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报警器凄厉号叫，发出全面灯火管制的信号。呜呜咽咽的声音穿透了有如落不尽的眼泪般的连绵不绝的雨水。仆人们跌跌撞撞地跑进厨房，好像躲避丛林中的魔鬼似的急忙把门插上。一百四十四英寸雨量的降水一分钟也不停息地倾泻到这个港口城市的屋顶上。不可能想象任何人会选中一年中这样一个时刻发动一次进攻，更不要说维希区的那些丧魂落魄、受尽热病折磨的败将了。但是，当然了，人们想到的是亚伯拉罕平原之战[56]……一次乘人不备的大胆行动可以改变人们对可能与不可能的全部概念。
斯考比擎着一把带条纹的大伞走到外面黑魆魆的雨地里，雨衣穿起来太热了。他在住房四周转了一圈儿。灯光遮蔽得很好，厨房的护窗板关得很严，克里奥尔人的房子隔着雨帘连看也看不见了。在公路那一边的停车场上，一只手电筒晃动了一下，但是在斯考比吆喝了一声以后，那亮着的灯马上就关掉了。也许只是偶尔的巧合，因为在雨点敲击着房顶的一片嘈杂声中，那边的人根本不会听到斯考比的喊声。山上开普区警察所的警官食堂里仍然灯火通明，隔着雨帘投照到海面上，但那不属于斯考比的管辖范围。军用卡车的车灯在山坡公路上像珠串似的缓缓移动，但这也是别人的事，用不着斯考比操心。
公路上边，汽车停车场后面的一排尼森式活动房屋[57]中突然有一间房子亮起了灯光。这里是小职员的宿舍，亮灯的一间前一天还空着，可能现在已经有人搬进去了。斯考比本想把汽车从车库里开出来，可是这间住房离他住的地方只不过几百码远，他决定还是步行过去。除了雨点噼噼啪啪地落在路面、屋顶和雨伞上以外，四周一片寂静，只有逐渐停息下来的警报器的悲鸣在耳鼓里继续颤抖了一会儿。事后斯考比回忆起这一天的事，他觉得当时他是到达了幸福的顶点：黑暗中，只身一人，周围只有嘈杂的雨声，没有爱，也没有怜悯。
他敲了敲这间尼森式住房的门，因为雨水像在隧道里奔流似的敲打着黑铁皮的屋顶，他敲门的声音很重。他敲了两次，门才打开。室内的灯光一时晃得他睁不开眼睛。他说：“请原谅我来打搅你。你有一盏灯没有挡好。”
一个女人的声音回答说：“噢，对不起。我太不小心了……”
斯考比的眼睛看清楚了，但是对他看到的这张非常熟悉的面庞，他却一时叫不出名字来。这里的人他谁都认识。面前的这个人是从外边来的……一条河……清晨……一个垂死的孩子。“啊，”他说，“你是罗尔特太太，不是吗？我以为你还在医院里呢。”
“我就是。你是谁？咱们见过面吗？”
“我是警察局的斯考比少校。我在彭德见到过你。”
“真是对不起，”她说，“那里发生的事我什么也记不起了。”
“我把你的灯光遮起来可以吗？”
“当然可以。请吧。”他走进屋子，把窗帘拉严，又把一盏桌灯的位置移动了一下。这间住房中间有一张帘子把屋子分成两半：一边是一张床、一件权作梳妆台用的家具；另一边是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所有这些家具都是发给年薪不足五百镑的那些下级小官员使用的。他说：“他们也没有把这间房子给你布置布置。我要早知道就好了，我会来帮点儿忙的。”他仔细把她打量了一下，一张年轻的、憔悴的脸，头发都脱光了……她穿的一套睡衣太大了一些，身体裹在里面一点儿轮廓也显不出来，浑身上下都是难看的大褶子。斯考比注意看了一下她手上是否还松松地套着结婚戒指，可是那戒指已经不见了。
“谁都对我那么好，”她说，“卡特太太还送给我一个漂亮的坐垫。”
他的眼睛在屋子里巡视了一下，看不到一件属于她个人的东西：没有照片，没有书，也没有一件小摆设，但是他马上就记起来，她从海上什么也没带来，只有她自己和一本集邮簿。
“有危险吗？”她有些焦急地问。
“危险？”
“警报啊。”
“噢，一点儿危险也没有，只不过是空袭警报。大概每个月都有一次。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他又打量了她一会儿，“他们不应该这么早就让你出院，还不到六个星期……”
“是我自己要出来的。我想一个人待着。在医院里总是有人来看我。”
“啊，我马上就走。记着，如果你需要什么，我就住在马路下边停车场旁边那片沼泽地上的两层白楼里面。”
“你要不要等雨停了再走啊？”她问。
“我看我等不了，”他说，“你知道，这雨要一直下到9月才停呢。”他的话使她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但是她笑得那么不自然，她似乎已经不知道该怎样笑了。
“雨声太可怕了。”
“过几个星期你就会习惯的，就如同住在铁路旁边一样。但是你用不着住那么久，他们很快就会把你送走。每两个星期就有一艘轮船经过这里。”
