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多次同尤里·卡尔洛维奇·奥列沙相遇。每次相遇都使我久久难忘。我这就来讲其中一次相遇的情况。
这还是一九四一年七月，战争刚爆发时的事。我由蒂拉斯波尔附近的前线乘军用卡车抵达敖德萨，在火车站附近下车后，便直奔“伦敦饭店”。
我在阒无一人的普希金大街上匆匆地走着。天方破晓，下着瓢泼大雨。
战争爆发没几天，敖德萨的居民就用水把烟炱调稠，抹在南方白色的房子上。人们认为黑房子不像白房子那样容易在空中被发现。
把房子抹黑这件相当费力的事，还有一个响亮的名称，叫作“迷彩”，可结果却完全是白费力气。这年夏天雨水特别多。第一场雨下来，就把房子冲得褪了色，只剩下一道道肮脏的水迹。
我沿着普希金大街走去，发觉这座我早就熟悉的可爱的城市已面目全非。这既是敖德萨，同时又不完全是敖德萨。我看着这座城市，觉得我好像是醒着的，同时又是在做梦。
雨水凶险地从落水管中哗哗地宣泄而下。四周除了雨点急促地打在铁皮屋顶上的响声外，没有一息声音。大概只有水淋淋的洋槐树叶发出的气味提醒人们，没有多久前这儿还是骄阳似火的炎夏。
当时不知为什么，我深信战争带来了一种新的空气。它把原先笼罩着大地的老的大气层，柔和的、温馨的、有时是雾蒙蒙的大气层一扫而光，代之以使一切地方、一切东西顿改原形的严酷、冷峭、空无一物的空气。这种新的空气好似稀释的硝酸甘油。它的气味像焦煳味再加上刺鼻的药物味。
想必是由于这种陌生的空气，由于大街小巷中死一般的沉寂，由于雨天的阴湿，我感到极度的孤独，仿佛走进了一座没有人烟的空城。
所以当我在“伦敦饭店”昏暗的前厅里，看到有个胡子拉碴、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衬衫、用一条雪青色背带吊着裤子的老头儿时，我大有如释重负之感。
老人正坐在柜台后边看亚历山大·大仲马的《玛戈皇后》。
他面前点着一根黄色的蜡烛头，火苗一动也不动，一缕好不容易才能看到的青色的炭气，像根麻线一样由火苗中盘旋着向上升起。
“您是门卫吗？”我没有把握地问。
“假定是的吧。”
“可以在你们旅馆住宿吗？”
“多么奇怪的问题！”老人见怪了，“旅馆里一个人也没有。房间尽您挑。套间或者单间，悉听尊便。如果您喜欢讲排场，一个人可以住两套房间。哪怕住三套也行。而且分文不收。不顾血本，全部奉送！”
门卫说的这句话是旧社会的生意人和推销员的用语。
“不顾血本，全部奉送！”老人又重复了一遍，“再说您付钱给谁呢，一个人也没有了。旅行社已经撤退。我在这儿看守房子。”
“难道旅馆里一个人也没有？”我问道，因为我听到走廊里响起碎玻璃的声音。
“怎么没有？！”老人气愤地提高了嗓门，“难道您不把尤里·卡尔洛维奇·奥列沙算作人吗？”
“他在这里？”
“那还用说。您倒说说看，他不待在敖德萨，还能待到哪儿去。我早就认识尤里·卡尔洛维奇了。他是在这儿长大，在这儿生活的，那时敖德萨热闹得像旋转木马，整日整夜打着转。那年月，什么没见过呀：轮船、乌托奇金[78]们、时髦的女人、花花公子、船长、江洋大盗、意大利歌剧女主角、名医、小提琴演奏家，我全认识。我不认识，谁认识！现在敖德萨遭难喽。可人家奥列沙当年在这儿，现在仍然在这儿。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敖德萨人，您懂吗！这会儿，他正一个人待在客房里。他生了一场病。每回空袭警报时，我就劝他去地下室躲躲。可他说什么也不肯去，反而跟我开起玩笑来。他跟我说：‘索洛蒙·萨耶维奇，请您看着点儿，德国鬼子轰炸的时候，可别让他们把我的童话《三个胖国王》里写的那几盏路灯给炸坏了。’叫我回答他什么好呢？我只得也跟他开玩笑。我对他说，要是我做得了主，那我准把那几盏路灯给镀上银，让敖德萨永远记住这本书。”
