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我弄到了一本详细的里海地图，便久久地浪游于（当然是在想象中）里海干旱无水的东岸各地。
还在小时候，我就特别喜欢看地图。我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坐在那儿看地图，就像看一本引人入胜的书一样。
我研究着神秘的河流和峥嵘险巇的海岸，深入到只有用小圆圈标示着几个无名猎业贸易站的原始森林，反复地念诵着那些像诗句一样琅琅上口的地名：尤戈尔海峡[13]，赫布里底群岛[14]，瓜达尔卡纳尔岛[15]，因弗内斯[16]，奥涅加湖[17]和科迪勒拉山系[18]。
渐渐地，所有这些地方都异常清晰地呈现在我的想象之中，以致我觉得我能够凭想象虚构出周游列国的游记。
甚至我的父亲，一位地道的幻想家，对于我这样迷恋地图，也不以为然。
他说，像我这样迷恋地图，今后一定会大失所望的。
“要是你大了以后，日子过得顺遂，”父亲说，“你就有可能去各地旅行，到那时，你现在给自己放下去的诱饵就会叫你伤心。你会看到那里的一切完全不是你想象的那回事。譬如说吧，墨西哥就很可能是个尘土飞扬、民不聊生的国家，而赤道上的天空是灰蒙蒙的，既单调又乏味。”
我不相信父亲的话。我不能想象赤道上的天空哪怕会有一天是灰蒙蒙的。在我心目中，赤道上的天空蓝得那样的浓，连乞力马扎罗山上终年不化的积雪也都染上了蓝蓝的颜色。
不管父亲怎么说，我就是改不掉这种癖好。后来，在我成人之后，我更是清楚地看到，父亲当年讲的话，在我身上并未完全应验。
譬如说吧，我头一次到克里米亚去时（在此之前，我曾在地图上仔仔细细地研究过这个地区），的确发现它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然而正是由于预先有了这些想象，我才能格外敏锐地观察克里米亚，假若我对克里米亚事先一无所知的话，就远远不可能这么敏锐了。
每走一步，我都发现我所没有想象到的景物，而这些我所始料不及的景物，在我脑海中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我认为跟某些人的“神交”也能产生同样巨大的作用。
比方说，对于果戈理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想象。然而要是我们能在他生前见到他的话，就会发现他身上有许多地方和我们想象的截然不同。而恰恰是这些不同的地方能够鲜明深刻地印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要是事先对果戈理没有这种想象，一旦见到他的话，他身上有许多特点我们说不定就发现不了，于是会觉得他完全是个普普通通的人。
我们习惯于把果戈理想象得有点儿忧郁、好猜疑、萎靡不振。因此一旦见到他，我们一眼就可发现他的真实形象完全不是如此：他的双目炯炯有神，性格开朗活泼，甚至有点儿轻佻，老爱扬声大笑，衣着十分雅致，讲话时乌克兰口音很重。
我虽然没有能力把这些想法阐述得具有充分的说服力，但是我认为情况的确就如我所说的那样。
养成在地图上神游各国，在想象中见到各地风光的这种习惯，有助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正确地去认识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会永远留下我们想象的淡淡的印痕，会染上我们加之于它们的一抹色彩、一道光辉、一层薄雾，这使我们真去那些地方时，就不会觉得它们是枯燥乏味的了。
就这样，我身在莫斯科，却畅游了里海阴森的海滨，同时看了许多书籍、科学报告，乃至描绘沙漠的诗歌，总之凡是在列宁图书馆可以找到的资料，我几乎都看了。
我看了普尔热瓦利斯基[19]和阿努钦[20]的著述，看了斯文·赫定[21]、马克-加哈马和格鲁姆-格尔日迈洛[22]的作品、谢甫琴科被监禁在曼格什拉克半岛期间所写的日记[23]、希瓦[24]和布哈拉[25]的历史、海军中尉布塔科夫[26]的报告笔记、旅行家卡列林[27]的著作、各种地理考察报告，以及阿拉伯诗人们的诗歌。
在我面前展现出了一个灿烂的世界，我从中看到了人的强烈的求知欲和丰富的知识。
终于到了应当去里海，去卡拉-布加兹海湾实地观察的时候了，可是我没有钱。
但我毕竟还是筹措到了一笔钱，虽然费了很大的周折。我先乘车到萨拉托夫，然后取道伏尔加河，顺流而下，行至阿斯特拉罕。在那儿我耽搁了下来。我那点微薄的旅费已经告罄，我要继续往前走，就不得不在阿斯特拉罕为《三十天》杂志和阿斯特拉罕的报纸写几篇特写。
