚了,回去找几本书看吧。我明天就要走了,你要答应我,从今以后,不要胡思乱想,要开开心心的。”
    “我没办法不胡思乱想,我不知道该怎么选择。”陈大龄怜爱地说:“傻丫头,你不用作出任何选择的。三个人不一定就要成为一个三角的,三个人可以成为一个星系。你看地球,它带着自己的卫星,绕着自己的恒星,不是转得挺好的吗?你也可以做一颗行星,你可以带着你的卫星,绕着你的恒星,自由地旋转。卫星不会因为行星不是绕它旋转就觉得痛苦的,每颗星都有自己的轨道,痛苦的是没有轨道,而不是谁绕着谁转。”
    杨红就痴痴地听他说,觉得他说的都是自己心里想到但不能形成语言的东西。
    陈大龄把杨红往自己怀里拉了拉,低声问:“你相不相信,世界上有一种爱情,是超越了情欲和婚姻的?超越,并不是不想要,其实是很想很想要,超想要,越来越想要,但是如果因为种种原因要不到的话,也不会影响这种爱情的。“
    “我相信。因为我们的灵魂是一个版本的。”杨红闭上眼睛,她能看见陈大龄描绘的那个绚烂的星系,自己就是那颗卫星,绕在陈大龄身边,而他,正绕着一颗明艳无比的恒星幸福地旋转。杨红尽情享受陈大龄怀里的那份温暖和他的男人气息,心想,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但是希望天下有不散的舞会,那就可以这样呆在这个怀抱里,只到永远……
    (61)
    杨红乘坐的飞机平安抵达美国洛杉矶机场。
    踏上美国的那一刻,杨红并没有感觉到激动或兴奋。想起很久以前,第一次乘火车出J省的时候,那样一番激动,在心里惊呼:我终於到过J省以外的地方啦!想起更久以前,每次学校组织出去春游,都会有两三天激动不安,连觉都睡不好。而现在,到了一个新的国家都不觉得激动了,反而有点怀念熟悉的家园,有点怪自己:我跑到这个陌生的地方来干什么?这里的一切跟我有什么相干?
    杨红惊觉地想,完了,我真的老了,记得朱PETER说过,当你踏上美国的那一刻,如果你想的是尽快回国的话,你就知道你老了,至少是心态老了,因为激动跟年纪是成反比的,年龄越大,越不容易激动;而怀旧跟年纪却是成正比的,年龄越大,越怀念从前,越怀念故乡。
    杨红想,朱PETER说的话不能算数,他是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家伙,为了一鸣惊人,什么话都要反着说,成语也好,格言也好,他一定要篡改得面目全非了才安心。就说这“叶落归根”吧,谁都知道是拿来赞美那些在海外漂泊多年的华人,老了之后,心心念念地回到自己的故乡的。但被朱PETER一改,就变成终生逃离之后无可奈何的回归了。
    他说小树刚长出来的时候,都是拼命地往上长,拼命地把枝桠向四面八方伸展,离身下的土地越远越好。如果不是被根抓住,恐怕会长得飞起来。那时候,树叶对根没有什么感觉,不觉得是根在为自己提供生长的养分,反而觉得根是在羁绊自己。要等到树叶老了,黄了,失去生命力了,才会倦倦地落下,回到根的身边。但离根不值得唾骂,归根不值得赞颂,因为离根和归根,只不过是树叶生命中的两个过程、两个阶段。
    杨红觉得朱PETER的话很有煽动性,很能妖言惑众。像他这样的人,反右的时候肯定被打成右派,文化革命肯定被揪出来批斗,反精神污染的时候肯定被当成一个污染源清除。他到今天还逍遥法外,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是因为他赶上了一个可以在屋顶上大喊“我没有言论自由”的年代。
    杨红不知道自己这趟出国算不算离根。出国之前,老有人问杨红:出去了还回不回来呀?连老院长都担过这种心,曾专门把她找去,语重心长地告诫她:祖国培养你这么多年,你要对得起祖国啊。半年过了,就马上回来。今年下半年就要开始卖江北新修的那些房子,明年春天要搞干部调整,你不回来,这些都没你的份的。
    杨红自己也给人做了十来年的政治思想工作,仍然很佩服老院长的方法和技巧。现在你要说服一个人,光说些大道理是没用的,大帽子底下开小差。不跟他的切身利益挂上钩,他就算嘴里被你说动了,心里也不会动的。象劝你回国这事,祖国要端出来,不然你的爱国之心不会被震动;新房子的事也要端出来,不然你的爱家之心不会被震动;干部调整的事更要端出来,不然你的爱权之心不会被震动。这样三件事一摆,你不被说服?那你就是铁了心要叛国了。