我上楼直奔奥列沙的房间。他正倦容满面地坐在桌子旁，用他那龙飞凤舞的粗大的字体写着什么。
我们热烈地互吻了好几次。奥列沙没修面，一脸扎人的胡楂，人瘦得形销骨立。他刚生过一场赤痢。脸色憔悴蜡黄。可是一对眼睛却仍同往日一样锐利，含着善意的嘲弄。也同往日一样，这双眼睛随时打算燃起幻想和招之即来的灵感的火焰，随时打算射出确切而又出人意料的比拟的闪光。他一开口，生活顿时变得有意义了，光明了。是什么使生活变得这样的呢？是他的幽默、诗意和刹那之间就可洞察人的心灵的观察力的火焰。
我总觉得（事实上也许的确如此），尤里·卡尔洛维奇一生都在心里同天才、孩子、快活的妇女和善良的怪人无声地交谈。
他争论问题时是勇敢而又激烈的。他总是无情地、一针见血地击中论敌的要害。
在奥列沙身旁，时而稠密、时而稀薄地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生活，这种生活他是从周围的现实中筛选出来的，再饰之以高翔远翮的想象。这种生活在他周围生气勃勃地展开，就像他在《妒忌》一书中所描绘的花艳叶茂的树枝一样。
奥列沙身上有某种贝多芬式的像雷电般雄浑有力的东西。甚至他的声音中也有。他的洞微烛幽的锐目能够发现周围许多使人快慰的美好事物。他总是简练而正确地描写这些事物，因为他深知一条规律：两个字能产生空前强大的力量，反之四个字却比两个字的力量要小掉一大半。
屋角搁着一根自制的手杖，手杖柄上挂着一个方格背包。
“瞧，”奥列沙用头朝手杖和背包那边指了指，说道，“等到最后一小时、最后一分钟到来的时候，我就步行到尼古拉耶夫去，然后再去赫尔松。想要走到那里，一路上就得什么也不想，光走呀，走呀，走呀，只要两只脚还能走得动……顺便麻烦您一件事，请您给我去弄张地图，哪怕是教科书上的也行。没有地图，我就难以走到那里了。”
我坐在那儿一边听他讲，一边迷迷糊糊地打起瞌睡来。得找个地方躺下来。哪怕睡上一个小时也好。奥列沙陪我走到旅馆空荡荡的走廊里，去挑选一间最好的房间。
几乎所有的窗子都被炸弹爆炸的气浪震碎了。穿堂风在旅馆内窜来窜去，拂弄着一条条满是尘土的厚实的大红窗幔。每当一阵穿堂风吹过，棕榈干枯了的树叶就发出飒飒的声响。
我睡意顿失。我们走进一间间房间，吹毛求疵地加以挑剔，没有一间看得中。一间嫌它有草莓香皂的气味，另一间壁镜打碎了，还有一间，墙上那幅油画《贵族的宴饮》在不久前的空袭中溅上了石灰。
临了，我们选中了一间最小最暗的房间，房间的窗子是朝内院开的。院里有好几棵百年的法国梧桐。
“好一个避弹所！”奥列沙说，“这是旅馆内最保险的一间房间。”
我连衣服也没脱，立刻就睡着了。一群返航的轰炸机的遥远的轰鸣声把我吵醒了。只见夕照映在洞开着的窗户上，老化得出现了鳞状波纹的窗玻璃被染成了金黄色。
我翻身下床，到奥列沙的房间去。他不在那里。后来在旅馆附设的狭长、昏暗的餐厅里找到了他。