“你喝一点儿酒好吗？卡特太太送我坐垫的时候，还给了我一瓶杜松子酒。”
“那我就帮你把它喝了吧。”在她拿出酒瓶以后，他发现瓶里的酒将近一半已经喝掉了，“你有酸橙吗？”
“没有。”
“我想，他们给了你一个佣人吧？”
“是啊，可是我不知道该让他干什么，而且他好像总不在这里。”
“你喝酒的时候什么也不掺吗？”
“噢，不是，我一口也没喝。我的佣人把瓶子打翻了——他是这么说的。”
“明天早上我同他谈谈。”斯考比说，“有冰箱吗？”
“有，可是佣人弄不到冰块。”她在一把椅子上无力地坐下来，“别认为我是个傻子，我只不过还摸不清自己究竟到了一个什么地方。我从来也没有到过这样的地方。”
“你的老家是什么地方的？”
“伯里圣埃德蒙兹，萨福克郡。八个星期以前我还在那里呢。”
“八个星期以前你不在那里。你在救生艇上。”
“对了，我忘了救生艇的事了。”
“他们不该就这样把你孤零零地推出医院来。”
“我已经好了。他们需要我的病床。卡特太太说她可以给我安排个地方，但是我想一个人住。医生对他们说随我怎么做都可以。”
斯考比说：“你不愿意和卡特太太同住，我是可以理解的。你如果也不想让我待在这里，你只要说一声就成了。”
“我倒愿意让你待在这儿，等警报解除再走。我有一点儿紧张，你知道。”妇女们忍受磨难的能力永远使斯考比感到惊异。拿这个女人说吧，她能在一艘没有遮掩的小船上熬过了四十天，可是现在却谈什么神经紧张！斯考比想起轮机长的汇报：三副和两个水手都死在小船上，司炉因为喝海水发了疯，跳海自尽了。在这种生死的关头上，总是男人首先支持不住。可是现在事情早己过去了，她却像瘫在靠垫上似的气力毫无地躺在自己的软弱上。
斯考比说：“你考虑好了吗？你预备回伯里吗？”
“我不知道。也许我要在这儿找个工作。”
“你有什么工作经验吗？”
“没有。”她避开他的眼光说，“你知道，我离开学校才一年。”
“在学校里他们没教你什么吗？”他觉得，她现在最需要的是聊天，没有什么意义的聊天。她自己以为需要孤独，但实际上只是害怕别人同情这一沉重的担子。像她这样的一个孩子怎么能表演亲眼看着丈夫死在面前的悲剧角色呢？其困难程度，也许不小于叫她扮演麦克白夫人吧！她无法适应当前的处境，卡特太太一点儿也不能理解。当然，如果是卡特太太，就能应付自如，因为她已经埋葬了一个丈夫和三个孩子了。
她说：“我打无挡板篮球[58]打得最好。”斯考比的思路被她打断了。
“啊，”他说，“你的体形不太像一个体育教练。也许你身体好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是不是？”
一下子她的话匣子打开了。斯考比一点儿也没料到，他好像无意中说了一句什么暗号，于是便把一扇门打开了。他自己并不知道他用的是哪句暗号，也许是“体育教练”这个词儿，因为她滔滔不绝地谈起无挡板篮球来（卡特太太，他想，喜欢谈论的也许是小艇上的四十天生活以及和她同居了仅仅三周的丈夫）。她说：“我在校队里打了两年。”她兴奋地把身体向前倚过来，一只手托着下巴，瘦骨伶仃的胳膊肘支在满是骨头的膝盖上。她苍白的皮肤——还没有被阿的平和阳光染黄——使他想到被海水淘洗后冲刷到岸上的一块白骨。“在那以前，我在学校二队里待过一年。如果在学校里再多待一年，我就会当上队长了。1940年我们打败过罗丁女子学校队，同切尔滕纳姆女子学校队打成平局。”
他聚精会神地听着，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这是对一个陌生人的生活感到的兴趣，而年轻人却常常误把它当作爱情的流露。他端着一杯杜松子酒，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听着她隅隅低语，他感到自己的年龄完全可以叫他不必担心什么。她告诉他她的学校在紧挨着海港后面的一片丘陵上；她们有一个法国女教师叫杜邦小姐，脾气坏透了；女校长看希腊文书就跟看英文一样——维吉尔[59]……
“我一直认为维吉尔是拉丁诗人。”
“噢，不错。我是说荷马。我希腊文、拉丁文都学得不好。”
“你除了打球以外还有什么功课比较好？”
“除了球以外我想我学得最好的是数学，但是三角我可一点儿也不会。”夏天她们经常到港口去洗海水浴，每到星期六她们就在野地里举行野餐——有时候还骑着小马玩猎人追兔子的游戏。有一次比赛自行车闯了祸，闹得方圆几十里都传遍了；有两个女孩子直到深夜一点钟才回来。斯考比一边转动着手里的酒杯，看着酒在杯子里团团旋转，一边津津有味地听着。汽笛又在雨中长鸣起来，发出解除警报的信号，可是他们两个人谁也没有理会。斯考比说：“那么放假的时候，你就回伯里去了？”