    杨红觉得别人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不就一个半年的访问学者吗?哪里就会赖在美国了?宁为鸡头,不为牛后。到了别人那里,是为别人打工,怎么比得上呆在自己的学校当研究生导师?杨红当时当地就对老院长担保:你放心,我肯定会回来的,我绝对不会留在美国。对老院长,你不能说什么天打五雷轰之类的话,但如果可以的话,杨红也不怕那样说,因为她对自己很有把握,她是绝对会回国的。
    杨红就不理解,为什么学校那些干得挺不错的老师,到了美国,就想方设法地留在那里呢?学校作过统计,截止去年,有90%自费出国的老师没有回来,有55%公费出国的老师没有回来。
    根据小道消息,女出国者的背叛之风比男出国者更浓,有人说是因为女人更容易找个老美结婚,一步到位地把身份搞定。据说中国男人找美国女人呢,就受到些生理上的限制,差不多就是牙签跟竹筒的关系。哪个牙签愿意掉到一个空广的竹筒里去受那个屈辱?但中国女人找美国男人呢,那就不同了,没有这方面的比喻,但据说美国男人最欣赏那些在中国嫁不出去的老姑娘:年纪一把,相貌不咋,知识渊博,谈吐潇洒。
    杨红开始还不信,后来院里一位三十有五的老姑娘公派出了一趟国,就套牢一个老美,先回中国,再以美国公民未婚妻的身份去了美国,一个老姑娘把些个小姑娘气得!
    大家忿忿地说,这种人真是有吃狗屎的运气。运气这个东西,一旦来了,门板都挡不住的。对有运气的人,大家羡慕一通,充其量也就心里咒她日后离婚,或者被卖进窑子里去。但有些人,凭的不是运气,而是卑劣的手段,那大家就要公开地痛骂一下了,不骂不足以平民愤。
    化学系有个老师是探亲出国的,去了一段时间就向学校打报告,说她怀孕了,要生第二胎。学校当然不能说同意,就回了信,劝其不要生。杨红听说这事后,还跟周宁在家里议论,说这个人也真是奇怪,你要生就生呗,还打个什么报告?有点无事生非的意思,明知你这样问,学校是不会同意的。不过事实证明那个老师打这个报告是英明的,或者用学校的话说,是别有用心的,因为她后来申请政治避难的时候,就有一封信可以证明她不能回中国,她回中国会受到惩罚甚至迫害。那个代表学校回信的人好像也倒了酶,被撤了职,因为他为美国政府攻击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提供了一发炮弹。
    大家听说这事后,没有一个不说那个老师卑鄙无耻的。大家一致认为象这样投机取巧、背叛祖国的人,肯定是没有好下场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懂行的人说,刚开始时,以计划生育为由申请政治避难的,据说是100%地批准,现在这种申请多了去了,美国也搞不清究竟谁回国是真的有危险,谁是假的有危险,只有定个名额,每年不超过20%。所以大家预计化学系那个老师最终是哭哭啼啼地回国来。
    但后来听说那个老师居然就成了那20%里的一个,她申请成功了,虽然还没拿到绿卡,但已经有了一个什么卡,总之是可以呆在美国了。於是又有很多人私下羡慕她,说她这可是一生两得,不仅比咱们多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还为她赚了绿卡,不如给这个小孩起名叫“绿卡”吧。有人就说,听说在美国生的,就是美国公民呢,应该叫“公民”了。周宁听了,还呵呵笑着说:“说不定是个‘母民’。”
    周宁的妈妈倒是有让杨红在外面生几个小孩的意思。一听说杨红出国的事,连证都还没签到,婆婆就转开了念头。婆婆的方言不好懂,都是周宁翻译给她听的。婆婆说,听说美国那边想生多少就生多少,你到了那边,也生几个。我四个儿媳妇,这三个都因为超生被结了扎了,没指望了。你没结扎,我们周家就靠你了。
    杨红听不懂婆婆,但婆婆听得懂她,因为她说的是普通话。电视里广播里天天用的话,婆婆还是听得懂一些的。所以婆婆对她自己的语言能力一直有点自豪:我听得懂你的话,你就听不懂我的话。
    杨红说,就半年时间,哪能生小孩?怀个小孩都要十个月。婆婆说,你不会揣一个出去生?
