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星”
我想试试回忆一下我的中篇小说《卡拉-布加兹海湾》[1]构思的缘起。回忆一下怎么会发生这一切的。
我幼时住在基辅的那些年里，每天晚上都有个戴着一顶积满尘垢的帽子，宽大的帽檐向下耷拉着的老头儿，他扛着一架油漆已经斑驳了的天文望远镜，爬到第聂伯河畔一座名叫弗拉基米尔的山冈上，然后用很长的时间将望远镜安装到三根弯曲的铁支架上。
人们管这老头儿叫“占星家”，认为他是个意大利人，因为他总是故意讲半吊子的俄语，装出一副外国人的腔调。
那老头儿把天文望远镜安装好后，就像背书似的用单调的声音喊道：
“亲爱的先生们、女士们！晚上好！[2]诸位只消花五个戈比就可以从地球上飞到远远的月亮和各个星球上去观光。我特别推荐诸位瞧瞧那颗不吉利的行星——火星，它的颜色就像人血。谁出世那天要是犯了火星的星象，谁就会倒霉，打起仗来，准会吃火枪手的子弹，送掉性命。”
有一回，我跟父亲到弗拉基米尔山冈上去，从天文望远镜里看火星。
我看到了一片漆黑的深渊和一个红不棱登的球，这球没有任何支座托住，大无畏地凌空悬在这片深渊之中。就在我望着这个球的时候，它开始朝天文望远镜的边上游去，躲到望远镜的铜框后面去了。占星家稍微移动了一下天文望远镜，使火星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可随即它又往铜框那边游去。
“怎么样？”父亲问，“你看到什么了吗？”
“看到了，”我回答说，“连运河我都看到了。”
我当时已听说火星上住有人，叫作火星人，也听说他们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在自己的星球上开掘了好多巨大的运河。
“不见得吧！”父亲说，“别瞎编啦！你什么运河都没看到。世界上只有一位天文学家——意大利人斯基帕雷利[3]看到过这些运河，而且还是用大型天文望远镜才观测到的。”
按说，斯基帕雷利是占星学家的同胞，后者听到这个名字后应当有所反应，可他竟木然置之。
“我还看到一颗什么行星，就在火星的左边，”我没有把握地说，“不过，不知为什么，它在天上到处乱跑。”
“嗨，这哪是什么行星！”占星学家好心地扬声说道，“准是有只虫子飞进了你的眼睛。”
他一把捏住我的下巴，麻利地打我眼睛里揩去了一粒灰尘。
火星的景象使我毛骨悚然，周身发冷。所以我一离开天文望远镜就如释重负，顿觉灯光昏暗的基辅的大街小巷、南来北往的出租马车的辚辚声、凋谢了的栗花掺杂着尘土味的气息，是那么舒适和安全。
是的，那时我丝毫也不想飞离地球，到月亮或者火星上去！
“为什么它跟砖头一样是红颜色的？”我问父亲。
父亲告诉我说，火星是颗正在死亡的行星，先前也像我们地球一样美丽，有浩瀚的海洋，有绵亘的山岭，有繁茂的草木，但是渐渐地，海和河干涸了，草木枯死了，山岭风蚀殆尽，于是火星变成了一片无边无际的沙漠。想必火星上原先的山脉都是红岩，所以火星上的沙粒也就是红色的了。
“这么说，火星是个由沙粒构成的星球了？”我问。
“是的，看来是这样，”父亲同意说，“火星上所发生的事，我们地球上也可能发生。地球也会变成沙漠的。不过这将在亿万年之后。所以你不用害怕。再说，在那一天以前，人总会想出个什么办法来，制止这场灾祸的。”
我回答说，我一点儿也不害怕。其实我心里害怕得要死，为我们的地球忧心忡忡。何况回到家里，又听我哥哥说，即使现在，沙漠也已经快占到地球总面积的一半了。
自从那天起，我心里就种下了对沙漠的根深蒂固的恐惧，虽然其时我还从未见到过沙漠。尽管此后我在《环球》[4]杂志上曾读到过好几篇描绘撒哈拉沙漠，西蒙风[5]和被称作“沙漠之舟”的骆驼的动人的文章，但是并未被它们吸引。
不久之后，我就获得机会头一次体验到了什么叫沙漠。这益发加深了我对沙漠的恐惧。
有一年，我们全家到乡下我祖父马克西姆·格里戈里耶维奇家去度夏。
那年夏天雨水充沛，天气不冷也不热。野草十分茂盛。篱栅外的荨麻长到足有一人高。田里的庄稼在灌浆抽穗。打菜园子里飘来一阵阵多汁的莳萝的芳香。一切都预示着丰收在望。