为了写好这几篇特写，我去了阿斯特拉罕草原和恩巴河。这几次旅行对于我写作《卡拉-布加兹海湾》也大有好处。
我从里海沿着长有大片大片芦苇的海岸向恩巴河航去。我乘的是一艘老式的明轮轮船，船名十分古怪，叫“天芥菜”号。跟一切老式轮船一样，“天芥菜”号上的许多东西都是紫铜的。扶手、罗盘、望远镜、各种仪器，甚至船舱高高的门槛都一色是紫铜的。“天芥菜”号颇像是一只用砖头擦得锃亮的冒着烟的大肚子茶炊，随着浅海的轻浪东摇西晃。
海豹活像洗海水浴的人，仰面朝天地卧在里海温暖的海面上。偶尔懒洋洋地动动肥厚的鳍脚。
在一艘艘渔家的浮码头——鱼栈——上，那些穿着天蓝色水手服、牙齿洁白的姑娘，见到“天芥菜”号驶过，又是打呼哨又是哈哈大笑地目送着它远去。她们的腮帮子上全都沾满了鱼鳞。
白乎乎的云霭和白乎乎的沙岛，映在油汪汪的海水中，有时简直无法分清哪是云，哪是岛。
小城古里耶夫到处都是用作燃料的干牲口粪腾起的炊烟，可我穿过无水的草原去恩巴河时乘的却是刚刚投入运行的新式的内燃机车。
在恩巴河上的多索尔地区，有许多湖泊，湖水呈鲜艳的粉红色。在湖泊间，一台台油泵在哼哧哼哧地抽着石油，空气中弥漫着盐水的味道。那里家家户户的窗子都不安玻璃，而代之以又细又密的金属丝网。网外面爬满了蚊蚋，密密层层的，把屋里遮得一点儿光线都没有。
我亲眼看到一个工程师被避日虫咬了一口，第二天就死了。
中亚细亚酷热灼人。每天夜里星星透过满天的尘土闪着光。哈萨克老人们穿着肥而短的灯笼裤在街上走来走去。裤料一色都是花里胡哨的印花布——玫瑰红的底子上，洒着一朵朵墨黑的大芍药花，衬着碧绿的叶子。
每次旅行后，我都回到阿斯特拉罕，回到报馆的一位记者的小木屋去住上几天。这位记者硬拖我到他家去住，我只好从命。
小木屋筑在瓦尔瓦齐耶夫运河岸边的一座小花园里，花园里盛开着一簇簇旱金莲。
我在凉亭里写我的特写，凉亭很小，只待得下一个人。晚上我也睡在那里。
记者的妻子是个和蔼可亲的病弱少妇，她成天在厨房里翻捡着一件件娃娃衫，偷偷饮泣。她刚生下来不久的儿子在两个月前死了。
从阿斯特拉罕我经马哈奇卡拉和巴库到达了克拉斯诺沃茨克。此后的情况，我都写在《卡拉-布加兹海湾》里了。
后来，我回到了莫斯科，可没几天，就不得不以记者的身份出差去北乌拉尔的别列兹尼基和索利卡姆斯克。
我从难以置信的亚洲的酷热中，一下子转到了很早就进入冬季的布满阴郁的云彩、沼泽和由苔藓覆盖着的山峦的地带。
就是在那里，在索利卡姆斯克的一家旅馆里，我开始写作《卡拉-布加兹海湾》。这家旅馆过去是修道院的一幢禅房。
旅馆内弥漫着一股十七世纪的气味——神香、面包和皮革混杂在一起的气味。每天夜里，裹着皮袄的更夫们敲着铁板报时。在暗淡的雪光中，建于“斯特罗加诺夫朝代”[28]的雪花石膏的古教堂泛出幽幽的白光。
此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人联想起亚洲，可不知为什么，恰恰由于这一点，我反而觉得描写起亚洲来要容易些。
以上便是我写作《卡拉-布加兹海湾》简略的经过，我只能用三言两语把它讲完。同写作《卡拉-布加兹海湾》有关的所有的会晤、旅行、谈话和事情，别说没有可能详细叙述，哪怕就是简单地历数一遍也是办不到的。
不用说，诸位一定会发现我只是把我所搜集到的材料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很小的一部分，写进了我的这部中篇小说。大部分材料都被我舍弃了，未能进入这本书。
不过无须为此而扼腕。这些材料随时都可用之于其他要写的书中。
我写《卡拉-布加兹海湾》时，没有考虑准确地按照时间的顺序去配置素材，而是按照我沿里海海岸旅行时所搜集到的素材的先后次序来布局。
《卡拉-布加兹海湾》问世后，批评家们从这部小说中发现了“螺旋结构”，对之大为赞赏。可我并没有花丝毫心血去追求这种结构，这事与我无涉。
我在写作《卡拉-布加兹海湾》时，主要想到的是我们生活中有许多人和事是完全可以使之响彻抒情的和英雄主义的旋律的，这些人和事是可以生动而又如实地加以描绘的。不管小说是写芒硝的，还是写在北方的森林中建筑造纸厂的，都是如此。
所有这一切都能以巨大的感染力扣人心弦。但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写小说的人必须力求真实，相信理智的力量，相信人心解救世界的力量，并且热爱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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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卡拉-布加兹海湾》是帕乌斯托夫斯基的成名作。小说主要描写苏维埃人民改造里海东岸沙漠的事迹。卡拉-布加兹海湾即土库曼斯坦的卡拉博加兹戈尔湾，位于里海东岸。