    “生了谁带?”
    “送回来我跟你带。”
    杨红想到婆婆带小孩的方法,有点胆战心惊,望而生畏。周宁几个兄弟加上他们的媳妇都在外面打工、做生意,七、八个小孩都放在家里婆婆带。婆婆带小孩那真叫有大将风度,基本上执行无为而治、自生自灭的政策。早上起来,也不用洗脸,大大小小一排都蹲在马路边拉尿拉屎。拉完了,再对彼此堆出的形状、大小、气味什么的,互相评论一番,常常为意见相左打得不亦乐乎。拉在路边的屎是不用扫的,等会车来人往的,压的压了,踩的踩了,很快就没有了。
    早饭吃了,小孩子便作鸟兽散,婆婆自己也锁了门,上别人家打麻将去了。中午记得,就回来做一顿饭,不记得就莫怪婆婆记性不好。晚上这一顿是一定要做的,有没有菜无所谓,小孩子都已经饿得发麻,风卷残云般地吃了,婆婆便用一盆热水,把所有的小孩都洗了,大家上床睡觉。
    杨红一直很钦佩婆婆一丝不苟的作风,一盆水,洗到后来,连盆底都盖不住了,颜色也变得越来越深,但婆婆一定要呵斥着,把每一个都拧过来洗过才让睡觉。杨红一想到自己的小孩要加入这个队伍,就不由自主地打寒战。
    杨红不好针砭婆婆带小孩的方式,说了周宁也不会为她翻译,还不如不说,就一笑了之。她再怎么能耐,在婆婆眼里,也只是个生小孩的机器。
    杨红想到这里,不由自主地摸了一下腹部,不知道这次有没有真的象婆婆说的那样,揣了一个到美国来了。裹挟在机场滚滚的人流里,杨红四下张望着,想找到TRACY,但很快就失望了。在汉城转机的时候,时间太短,根本没空跟TRACY说话。后来在飞机上上洗手间时,看见她在同一架飞机上,坐在近水楼台先得厕所的地方。飞机上很安静,乘客都在睡觉,或者戴着耳机看电视听音乐,杨红也没好意思走上去跟TRACY讲话,只跟她招招手,算打过了招呼。
    这一路之上,朱PETER讲过的一些注意事项,好像正在一点一点被实践证明着。换机的时候该怎么怎么样,在飞机上怎样填I-94表,下了飞机怎样租个小车推行李,等等等等,事无巨细,都料到了。
    不知道是因为人在美国,举目无亲,还是朱PETER的话帮了她很大忙,杨红觉得对朱PETER的印象和感觉都好多了。她觉得朱PETER应该在洛杉矶什么地方,因为他对洛杉矶机场好像很熟悉。会不会是跟他自己说的那样,是机场的清洁工?听说文科博士在美国潦倒得当清洁工的大有人在。
    这样一想,杨红对那些推着清洁车的男人就有点注意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