她的母亲显然在十年以前就已经去世了，父亲是个牧师，同教区总教堂有一定的关系。她家在安琪希尔街上有一所小房子。或许她在伯里家中没有像在学校里那么快乐，因为没有谈几句家里的事，她便又把话题转回到学校上，谈起一位和她同名（也叫海伦）的体育教师来；她在整整一学年里，对这位女教师简直崇拜得入了迷[60]。她笑了起来，似乎对当时的那种感情有些不以为然。这是在整个这场谈话里，她让斯考比感到她已长大成人、已经或者毋宁说曾经结过婚的唯一的地方。
她突然把话头停下来，说：“我告诉你这些事多么没意思啊。”
“我喜欢听。”
“你还一次也没有问过我——你知道……”
斯考比知道，因为他读过轮机长的报告。他知道得非常清楚，在救生艇里每个人的饮水定量是多少——一天两次，一次一茶杯，二十一天以后减少到一次半茶杯。这个定量所以能维持到遇救以前二十四小时，主要是因为不断死人，使水余了下来。在港口的校舍背后，在那根像图腾柱似的无挡板篮球杆子背后，斯考比看到的是叫人无法忍受的汹涌巨浪，小艇一会儿升起来，一会儿落下去，一会儿升起来，一会儿落下去……“离开学校的时候我难过极了，那时是7月底。我乘坐出租汽车去火车站，哭了一路。”斯考比算了算日子——从7月到次年4月，只有九个月，正好是妊娠期，可落生的是丈夫遇难，大西洋把他们当作沉船残骸一般推向非洲漫长的浅滩，以及投海自杀的水手。斯考比说：“你说的事更有意思。别的事我猜也猜得出来。”
“我说得太多了。你知道，我想我今天夜里不会失眠了。”
“你一向睡得不好吗？”
“在医院里前后左右都是出气声，总是有人翻身、喘气、说梦话。熄灯以后，简直像——你知道的。”
“你在这儿可以睡个安稳觉，什么也不用害怕。有一个守夜的人整夜都值更。我明天再叮嘱他一下。”
“你对我太好了，”她说，“卡特太太还有其他的人——他们对我都很好。”她抬起她的憔悴的、真诚的、孩子似的脸说，“我那么喜欢你。”
“我也喜欢你。”他严肃地说。他们两个人都感到非常、非常放心。他们俩是朋友，他们只可能是朋友，不可能有别的关系。他们被许许多多的事物分隔开：一个死去的丈夫，一个活着的妻子，一个做牧师的父亲，一个名叫海伦的体育女教师，以及那么多年的不同的经验阅历。他们彼此无论说什么，都用不着有什么顾虑。
斯考比说：“晚安。明天我要给你带几张邮票来，给你的集邮簿添一点儿新东西。”
“你怎么知道我有个集邮簿？”
“这是我的工作。我是警察。”
“晚安。”
他离开了这里，心里感到非常、非常幸福，但是他却没有把这个夜晚当作幸福记在心里，正像他没有把在黑暗中只身走在雨地里当作幸福留在记忆中一样。
二
从早上八点半到十一点他审理一件盗窃的小案件，需要审问六个证人，可这六个人的供词他一句也不信。如果审问的是欧洲人，就有一些话他可以相信，有一些话他不相信，可以在真话同谎言之间根据他的推测画一条杠杠——至少“谁能得到好处[61]”这一原则能起作用；如果是盗窃案而又不掺杂保险费的问题时，至少可以断定确实有东西被偷掉。可是他现在办的这个案子却无法作出这个判断，什么杠杠也画不出来。他知道有的警官就是因为好像沙里淘金似的费尽心思想分析出一小点确凿无疑的真实情况而弄得精神崩溃，他们中间有的人忍不住动手打了证人，在本地克里奥尔人办的报纸上受到冷嘲热讽，最后不得不告病回国或者调动到其他地方去。在某些人身上这类事会引起他们对黑皮肤人的刻骨仇恨，但是斯考比在他十五年任职期中，早已经过了这种危险的阶段了。虽然陷入了一团乱麻似的谎言里，他现在反而更加喜爱这些人了：他们用了这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把一种外国的司法手续弄得完全瘫痪了。
最后，办公室里的人又都走净了，事故记录上的案件一件件地都已处理完毕，斯考比拿出一个拍纸簿来，在手腕下面垫了一块吸墨纸，以便不使手上流的汗把信纸洇湿。他开始给露易丝写信。对他说来，写信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许是因为警察这门职业多年培训的结果，他在签署自己名字的纸上从来不肯写下任何不真实的话，哪怕是为了安慰别人而扯的小谎。他需要非常精确；如果为了使人心安，也只能把某些事略去不谈，所以在他写了“我亲爱的”几个字后，他决定略去一些事。他不肯写他很想念她这样的词句，但是他可以不告诉她自己现在安然自得的心情。我亲爱的，这封信又写得很短，你一定要原谅我。你知道我不怎么会写信。我昨天接到了你的第三封信，就是那封告诉我你要在德班城外哈里法克斯太太的朋友家住一个星期的信。这里一切都很宁静。昨天晚上发了一次警报，事后才知道是一个美国驾驶员误把一群海豚当成敌人的潜艇了。雨季当然已经开始了。我在上一封信里告诉过你的那位罗尔特太太已经出了院，他们让她住在汽车停车场后面的一间尼森式住房里等船。