[2]原文这两句话均系意大利语的俄文译音。
[3]斯基帕雷利（1835—1910），意大利天文学家，曾观测到火星上有网状黑暗细纹，把它们称作“运河”。
[4]俄罗斯的一本记述世界各国风土人情的知识性杂志。
[5]系指北非等地沙漠地带的干热风。
[6]系本书作者的名字康斯坦丁的昵称。
[7]指地质年代中古生代的第四个纪“泥盆纪”所形成的地层。泥盆纪约开始于400万年前，结束于320万年前。
[8]彼得·彼得罗维奇·索伊金（1862—1938），俄国出版家。
[9]这是苏联在1923年拍摄的一部曾轰动一时的故事片。由伊·尼·佩列斯季阿尼（1870—1959）执导。电影是根据苏联作家巴维尔·安德烈耶维奇·布利亚欣（1886—1961）所著同名小说的第一部改编的。《红小鬼》是一部中篇惊险小说，副题叫《青狐追捕记》。
[10]瓦西里的小名。
[11]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别赫捷列夫（1857—1927），俄国著名神经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此处系指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种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
[12]本书作者的名字和父称。这样称呼是表示尊敬的意思。
[13]俄罗斯地名，系巴伦支海和喀拉海之间的通道。
[14]英属群岛，位于大不列颠岛西北的大西洋上。
[15]西南太平洋所罗门群岛中的大岛。
[16]英国大不列颠岛滨大西洋的小城名。
[17]俄罗斯北部湖名。
[18]纵贯美洲大陆西部的山系，北起阿拉斯加，南迄火地岛，绵延1.5万千米，为世界最长的山系。
[19]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普尔热瓦利斯基（1839—1888），俄国旅行家，曾去中亚细亚考察。
[20]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阿努钦（1843—1923），俄国人类学家、地理学家、人种志学家和考古学家。
[21]斯文·赫定（1865—1952），瑞典探险家。
[22]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格鲁姆-格尔日迈洛（1860—1936），俄国地理学家和动物学家。
[23]塔拉斯·格里戈里耶维奇·谢甫琴科（1814—1861），乌克兰革命民主主义诗人。1846年参加秘密政治组织，宣传废除农奴制，于次年被捕，放逐至奥连堡当兵服苦役，沙皇尼古拉一世在判决书上亲批：“严加监管，禁止写作和绘画。”1848年春至1849年11月诗人被奥伦堡当局派去参加由军官组织成的咸海科学考察队。诗人因考察有功，奥伦堡司令报告彼得堡，拟提升他为军士。这时有人告密，说诗人违背沙皇禁止写作的禁令写书作画，遂将诗人转押至里海海边的曼格什拉克半岛上的诺沃彼得罗夫斯克要塞监押。其间，诗人又于1851年被派参加卡拉套山脉的地质考察队，此处系指诗人在此期间所写的日记。
[24]系指乌兹别克人于16世纪在中亚细亚的希瓦建立的独立的封建汗国。
[25]系指乌兹别克人于16世纪初在中亚细亚建立的封建汗国，首都为布哈拉。
[26]阿列克谢·伊凡诺维奇·布塔科夫（1816—1869），俄国水文地理学家，海军少将。1848年至1849年曾领导对咸海进行地理考察的第一支探险队。次年出版咸海海图。
[27]格里戈里·西雷奇·卡列林（1801—1872），俄国旅行家和自然科学家，1827年起曾在西哈萨克斯坦旅行3年。1832年曾对里海东北海域进行侦察，绘制了这个海域的海图。
[28]在伊凡四世（1530—1584）统治的最后年代里，俄国开始兼并西伯利亚和喀山。从事兼并的首要人物是斯特罗加诺夫家族。他们在掠夺到了卡马河一带的土地后，开办了盐矿，筑起了堡垒要塞，雇佣了军队，在沙皇的纵容下，这个家族俨然成为他们所占土地上的全权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