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餐厅。套用报纸通讯中的一句老生常谈，“它的四壁见到过”许多名人。曾几何时，这个大厅里还闪耀着水晶玻璃、银器、瓷器和白铜器皿的光芒。一张张餐桌上铺着挺括的浅蓝色台布，硬得像羊皮纸，一碰就发出窸窣的响声。状似葡萄串的枝形吊灯在有精美浮雕的天花板下荧光四射。冰块在一只只银制的小桶里叮当作响，菜单神秘而又豪华。
可现在餐厅内却冷落、昏暗，天花板下只点着一盏战时用的小灯，发出病恹恹的昏光。这盏灯从来不熄掉，两个像敖德萨一样老的侍应生，都是奥列沙的朋友，穿着尽是皱纹的白上衣，晃晃悠悠地在大厅内走来走去，给偶尔才有的顾客端来一杯没有糖的淡茶和滑溜溜的黑挂面。
奥列沙同一个神色忧郁、一声不吭的黑人坐在一张餐桌旁。这位黑人是敖德萨电影制片厂的演员。
“刚刚空袭过，”奥列沙对我说，“您睡着了，没能见着。好，您谈谈吧，对敖德萨有何‘观感’？”
我回答说，战争爆发后，这个城市变了样，萧条多了，敖德萨人好像也失去了历来乐天活泼的性格。
“胡——扯——淡！”奥列沙一字一顿地、毫不含糊地说道，“敖德萨人不会灰心丧气，不会坐以待毙。他们的幽默、俏皮是同大无畏的精神糅合在一起的。他们俏皮、机智的谈吐哺育着他们的勇敢。您对敖德萨人抱有偏见。就像，比方说吧，对第欧根尼[79]抱有偏见一样。”
我当然明白，他这番话并不是针对我的，我从未当他的面谈起过对第欧根尼的看法，因为我对第欧根尼老实说谈不出什么看法来。第欧根尼不过是他的一个借口，想藉以引出一段俏皮的想象来。
“瞧，所有的人，包括您在内，”奥列沙说，“都认为第欧根尼是犬儒主义者的头目。可他算什么犬儒主义者！他是个胆小如鼠、昏聩糊涂的糟老头。顺便告诉您，他是住在酒桶里的。这也是因为他糊涂透顶的缘故。酒桶再差劲，一旦睡了进去，就算是居住的地方了。既然是居住的地方就得付房钱。可第欧根尼，谁都清楚，自打出世以来，身边从未有过一个铜板。酒桶主人三天两头儿威胁说，老头积欠了这么多房钱，非把他撵到大街上去不可。于是第欧根尼只好去找他那帮朋友，涨红了脸，结结巴巴地说：‘给我点钱吧，我要付酒桶的款子。’这一下子，天哪，他那帮朋友闹开了，又是骂，又是叫：‘给您钱去买酒桶？’‘无耻！’‘损人利己’‘犬儒主义者！’”
那个一声不吭的黑人突然放声大笑。奥列沙瞥了他一眼，说道：
“敖德萨人即使现在，在战争时期，也跟平日一样勇敢，乐天，快活。走，咱们到街上去逛逛，我可以担保，我们准能在什么地方看到不论什么情况下都不灰心丧气的敖德萨老人。这也是英雄主义的一种表现。”
我们走出了旅馆。落日把万里无云的天空染成了玫瑰红。林荫道上的树木发出飒飒的喧声。
在大海上空，有好几个大队的法西斯飞机正在朝奥恰科夫方向飞去。海军高射炮兵在对准它们开炮，传来了重浊而遥远的炮声。
我们朝希腊市场走去。据奥列沙说，那里有一家茶馆直到现在这样危急的时刻还照样营业，出售货真价实的摩尔达维亚绵羊奶干酪。
可我们没能走到希腊市场，我们遇到了空袭警报。民警们连连对空鸣枪（显然是为了警告那些未从收音机中听到警报的人）。除此之外，他们还把所有的行人撵到院子里去躲起来。
我们就近躲进了路旁的一个院子。这是一个典型的希腊式院落。这种院落几乎是无法用语言来描绘的，得亲眼看到它，甚至得在里边住上几天才能领会它的全部妙处。
这类院落是长方形的，四边都是老式的两层楼房。整座院落只朝街开一扇大门，供居民出入。希腊式房屋各层楼的每个单间和每个单元外边都有老式的露天木头阳台，以及同样老式的露天木梯。
顺着每幢房子的墙壁一字排开的露台，人一走上去就摇摇晃晃，发出叽叽嘎嘎的响声。它们是每个单间和每个单元的附加建筑，是人们最喜爱待的地方，因此也最热闹。