我要尽我的力量让她舒适一些。咱们的佣人仍然在医院里，但是已经没有危险了。我真的再也想不出有什么新闻要告诉你了。塔利特的案子仍然拖着没完——我想就是到了最后也不会弄个水落石出。前两天阿里不得不去牙科医生那里拔掉几颗牙。为了这件事，他闹了个人仰马翻。如果我不用汽车硬把他拉去，他自己一辈子也不会去医院的。斯考比搁下了笔，他想到信件检查员——恰好检查员是卡特太太和卡洛威——会读到他最后要写的几句温情的话，心里很不舒服。你要保重身体，亲爱的，别为我担心。只要你快乐，我就感到快乐。再过九个月我就要休假，那时候咱们就可以在一起了。他本来还要写“你永远在我的心里”，但这不是一句他愿意签署自己名字的话。取而代之，他写的是：一天中，你常常出现在我的心里。接着，他考虑该签哪个名字。因为他相信这样写可以使她高兴，所以尽管不太情愿，还是写了“你的蒂奇”。蒂奇——他突然想到了另一封署名“迪奇”的信，这封信在他的梦中出现过两三次。
巡佐走进他的办公室，他迈着行军的步伐走到屋子中央，精神抖擞地转过身来，向他敬了个礼。在巡佐进行这一套仪式的时候，斯考比从容地写好信封。“有事吗，巡佐？”
“长官，专员要你去见他。”
“好的。”
专员的办公室里坐着不止一个人。殖民厅厅长的一张脸在这间幽暗的屋子里汗涔涔地闪着亮光，此外，他身边还坐着一个斯考比从未见过面的高大瘦削的人——这人一定是坐飞机来的，因为过去十天中并没有轮船在这里靠岸。这人佩戴着上校的肩章和领章，可是在他的一身宽松、邋遢的军服上，这些标记好像安错了地方，根本不是他的。
“这是斯考比少校，这位是赖特上校。”斯考比一眼就看出来，专员很不安，有些气恼。专员说：“坐下，斯考比。是关于塔利特案件的事。”因为外面下着雨，屋子里光线暗淡，一点儿风也不透。“赖特上校从开普顿来，要了解一下这件事。”
“从开普顿来的，先生？”
专员把脚挪动了一下，手里摆弄着一把小刀，他说：“赖特上校是军情五处的代表。”
“这件事真是让人感到遗憾。”殖民厅厅长说。他说话的声音很低，别的人不得不把头凑过去才能听清楚。专员开始用小刀削起桌角来；他显然不想听厅长说的是什么。“不同别的部门协商，我认为警察局本来不该采取行动——不该这样处理的。”
斯考比说：“我一直认为堵塞钻石走私是我们的职责。”
殖民厅厅长又用他那含混、低哑的声音说：“查获的钻石还不值一百英镑。”
“这是查获的唯一一批走私的钻石。”
“塔利特犯罪的证据不足，斯考比，不该进行逮捕。”
“他没有被逮捕，我们只不过传讯了他一下。”
“他的律师说，他是被强行带到警察厅去的。”
“他的律师扯谎。这一点你不会不知道。”
殖民厅厅长对赖特上校说：“你知道我们这里事情多么难办。信仰天主教的叙利亚人总说他们是受迫害的少数派，说信伊斯兰教的叙利亚人把警察收买了。”
斯考比说：“如果这件事不照现在这个方法处理，他们又会说另外一套话——只不过那样事情就会更糟。国会议员对伊斯兰教徒比对天主教徒更有好感。”斯考比意识到，直到目前为止，谁都没有提到这次开会的真正目的。专员一小片一小片地只顾埋头削自己的办公桌，对一切充耳不闻。赖特上校用肩膀紧抵着椅子靠背，一言不发。
“就我个人而言，”殖民厅厅长说，“我会……”他的低哑的声音转为一阵模糊不清的咕哝。赖特用手指堵着一只耳朵，侧着头，仿佛在努力倾听一只出了毛病的电话耳机，也许他分辨得出厅长的字音。
斯考比说：“我听不见你说的是什么。”
“我说，就我个人而言，我会相信塔利特的话，他对尤塞夫提出反控。”
斯考比说：“那是因为你在这块殖民地只待了五年。”
赖特上校突然插嘴说：“你在这里待了多少年了，斯考比少校？”
“十五年。”
赖特上校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
专员不再削桌子了，他砰的一下把小刀往桌面上一戳，开口说：“赖特上校想知道你这个情报的来源。”
“这你是知道的，专员。尤塞夫提供的。”赖特和殖民厅厅长并排坐在那里望着他；他低着头靠后一步站着，等着下一步棋。但是并没有下一步棋。他知道他们正等着他进一步解释他刚才的大胆的回答；他也知道，如果他这样做了，他们就会认为他承认自己心虚胆怯了。沉默变得越来越不能令人忍受了，这种沉默仿佛是对他的指控。几个星期以前，他曾经同尤塞夫说过，他准备让专员知道他向尤塞夫借钱的详细情况。也许当时他确实有这个打算，也许他只是想吓唬尤塞夫一下，他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他只知道，现在已经太迟了，他应该在对塔利特采取行动以前把这件事告诉专员，不应该事后再说。弗莱塞尔从办公室后面的过道上走过来，用口哨吹着那支他心爱的歌曲。他推开办公室的门，说了一声“对不起，专员”，马上又缩了回去，留下一股热烘烘的动物园的气味。淅淅沥沥的雨声一直在继续着。专员从桌子上拔出小刀，又开始了切削的工作，好像他再一次下决心置身事外，对这一切都不闻不问。殖民厅厅长清了清喉咙。“尤塞夫？”他重复了一句。