但是有一天，我正跟祖父坐在河岸边钓鮈鱼，他蓦地站了起来，手搭凉棚，朝着河对岸的大田望了好久，然后沮丧地啐了口唾沫，说道：
“刽子手，恶魔，刮过来了！把这该死的玩意儿彻底消灭掉才好！”
我也朝祖父看的方向望去，除了见到一长道像浑浊的波浪似的东西外，什么也没看到。这道波浪迅速地朝我们涌来。我以为要下大雷雨了，可是祖父却对我说：
“那是干热风！是该死的地狱之火！打布哈拉那边的沙漠里刮来的。会把一切统统烧毁。科斯契克[6]，大灾临头了。别说吃的，连呼吸的空气都要没有了。”
那道不祥的波浪贴着地面径直朝我们冲来。祖父一面匆忙收起他那根长长的榛木鱼竿，一面对我说：
“快跑回家去，要不尘土会把你的眼睛糊住。我随后就来。你先跑！”
我朝农舍跑去，可是干热风在半道上撵上了我。旋风卷着漫天的沙土，呼呼地刮着，羽毛和刨花都扬到了半空中。顿时天昏地暗。太阳转眼之间就变得毛烘烘的，成了个血红色的球，活像火星。爆竹柳东倒西歪，发出嘘嘘的哨声。打背后扑来的热气是那样的烫人，就好像我衬衣的后背着了火似的。我嘴里满是沙土，一咬牙就发出喀嚓喀嚓的声音，眼睛也被沙土糊住了。
我的姑妈费奥多西娅·马克西莫芙娜站在农舍的门槛上，手里捧着用绣花手巾包着的圣像。
“主啊，拯救我们，饶恕我们吧！”她惊恐万状地喃喃念道，“圣洁的圣母啊，别让热风吹到我们家来吧！”
热风打着旋，朝祖父的农舍猛扑过来。油灰粘得不怎么牢的窗玻璃哐啷哐啷地乱响。屋顶上的苫草被揭下了一层。一群麻雀像一梭黑色的子弹，打苫草下边轰的一声飞了出来。
当时父亲没有和我们在一起，他留在基辅。妈妈吓得模样儿都变了。
我记得，那时最叫人受不了的是温度急剧升高。我以为再过一两个小时，屋顶上的苫草就会烘烘地着起来，然后我们的头发和衣服也会着火。我不由得失声大哭。
傍晚，密密层层的爆竹柳的叶子就全都蔫了，往下耷拉着，活像一条条灰不溜丢的破布条。家家户户的篱栅边上，被风吹拢来的尘土黑得好似蚊蚋，一堆堆地堆了起来。
天亮时，树叶全发黄了，发焦了。吹落下来的树叶，只消用手指一捏，就碎成齑粉。风势越来越大，开始把变得面目丑陋的枯萎的树叶纷纷从树上扫落下来，有好多树已片叶不存，变得光秃秃的，黑乎乎的，就跟深秋时那样。
祖父上田头去看了看，回来时嗒然若丧，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他怎么也解不开麻布衬衫领口上的那个结，他的手在瑟瑟发抖。他说道：
“要是今儿晚上风再不停下来，所有的庄稼就会统统被烧死。果园也要完蛋，菜园也要完蛋。”
风并没有停下来。一连刮了两个星期，才略有减弱，但随即又更加猛烈地刮了起来。眼睁睁地看着沃野变成了灰蒙蒙的焦土。
家家户户的妇女都号啕大哭。庄稼汉们沮丧地坐在屋外沿墙的土凳上，一边避开风，一边用棍子刨着泥地，偶尔说道：
“哪是泥地，简直是石头！真是叫催命鬼一把揪住了袍子，连躲都没地方躲。”
父亲打基辅来了，把我们接回城里。我刨根究底地问他干热风的事，他不耐烦地回答我说：
“颗粒无收了。沙漠正在向乌克兰推进。”
“那么有什么办法可想吗？”我问。
“无法可想。你又砌不了一道两千俄里长的高墙。”
“为什么砌不了？”我问，“中国人不就砌了万里长城吗？”
“那是人家中国人，”父亲回答说，“中国人是伟大的能工巧匠，再说这都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随着岁月的迁流，童年时代的印象似乎渐渐淡薄。但是当然，这些印象继续活在我的记忆深处，而且偶尔还会浮到面上来。特别是遇到旱灾的时候，这些印象总会唤起我莫名的不安。
我在青年时代曾爱上了俄罗斯中部。我之所以爱它，很可能是因为那里的自然界生气蓬勃，有众多清澈凉爽的河川溪流，有郁郁苍苍的树林和绵绵的细雨。
因此每当干旱侵蚀到俄罗斯中部，热浪似决口一般涌入这个地区的时候，我的不安就被对沙漠的无可奈何的愤怒所替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