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时代，总有一些城市或国家在工业、商业与海运方面处于超群绝伦的地位，但是象当前存在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国家，世界上以前却从未见过。在任何时代，总有一些强国力求达到支配全世界的地位，但是迄今为止，其中并没有一个国家能象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优势国家，把它的力量建立在这样广大的基础之上的。那些国家也曾试图凭着武装力量建立世界统治权，但是它们的力量同英国今天的企图对照之下，显得何等渺小.英国简直使它的全部领域转化成了一个工商业与海运业发达的庞大城市，使它与世界各国相处时，就象是一个大城市与它周围地区相处时的关系一样。在它本国范围以内可以说是色色惧全，它有一切的工业、技术和科学，有一切的大商业和财富，有海运业也有海军力量；它是一个世界的首都，它的工业品供应着一切国家，同时它又向一切国家吸收对它有用或它所合意的原料和农产品，而这些国家好象生来是应当为它效力的；它又是一切巨大资本的一个宝库，是一切国家的银行，控制着全世界的通货，它向世界上一切民族发放贷款，收取利息，从而使他们对它处于从属地位。但是我们对于这个强大国家和它的努力也应当说句公道话。世界进步并没有受到英国的阻碍，而是大大地得到了它的帮助。它已经成为一切国家的榜样；在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以及各种重大发明与大规模企业方面，在工业操作以及运输工具的改进方面，在关于未开垦地区的发现与垦殖方面，尤其是关于热带地区天然富源的取得以及对未开化民族与退化到未开化状态的那些民族的进行教化这些方面，它都起了示范作用。假使从来未曾有过象英国这样一个国家，那么谁知道世界将依然停留在怎样落后的状态？假使现在没有了英国，谁能估计人类将退化到什么地步？因此我们对于这个国家的巨大进步，应当深自庆幸，并祝它天长地久，国运昌隆。但是，是不是由于这一点、我们就也应当希望它以别的国家作牺牲，从而建立它对世界的统治地位呢？这只有莫测高深的世界主义或店老板的狭窄胸襟，对这个问题才会作出同意的答复。这种违反民族精神的做法会得到什么结果，我们在前几章里已经指出，并说明只有使许多国家在文化、财富、权力各方面处于彼此相仿地位，才能使全人类文化获得发展；英国已经把它自己从未开化状态提高到目前的强盛地位，别的国家也应当象它一样，跟着它走上同样的道路；目前有条件在文化、财富、权力各方面争取达到最高标准的，正不止一个国家。现在让我们简单扼要他说一说，英国凭以达到今天强大地位的国家政策的准则是些什么。这些准则大致说明如次：一贯鼓励生产力的输入，商品输入考虑在后，而这一点考虑在先。
小心谨慎地抚育并保护生产力的发展。
输入的只限于原料和农产品，输出的只限于工业品。
把生产力的剩余部分，尽量用于殖民地的开拓与未开化国家的征服方面。
关于对殖民地与附属国所需工业品的供应，完全由母国独揽，一方面关于那里的原料，尤其是殖民地产品，由母国享有优先接受权利。
特别注意海外航运、母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用补助办法鼓励海上渔业，尽量积极参加国际航运事业。
靠了这些方法来建立海军优势，然后再靠了这些优势来进一步扩大国外贸易，扩大殖民地占领。
承认殖民地贸易自由与海运事业的自由，但只以它从这方面的所得能超过所失为限。
承认海运事业上的相互权益，但只以英国居于有利的一方时为限，或以在外国因此就可以不再采取有利于它们自己的那些海运限制措施时为限。
关于农产品进口，对独立国家可以给予特权，但只是在因此使它自己的工业品出口也可以获得特权时为限。
如果象这类的特权不能通过条约关系向国外取得，就使用非法买卖的办法未达到目的。
可以单单为了工商业、海运事业或殖民地利益而进行战争，或订立盟约；在这一点上要有决心。通过这类手段，无论对敌对友同样可以从中取利；对前者可以在海上断绝它们的商业活动，对后者可以通过用英国工业品支付的津贴的办法，使它们的工业陷于破产。
这些准则都是过去英国的大臣和议会发言人所直认不讳的。1721年，乔治一世的大臣们当禁止印度工业品输入的时候，曾公开宣称，情况很明显，只有输入原料、输出工业品，才能使国家富强。甚至到了查坦勋爵和诺思勋爵的时候，他们还毫不迟疑地在议会公开声明，在北美洲就是一只马蹄钉也不应当允许制造。到了亚当·斯密的时候，除了我们在上面所举的一些准则以外，又初次添上了一条新的准则，这就是把英国的实际政策隐蔽在亚当.斯密所发现的世界主义的措辞与论据之下，目的是在于防止外国仿效这个政策。
这本来是一个极寻常的巧妙手法，一个人当他已攀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上来。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学说的秘密就在这里。他伟大的同代有威廉·庇特的、以及所有在他以后在英国执政的人的世界主义意向的秘密，也就在这里。