斯考比点了点头。
赖特上校说：“你认为尤塞夫这人可靠吗？”
“当然不可靠，上校，但是只要我们得到情报，不管来源如何，总应该采取行动，再说这次的情报在某一点上还是正确的。”
“在哪一点上？”
“确实查获到钻石了。”
殖民厅厅长说：“尤塞夫常常给你提供情报吗？”
“这是我第一次从他那里得到线索。”
殖民厅厅长又说了一句什么，可是除了“尤塞夫”这个名字以外，斯考比什么也没听清楚。
“我听不见你说什么，厅长。”
“我说你同尤塞夫有联系吗？”
“我不懂你所谓的联系指的是什么。”
“你常常同他见面吗？”
“我想，在过去这三个月我同他见过三次面——不，四次面。”
“因为公事？”
“不一定都是公事。一次他的车在路上抛了锚，我让他搭我的车回家去。一次我在班巴得了热病，他来看我。一次……”
“我们并不是在对你进行审讯，斯考比。”专员说。
“我认为这些先生是在审讯我，专员。”
赖特把他跷起来的二郎腿放下，说：“咱们把问题归结到一点吧，斯考比少校。塔利特提出了反诉——对你们警察厅，对你。他说尤塞夫给了你钱。他给过吗？”
“没有，上校。尤塞夫什么也没有给过我。”他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奇怪的感觉：他还不需要说瞎话。
殖民厅厅长说：“自然了，送你的妻子去南非靠你个人的收入是完全办得到的。”斯考比紧紧贴着椅背坐着，什么也没说。他又一次感到，沉寂正在渴望着他的语声。
“你不想回答？”殖民厅厅长有些不耐烦地说。
“我不知道你们是在提出一个问题。我再重复一遍——尤塞夫什么也没有给过我。”
“这个人可得提防着点儿，斯考比。”
“如果你在这里待的时间同我一样长，你也许会了解，警察正是要同那些市政厅不屑于理睬的人打交道。”
“我们不想叫大家感情激动，是不是？”
斯考比站起身来。“我可以走了吗，专员？如果这两位先生要问我的话已经问完了……我有个约会。”他的额头上冒着汗珠，一颗心因为愤怒而怦怦地跳个不停。这样的时刻一定要小心提防：血液从身体两侧往下流，眼前晃动着一块红布。
“就这样吧，斯考比。”专员说。
赖特上校说：“打搅你了，务必请你原谅。我接到一份报告，不得不正式调查一下。我对咱们这次的谈话很满意。”
“谢谢你，上校。”但是上校这些抚慰的话说得太晚了一些，斯考比一闭眼脑子里就浮现出殖民厅厅长的一张湿漉漉的面孔。殖民厅厅长低声细气地说：“这不过表示一下，我们办事很审慎，没有别的意思。”
“如果在半小时内你还需要我，专员，”斯考比对专员说，“我将在尤塞夫那里。”
三
他们还是逼着他说了一句谎话：他同尤塞夫并没有订什么约会。虽然如此，他确实想同尤塞夫谈几句：很可能他还需要把塔利特这件事再澄清一次，倒不是法律上有此必要，而是为了使自己心安一些。当斯考比在雨地里缓缓地驾驶着汽车的时候——他的挡风玻璃上的刮水器早已失灵了——他看见哈里斯正在贝德福德旅馆门外同自己的雨伞较劲。
“我可以送你一段吗？我和你是同路。”
“发生了最振奋人心的事了，”哈里斯说，他的一张凹陷的面孔因为雨水和兴奋而发着亮光，“我终于搞到了一所住宅了。”
“祝贺你。”
“说住宅也许并不合适，是你住的那个地方的一间活动房屋，但是我总算有家了。”哈里斯说，“我要找一个人合住，总算有家了。”
“谁同你合住？”
“我想找威尔逊，可是他到别处去了——他要在拉各斯待一两个星期。这个让人抓不住的可恶的红繁缕[62]！恰恰在我需要他的时候，人不见了。这又引起了第二件振奋人心的事。你知道我发现我们都在道恩海姆待过吗？”
“道恩海姆？”
“道恩海姆公学呀。他不在的时候，我到他的屋子去借墨水，在他的桌子上看到一期《老道恩海姆人》。”
“太巧了。”斯考比说。
“你知道吗？这一天出人意料的事真是层出不穷，在我翻看这本杂志的时候，我看到最后一页有这样一段话：‘道恩海姆校友会秘书希望与下列失去联系的校友重新取得联系。’在一大串人名中间，赫然印着鄙人的名字。你看，竟有这样的事。”
“你怎么办了？”
“我马上回到办公室，坐下写了封回信——连电报都顾不得处理了，当然，几封急电除外。可是后来我发现我忘记抄下秘书的通信地址了，所以我还得回去取地址。你不想进来看看我写的信吧？”