人们在露台上用煤油炉煎青花鱼和比目鱼，用“青黄鱼”[80]的鱼子熬著名的鱼子酱，给孩子们洗澡，洗衣服，同邻居骂架（一层住户跟另一层住户骂架），听留声机乃至跳舞。
我们走进去的就是这样一个院落。院落内空荡荡的。
德寇的轰炸机发出钢铁般尖厉的啸声，俯冲而下，炸弹的爆炸声此起彼伏。高射炮弹的弹片啪啪地落在院子的砖地上。
我们躲到二楼的露台下面去躲避弹片。扫院子的老人坐在我们旁边一只木箱上打瞌睡，他肩上挂着一副破裂了的防毒面具。无论隆隆的爆炸声、呼啸声和尘土，都没能使他醒过来。那尘土像一发发排炮似的由大街上直往院子里冲。
我们看到面对我们的门廊里有一扇厚实的门。这门显然通向一套独门独户的单元。门上钉有铜牌，上边刻着一行字：“牙科医师伊·斯·瓦因特劳布”。
这个姓氏是按旧俄文拼写的，字尾上还有硬音符号，这说明瓦因特劳布在此地落户已经不知有多少年了。[81]
“还是革命前就在这儿落户了！”奥列沙指出，“这在现在看来，就跟还在耶稣降生以前或者还在大洪水以前一样久远了。”[82]
门廊旁边有一扇遮上窗帘的威尼斯式窗口。透过窗帘可以隐约看到橡皮树黑乎乎的叶子。
又有一架飞机嗥叫起来。响起了爆炸时金属炸裂的声音和高射炮的排炮声。
这时我们看到了一桩很普通、很平常的事。顺带说一句，事后我跟奥列沙回想起这件事时，都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而且笑了很久，可为什么要笑，我直到今天还不理解。
是这么一回事。只见有个人气愤地一把拉开威尼斯式窗户上的窗帘，用手掌猛地砸了下窗子，窗啪的一声打了开来，两扇窗门左右开弓地弹到了两边的墙壁上。
一个上了年纪的犹太人从窗洞里探出身子。这人胡子拉碴，背带放得很松，衬衣皱巴巴。他十之八九就是瓦因特劳布医师本人。他手里拿着一张报纸，想必是在打瞌睡，用这张报纸盖住脸，免得苍蝇叮他。炸弹爆炸声和飞机号叫声把他吵醒了。
他用手撑住窗台，把身子探出窗外。血管硬化了的眼睛，由于狂怒而涨得通红，望着那架敌机发出魔鬼一般凶狠的厉叫声，低飞着掠过院子的上空。他愤怒地冲着飞机吼道：
“怎么？又来了！流氓！！”
他暴怒地对着飞机的背影啐了口唾沫，砰的一声把窗关上，唰地一下拉上了窗帘。
那个在震天响的轰炸声中也没醒过来的扫院子老人，这时却立刻惊醒了。他打了个哈欠，无可奈何地说道：
“这是我们大院里最不顾死活的人：真正的拿破仑！”
空袭结束了。我们走到街上。天已经在黑下来。
“您看见了吧，”奥列沙讲道，“我没瞎说吧。这就是不论处于什么情况下都不会灰心丧气的敖德萨老人。”
“不过是叫您碰巧碰着了。”我回答说。
我们朝“伦敦饭店”走去。歌剧院附近倒着一棵给连根拔起的洋槐，树根一直翘到一幢老式房子二楼的阳台上，根须挂住了阳台的栏杆。
大门口停着一辆急救马车。一滴滴鲜红的血从二楼的窗台上慢慢地往人行道上滴去。
一缕缕的浓烟在海上弥漫开去。在佩列塞皮沙洲上有什么地方起火了。但也可能是月亮正从沙洲的咸湖后边升起。
《三个胖国王》的路灯安然无恙。我心中的高兴不下于奥列沙本人。
关于奥列沙我还可以谈很多事，不过眼下还难以做到。他不久前故世了，我怎么也忘怀不了他那张美好的脸，这是一位在我们面前沉静地思考着问题的人的脸。我同样也忘怀不了他插在那件老式西装上衣纽孔中的一朵小小的红玫瑰。这件上衣我看到他穿了许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