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干瘦的老头儿，满脸都是硬得像刷子似的胡子茬，坐在麦奥里火车站餐厅的角落里。严冬的风雪一阵又一阵呼呼地刮过里加湾的上空。近岸的海水结成了坚厚的冰。透过呼啸着的弥天大雪，可以听到激浪拍打坚冰边缘的隆隆声。
老人到餐厅里来，显然是为了取暖。他什么酒菜也没点，嗒丧地坐在长椅上，两手笼在渔夫穿的那种短大衣的袖筒里，短大衣上叠满了歪歪扭扭的补丁。
跟老人一起进来的还有一条毛蓬蓬的小白狗。小狗伏在老人脚边打着抖。
邻座上，有好几个年轻人正在嘻嘻哈哈喝啤酒，他们的后脖子红通通的，皮肤都很紧。他们帽子上的雪正在融化。雪水滴到啤酒杯里和夹有香肠的面包上。可年轻人只顾起劲地争论足球赛，没注意到雪水。
有个年轻人拿起一个夹肉面包，一口就吃掉了半个，这时小狗再也忍不住了。它跑到餐桌前，举起前腿，人立起来，谄媚地望着那个年轻人的嘴。
“彼季！”老人轻声唤道，“你怎么不害臊！干吗去打扰人家？”
可彼季仍然人立在那儿，只是前腿已累得一个劲地哆嗦，后来终于放了下来。但是脚刚一碰到湿漉漉的肚子，小狗立刻想起它立在这儿的目的，又把前腿举了起来。
然而那些年轻人并没有发觉它。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地谈着话，不时给自己的杯子里斟满冰凉的啤酒。
雪糊没了窗户，在这样的大冷天，目睹人们喝冷得跟冰水一模一样的啤酒，脊梁不由得会打起寒战来。
“彼季！”老人又唤道，“喂，彼季！回来！”
小狗迅速地摇了几下尾巴，似乎是在向老人表示，它听见他在叫它，不过请他原谅，它实在是没办法了才出此下策的。它仿佛在说：“我自个儿也知道这样做不好。可你又买不起这么好吃的夹肉面包来喂我。”
“唉，彼季呀，彼季！”老人轻声说道，伤心得连声音都有点打战了。
彼季重又摇了一下尾巴，顺便央求地望了老人一眼。它仿佛在请求老人别再叫它，别再数落它，因为它自己心里也不好受，要不是出于无奈，不消说，它是决不会去向陌生人乞求施舍的。
有个戴绿色帽子的高颧骨的年轻人，终于发觉了这条小狗。
“狗杂种，讨东西吃吗？”他问道，“你主人在哪儿？”
彼季开心地摇了下尾巴，瞥了老人一眼，甚至尖着嗓子轻轻地叫了一声。
“公民，您这是怎么搞的！”那个年轻人说道，“既然养条狗，就得喂它，要不就不文明了。您的狗向我们讨饭吃。可我国的法律是禁止行乞的。”
年轻人全都哈哈大笑起来。
“瓦利卡，您这话太过分了！”其中有个年轻人大声责备道，随手丢给小狗一片香肠。
“彼季，不许吃！”
老人喝道。他那被风吹得粗糙的脸和青筋暴绽的干枯的脖子涨得通红。
小狗瑟缩着身子，耷拉着尾巴，走到老人跟前，连看都没看香肠一眼。
“他们的东西，哪怕是一粒面包屑，也不许碰！”老人说道。
他急急忙忙地翻着身上的几只衣兜，找到了几枚银的和铜的分币，放在手心中一边数着数儿，一边吹掉粘在分币上的碎屑儿。他的手指不停地哆嗦。
“瞧他气得那样！”高颧骨的年轻人说道，“哎哟哟，倒挺有骨气呢！”
“别去睬他了！何苦去跟他啰唆呢！”那年轻人的一个伙伴一边劝解说，一边给大家斟啤酒。
老人一句话也没说。他走到柜台跟前，把几枚硬币放到潮乎乎的柜台上。
“买一个夹肉面包！”他嘶哑地说。
小狗夹紧尾巴，站在他脚边。
女营业员把两个夹肉面包放在碟子里，递给老人。
“一个！”老人说。
“您老拿着吧！”女营业员轻声说道，“我不会因为给了您两个面包就破产的……”
“谢谢！”老人说道，“谢谢！”
他收下两个面包，走到站台上去了。那里一个人也没有。一阵风雪已经过去，另一阵正在逼近，不过眼下还远在地平线那边。于是一线微弱的阳光便乘机落到利耶卢佩河对岸白茫茫的森林上。
老人在长凳上坐下来，把一个夹肉面包丢给彼季，把另一个用一条灰不溜丢的手帕包好，藏在衣兜里。
小狗痉挛地吃着面包，老人望着它，说道：
“唉，彼季呀，彼季！你可真糊涂呀！”
但狗没去听他讲。它光顾着吃了。老人望着它，用袖子揩着眼睛——大概是叫风刮得流泪了吧。
这就是发生在里加海滨麦奥里车站上的一则小小的故事的全部情节。
我为什么要讲这则故事呢？
这是我在思考细节对散文的作用时，不觉回想起来的。我明白，要是把这则故事描述给别人听，却不讲那个主要的细节——不讲狗用各种方式请求主人原谅，不讲这个小生物的那种讨好的神态，那么这则故事就不如真事那么动人了。
而如果再把其他细节——老人身上那件证明他是鳏夫或者孤老头子的叠满补丁的短大衣、从年轻人帽子上滴下来的雪水、冰凉的啤酒、沾着碎屑儿的分币，以及从海上刮来的像白茫茫的障壁一般的风雪，也统统掷掉，统统不去写，那么这篇小说就将更加枯燥，更加乏味。