“我不能待得太久。”哈里斯在艾尔德·邓普斯特公司的大楼里有一间别人不用的小屋子做办公室。这间屋子同老式人家仆人的卧室差不多大小。由于屋子里还有一个旧式的洗脸台、一个冷水龙头同一个环形煤气灶，所以更像仆人住的下房了。在洗面盆同一个比轮船舷窗大不了多少的窗户中间，挤着一张办公桌，桌子上杂乱地堆放着电报纸。窗户紧对着海滨大道和波浪起伏的灰蒙蒙的海湾。一只托盘里摆着一本做课本用的缩写本《艾凡赫》和半块面包。“抱歉，屋子乱得不成样子。”哈里斯说，“找一把椅子坐下。”可是屋子里并没有多余的椅子。
“我把信放在哪儿了？”哈里斯一边大声问自己，一边在桌子上的电报纸里翻来翻去，“啊，我想起来了。”他打开《艾凡赫》，从里面取出一张折叠起的信纸，“这只是一个草稿，”他有些担心地说，“当然还得修改一下。我想还是等威尔逊回来再发吧。你看，我在信里提到他了。”
斯考比开始读信：敬爱的秘书——由于偶然的机会，我在另一个道恩海姆校友，E.威尔逊（1923—1928）的房间里看到一本《老道恩海姆人》。我怕我同咱们老家已经有很多年不通消息了，见到你们正努力同我取得联系的消息，我又是高兴又有些内疚。也许你们想知道一些我的消息——我在这个‘白人的坟墓里’究竟干些什么。因为我是个电报检查员，所以你们一定理解我不能多谈我的工作，只能等到我们打赢了这场战争以后再谈这方面的事。我们现在正处于雨季中——雨下个没完没了。这里有很多人害热病，我就刚刚害过一场，E.威尔逊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尝过这种滋味。我们现在合住在一所小房子里，所以你们可以知道，即使在这样一个蛮荒、遥远的地方，道恩海姆的校友还是互相扶持的。我们组织了一个只有两名队员的道恩海姆狩猎队，只不过我们一同捕猎的对象不是别的，而是蟑螂（哈哈！）。好了，信就写到这里，我要参加打胜这场战争的伟大事业去了。一个非洲海岸的老居民向全体道恩海姆老校友致敬！
斯考比抬起头来，正碰到哈里斯的焦急而困窘的目光。“你觉得这封信的腔调合适不合适？”他问，“我不知道该不该称呼他‘敬爱的秘书’。”
“我觉得你这封信的语气恰到好处。”
“当然，你知道，那所学校并不很好，我在那里的日子很不愉快。我还逃跑过一次呢。”
“现在他们还是把你抓到了。”
“叫人思考不少问题，对不对？”哈里斯说。他凝视着窗外灰蒙蒙的海水，一双充满血丝的眼睛里噙着眼泪。“过去在学校里我总是嫉妒那些成天欢天喜地的人。”他说。
斯考比安慰他说：“我也不怎么喜欢学校生活。”
“如果从一上学起就很快活，”哈里斯说，“以后的生活就会大不相同了。很可能从一开始就养成一种乐观的处事态度，对不对？”他拿起托盘里的那块面包，顺手扔到废纸篓里。“我老是想把屋子收拾一下。”他说。
“好了，我该走了，哈里斯。我很高兴你找到了一所房子——还有道恩海姆校友会的事。”
“我不知道威尔逊在学校里快活不快活。”哈里斯沉思道。他又从托盘里拿起《艾凡赫》，四面看了看，想找个地方放起来；但是因为没有找到地方，最后还是把书放在托盘里。“我想他也不会快活的，”他说，“不然的话，他到这里来做什么呢？”
四
斯考比把汽车停放在尤塞夫的大门口，好像有意对殖民厅厅长表示蔑视。他对尤塞夫的管家说：“我要见你的主人。我认识路。”
“主人不在家。”
“那我等着他。”他把管家推到一边，走了进去。这所带阳台的单层住房隔成一间间的小套间，每个套间都摆着同一式样的沙发、靠枕、喝酒用的矮腿桌子，好像是妓院的小单间。斯考比打开帘子，从一间穿到另一间，最后走进了两个月以前他在里面丧失了自己廉正的那间小屋。尤塞夫正躺在一张沙发上酣睡。
尤塞夫穿着一条麻布裤子仰面朝天地躺着，张着嘴，鼻息咻咻，身旁的矮桌上放着一个酒杯，斯考比看到杯子底上有一些细碎的白屑。尤塞夫服的是溴化物。斯考比在他旁边坐下，等待着。窗户开着，但是雨水却像帘幕一样非常有效地把气流挡住。也许是由于污浊的空气，也许是因为他又回到了犯罪的场景，斯考比情绪非常低沉。为自己辩解，不承认干了坏事，这是没用的。他好像一个没有爱情而结了婚的女人，坐在这间布置得如同旅馆房间一样的小屋里，清清楚楚地记起了同别人的一次“通奸”。
窗户上面，有一段檐沟出了毛病，雨水像打开的水龙头一样哔哔地往下流，因此他听到的一直是两种落雨的声响——淅淅沥沥的雨声和哔哔的流水声。他点起一支纸烟，望着尤塞夫。他对这个人并无恨意。他有意识地、成功地捕捉住尤塞夫，正如同尤塞夫有意识地而且成功地使他坠入陷阱一样。这场“婚姻”是双方自愿缔结的。也许是他那目不转睛的凝视刺穿了尤塞夫的溴化物的迷雾，两只肥胖的大腿在沙发上挪动了一下，一声呻吟，在睡梦中咕哝了一句“老伙计”，尤塞夫翻过身来，把脸转向了斯考比。斯考比又把屋子环视了一下，但是在他到这里借钱的那次，早已经把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了。这次来屋子一点儿也没有变样：还是那几个丑陋不堪的浅紫色的绸靠垫，套子霉烂的地方露出下面的网线来，橘红色的窗帘，甚至蓝色的苏打水瓶也还在原来的地方放着。这些东西好像地狱的设施似的给人以永恒不变的感觉。没有书架，因为尤塞夫不认识字；没有书桌，因为他不会写字；也甭想找到一张纸，纸对尤塞夫一点儿用处也没有。什么东西都记在他那罗马型的大脑袋里。
“啊……斯考比少校……”他的眼睛睁开了，寻找斯考比的目光。因为服了溴化物，这双眼睛迷迷蒙蒙，对眼前的事物还看不真切。
“早上好，尤塞夫。”这一次斯考比总算把尤塞夫打了个措手不及。有那么一刻钟，尤塞夫仿佛又要沉入到昏睡里，但是他挣扎着用一只胳膊肘把身子支了起来。
“我想同你谈一谈塔利特，尤塞夫。”
“塔利特……请原谅我，斯考比少校……”
“还有钻石的事。”
“想钻石想得发疯了。”尤塞夫费力地说，声音里还充满了睡意。他摇了摇头，一绺花白头发在额头上颠动了一下，接着就迷迷糊糊地伸出手去取苏打水瓶。
“是你安排的圈套想诬陷塔利特？”
尤塞夫把苏打水瓶从桌子的另一边拉过来，盛溴化物的玻璃杯也被他打翻了。他把瓶口的喷嘴对准了自己的脸，勾动扳柄，苏打水噗的一下喷到他脸上，连脑袋下边淡紫色的靠垫上也溅满了水点。他松快地长出了一口气，好像一个在炎热的天气里洗淋浴的人一样。“怎么回事，斯考比少校？出了什么问题了吗？”
“塔利特的事不会起诉了。”
尤塞夫像是一个疲惫不堪的人拖着身子从海水里走出来，海潮却紧紧地在后面追着他。他说：“请你原谅我，斯考比少校。我刚才没有睡好。”他思索着什么，把脑袋颠动了两下，仿佛在摇晃一只盒子，想听听里面有什么响动似的。“你刚才说塔利特，斯考比少校。”他又解释说，“这都是因为清点货物。这么多数字。三四家铺子。他们想骗我，因为我的账只记在脑子里。”
“塔利特的事，”斯考比又重复了一遍，“不会起诉了。”
“没关系。早晚有一天他要栽跟头的。”
“是你的钻石吗，尤塞夫？”
“我的钻石？他们让你怀疑起我来了，斯考比。”
“那个小佣人是你收买的吗？”
尤塞夫用手背抹去脸上的苏打水：“当然我给了他钱，斯考比少校。我的情报就是这么来的。”
尤塞夫又恢复了优越感：虽然四肢仍然懒洋洋地摊在沙发上，一颗大头已经把迷迷糊糊的感觉摇晃掉了。“尤塞夫，我不是你的仇人。我还是喜欢你的。”
“你一说这样的话，斯考比少校，我的心就扑通扑通地跳起来。”他把衬衫扯开，仿佛真的要让斯考比看到他的心如何跳动似的。一道道的苏打水正浇灌着他胸膛上的黑黪黪的“丛林”。“我太胖了。”他说。
“我是肯相信你的，尤塞夫。你要对我说实话。那些钻石是你的还是塔利特的？”
“我同你说的都是实话，斯考比少校。我从来没有对你说过那些钻石是塔利特的。”
“那么是你的喽？”
“是我的，斯考比少校。”
“你把我耍弄得真够呛，尤塞夫。如果我这里有证人的话，我就要让你蹲监狱。”
“我没有想耍弄你，斯考比少校。我只是想把塔利特弄走。他不在这个地方，对谁都好。叙利亚人分成两派没有什么好处。如果只是一派，你就可以来找我，对我说：‘尤塞夫，政府想叫叙利亚人做这么一件事，做那么一件事。’我也就可以回答：‘好，就这么办吧。’”
“偷运钻石的买卖也就可以由一个人包办了。”
“啊，钻石，钻石，钻石，”尤塞夫厌烦地说，“我告诉你，斯考比少校，我的一家最小的店铺一年赚的钱也比捣弄三年钻石赚得还多。你不知道那需要向多少人行贿。”
“好了，尤塞夫，我绝对不要你给我的情报了。咱们的关系算完了。当然了，每个月我会把利钱给你送来。”他觉得自己说的这些话有一种奇怪的不真实感。橘红色的帷幔一动不动地悬在那里。生活中，有一些地方你无论如何也抛不到脑后去：这间屋子的帷幔和靠垫、通向阁楼上的一间卧室、一张墨迹斑斑的书桌、伊灵的装饰着花边的祭坛——只要思想意识存在一天，这些东西就永远不会从记忆里消失。
尤塞夫把两脚放到地板上，挺直着腰板坐起来。他说：“斯考比少校，你对我开的这个小玩笑太认真了。”
“再见了，尤塞夫，你不是一个坏人，可是咱们还是再见吧。”
“你弄错了，斯考比少校，我是个坏蛋。”他一本正经地说，“在我的一颗黑心里，唯一的一点儿善良是我对你的友谊，我舍不得丢掉它。咱们俩一定要永远做朋友。”
“我怕这不可能，尤塞夫。”
“听我说，斯考比少校。我不要你替我做任何事，除了有的时候——也需要在天黑以后，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我求你来看看我，同我谈谈，此外再没有别的要求了。只有这一件事。我不再对你讲塔利特的什么事了。我什么事都不同你讲了。咱们就坐在这儿，桌子上摆着一瓶苏打水、一瓶威士忌……”
“我不是个傻瓜，尤塞夫。我知道，如果人们相信我和你是朋友，这对你有好处。我不想帮你这个忙。”