近年来，我国的小说中，特别是年轻作家的作品中，细节已开始消失。
然而没有细节，作品就没有生命。任何一篇短篇小说都会因此而变成如契诃夫所说的那种熏鲑鱼用的干木棒。鲑鱼拿走了，只剩下那根干木棒还竖在那儿。
细节的意义所在，普希金曾提及过，他说小事往往会被我们的眼睛忽略掉，可是却能在众人眼里闪耀出光芒[1]。
可另一方面，有些作家却深受累赘、无聊、琐碎的观察之苦。他们让一大堆细节充斥自己的著作——丝毫也不加选择，不懂得细节只有在性格化的情况下，只有在能够像一道光芒那样立时把黑暗中的任何一个人或任何一个现象照亮的情况下，才有权生存，才不可或缺。
例如，要给人以一场大雨已经开始的概念，只消写雨点哔哔啪啪地打在窗下一张报纸上就足够了。
或者，要给人以婴儿死亡的可怖感觉，只消像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在《苦难的历程》中所写的那样便足够了：
精疲力竭的达莎睡着了，等她醒来时，她的孩子已经死去。
她把他抓过来，解开襁褓——淡黄色的、稀疏的头发笔直地竖起在孩子高高的头盖骨上。
……达莎对她丈夫说：
“我正在熟睡的时候，死神袭到他身上了……只要想一想——他头发竖得笔直……他独个儿在受苦……我倒睡熟了。”
不管丈夫怎么劝说，也没法让她赶走那小孩子跟死神单独搏斗的幻影。
这个细节（婴儿稀疏的头发竖得笔直）抵得上用许多页的篇幅对死亡所作的最精确的描写。
上文所提到的这两个细节都达到了目的。细节描写就应当这样——不但能说明整体，而且还是非写不可的。
我曾在一位青年作家的手稿上见到这样一段对话：
“巴莎大婶，您好！”阿列克谢走进屋来，招呼道（在此之前，作者说阿列克谢用手打开巴莎大婶的房门，好像门还可以用脑袋瓜打开似的）。
“阿廖沙[2]，你好，”巴莎大婶放下针线活，望了阿列克谢一眼，亲切地回答说，“你怎么好久没来了？”
“老没有空。开了整整一个星期的会。”
“你说，开了整整一个星期？”
“可不，巴莎大婶！开了整整一个星期。沃洛季卡不在家吗？”阿列克谢扫视了一眼空落落的房间，问道。
“不在家。他上工去了。”
“那我走了。再见，巴莎大婶。祝您健康。”
“再见，阿廖沙，”巴莎大婶回答说，“也祝你健康。”
阿列克谢走到房门跟前，打开房门，走了出去。巴莎大婶望着他的背影，摇着头说：
“是个麻利的小伙子。脑袋瓜灵活。”
这个片断不但写得潦草、马虎，而且尽是空话、废话（均已用异体字标出）。其中的细节都是毫无用处的，非性格化的，什么也没有说明。
在寻找和确定细节时，必须作严格的挑选、筛洗。
细节，总是同我们称之为直觉的那种认识能力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具体地说，我认为直觉是一种能够通过局部，通过细节，通过某一特性再现整体图景的认识能力。
直觉不仅帮助历史小说的作者再现过去时代真实的生活图景，而且还帮助他们再现当时人们的特有的色彩、感情和心理，这种心理同我们的心理相比，自然是有些不同的。
普希金从未去过西班牙和英国，可直觉却帮助他写出了一系列描绘西班牙的优秀诗篇，写出了《石客》，而在《瘟疫流行时的宴会》一剧中，他所勾勒的英国中世纪的图画是那么栩栩如生，即使由生长在这个雾国中的瓦尔特·司各特[3]或者彭斯[4]来写，也不过如此。
一个恰到好处的细节可以使读者对整体——对一个人物，对他的处境，对事件，最后对时代产生一种直觉的、正确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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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自果戈理《与友人书简选》（1847）。全文如下：“普希金经常跟我说……还没有一个作家具有这样的才华，能够如此鲜明地写出生活的庸俗，能够以这样的力量描画出庸俗的人的全部庸俗，以便让我们的眼睛所忽略的整个那桩小事在众人眼里闪耀出光芒。”——原编者注
[2]阿廖沙是阿列克谢的小名。
[3]司各特（1771—1832），英国小说家和诗人。
[4]彭斯（1759—1796），苏格兰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