尤塞夫把一个手指伸进耳朵里，挖弄耳朵里的苏打水。他有些凄凉又有些厚颜无耻望着斯考比。斯考比想，当尤塞夫望着那个想利用他只把账目记在脑子里的弱点进行欺骗的商店经理时，一定也是这么一副面相。“斯考比少校，你同专员说了咱们那件小交易没有？还是你那次只是想吓唬吓唬我？”
“你自己去问他吧。”
“我想我要去问的。我心里有一种被人抛弃的感觉，有些愤愤不平。它逼着我要到专员那里跑一趟，把一切都告诉他。”
“你要永远听从心的劝告，尤塞夫。”
“我要告诉他，你拿了我的钱，你我一同计划逮捕塔利特。可是你中途变卦了。我为了报复，所以把事情讲出来。为了报复。”尤塞夫沉着脸又重复了一遍，一颗罗马型的大脑袋耷拉到肥胖的胸脯上。
“去吧。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尤塞夫。咱们俩的关系算完了。”但是斯考比不论怎么精心表演，还是不能相信这幕戏里的情节是真实的，这只不过是一对情人在吵闹而已。他既不相信尤塞夫的恫吓，也不相信自己的故作镇静，就连最后两人分手也不能相信。在这间淡紫和橘红色的房间里发生的事实在太重要了，不可能成为重大、平静的过去的一部分。因此，他丝毫也没有感到惊奇。尤塞夫最后把头抬起来说：“当然我不会去。总有一天你会回来要我的友谊的。我会欢迎你的。”
我真的会这样走投无路吗？斯考比自己问自己说，仿佛他在这个叙利亚人的话语里听到了先知者的真实的语调。
五
在回家的路上，斯考比把车停在天主教堂门前，走了进去。这一天是这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他总是在这一天到教堂来作告解。六七个老妇人，头发像做杂活的女仆那样用破布包裹着，正按顺序等着。此外，准备作告解的还有一个女护士和一个戴着皇家装备部队标识的士兵。从忏悔室里传来一阵阵兰克神父的单调的嗡嗡的话语声。
斯考比眼睛盯着十字架，开始祈祷——他连续背诵了《天主经》《圣母经》和《悔罪经》几篇祷文。这一套仪式使他感到非常倦怠。他觉得自己像是耶稣受难时的一个旁观者——簇拥在十字架周围的许多看热闹的人中的一个，基督的目光一定已经从这些人的脸上掠过，挑出朋友和敌人了。有时候斯考比觉得，他的职业同制服已经无情地把他划入了那些无名的罗马士兵之列，这些人正在远处的街头上维持秩序。克鲁族老妇人一个个地走进忏悔室又走出来。斯考比开始为露易丝祈祷——他含含混混地信口叨念着。他祈求上帝能让露易丝现在幸福，将来也永远幸福，祈求上帝不要因为他的缘故而叫露易丝遭遇邪恶。当那个士兵从忏悔室里走出来的时候，斯考比站了起来。
“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他说，“从一个月以前我作忏悔后，我有一次没有参加主日弥撒，有一次没来领圣体。”
“因为有事耽搁了吗？”
“是的，但是只要上上心我还是可以把执勤的班次安排得好一些的。”
“是吗？”
“整个这一个月我根本没有在这方面动脑筋。我对一个人毫无必要地表现得非常粗鲁。”他半天没有说下去。
“就是这些了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神父，但是我觉得——对宗教有些厌倦，好像信不信教对我都无所谓似的。我一直在努力爱上帝，但是——”他做了一个神父看不到的手势，从栅栏里把身体转向侧面，“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现在还有没有信仰了。”
“一个人很容易为这种事担心的，”神父说，“特别是在这种地方。如果我能够办到的话，我要给许多人的赎罪苦行将是六个月假期。这里的天气使人的精神非常抑郁，很容易把疲劳误认为是——一种宗教热诚的衰退。”
“我不想耽搁你太多时间，神父。还有许多人等着来作告解。我知道这只是我自己在胡思乱想，但是我感觉到——空虚。一片空虚。”
“有时候这是上帝选择的时刻。”神父说，“现在你去吧，念十遍《玫瑰经》。”
“我没有念《玫瑰经》的念珠。至少……”
“好吧，那么背五遍《天主经》和《圣母经》。”他开始读赦罪文。但是问题在于，斯考比认为，他根本没有罪可赦。赦罪文不能给他带来任何轻松的感觉，因为他的灵魂上没有什么沉重的东西需要卸下来。赦罪文只不过是一个公式——许多拉丁字胡乱堆在一起，好像是变戏法时用的一种咒语。斯考比走出忏悔室以后，又跪了下来，这也是仪式的一部分。接近上帝是没有困难的。上帝像是一个民众领袖，随时欢迎那些对他最缺乏信心的追随者走近自己的身边。斯考比望着十字架，心中想，“他”在众目睽睽下受苦受难，对谁也不隐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