任何国家，如果靠了保护关税与海运限制政策，在工业与海运事业上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发展，因此在自由竞争下已经再没有别的国家能同它相抗，当这个时候，代它设想，最聪明的办法莫过于把它爬上高枝时所用的梯子扔掉，然后向别的国家苦口宣传自由贸易的好处，用着那种过来人后悔莫及的语气告诉它们，它过去走了许多弯路，犯了许多错误，到现在才终于发现了自由贸易这个真理。
威廉·庇特是第一个清楚地看到对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理论可以如何加以适当利用的英国政治家、他常常随身带着一本《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并不是装装门面的。1786年他发表了一篇演说，实际上他这番话既不是讲给议会听，也不是讲给他本国人民听的，他显然是要引起法国政治家们的注意，那个时候那些政治家缺乏一切经验和政治眼光，他说话的意向所在只是要诱使他们赞成伊甸条约，这番话是斯密的推论方式的一个绝妙雏形。他说法国生未是宜于农业和酒类生产的，就象英国生来是宜于工业生产一样。这两个国家应当互相发生作用，就象两个大商家，彼此行业不同但是可以互相进行交换商品，使双方都富裕起来。英国向未有一个牢不可破的准则，认为一个国家只有用工业品未交换农产品与原料，只有进行这样的国外贸易，才能达到最高度富强，这一点在这里却一字不提。这一准则在当时、而且直到现在依然是英国国家的一个秘密，以后从未见公开提起，不过实际上却是越来越认真地在坚决执行。但是英国在威廉·庇特的时代以后，若果将保护制度看作是一件废物一样弃而不顾，那么它所据有的地位比现在当还要高得多，距离它垄断全世界工业的那个目的。当还要接近得多。达到这个目标的有利时机，显然就是在普遍和平刚刚恢复之后。那个时候对拿破仑的大陆制度正在深恶痛绝，大陆上的一切国家对世界主义理论都是欣然接受的。不论是俄国、德国、整个欧洲北部、西班牙半岛以及美国，如果有机会能把它们的农产品和原料向英国交换工业外部将感到欢欣鼓舞。就是法国，在酒类与丝织品贸易方面抉得一些确切权益以后，放弃禁止制度也未尝没有可能普里斯特利谈到英国航海条例时曾这样说，取消英国保护制度将与当初采用这个制度同样的适合机宜；这句话在这个时候正可以实行。
实行这样一个政策的结果，将使东西两半球的剩余原料和农产品一齐流向英国，英国的纺织品将“衣被天下群生”。一切的趋向都将有助于英国的进一步富强。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论是俄国和美国，在本世纪就都不会要想到实行保护制度，德国也再不会想到要建立关税同盟。要使人们下定决心牺牲眼前利益而把希望寄托在遥远的将来，显然是很困难的。
但是天意所在，总不会使树木高了再高，一直耸入云霄的。卡斯尔累勋爵把英国的商业政策交托在贵族地主们的手里。这些人就杀掉了产金蛋的母鸡。假使这些贵族地主能容许英国工业家垄断一切国家的市场、那么英国与世界各国所处的关系，将同一个工业城市与周围旷野地区所处的关系一样；英国全境将布满屋宇和工厂，将布满寻欢逐乐的花园、菜园和果园；农村土地将专门用来生产牛乳、肉类、莱蔬，将专门从事于一般只能在大城市附近经营的种植事业。对英国农业说来，从事于这类产品的生产时，将比生产谷物有利得多；因此在相当时期以后，英国贵族地主所获得的地租，将比将外产谷物逐出本国市场的办法下所获得的高得多。不过贵族地主所关心的只是他们的眼前利益；由于战争，外国的原料和谷物自然而然地退出了英国市场，从而使地祖有所提高，他们宁可惜助于谷物法，使他们的地租得以保持较高水准。这样他们就迫使大陆各国放弃了用农产品自由交换英国工业品的办法而别寻途径，以促进自己的福利，他们另辟的途径就是由自己未建立工业。由此可见，英国的限制法令与拿破仑的大陆制度作用是一样的。不过前者的影响发生时在时间上比较慢一些而已。
到了坎宁和赫斯启森主政的时候，贵族地主们已经尝够了禁果的甜头，这时要凭常识上的推论来说服他们放弃原有利益已不可能。这些政治家感到所面临着的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处于困难地位；一直到现在英国执政者还是处于这样的窘境。他们要使大陆各国相信自由贸易的好处，同时为了本国贵族地主的利益，对外国农产进口却不得不加以限制。因此要使他们政策的推行情况，不辜负英国和欧洲大陆两方的自由贸易拥护者的期望，简直是不可能的。他们对本国与其他国家的商业政策作一般性讨论时，总是满口的博爱主义与世界主义，但是一等到问题牵涉到本国任何一种关悦的变更时，他们就以保护原则为推论依据。并不以为其间存在着任何矛盾。
赫斯启森的确曾降低某些商品的关税，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注意到，在较低的税率下国内工业仍然是受到充分保护的。他的做法与荷兰人管理水利工程的办法极为类似。什么地方外面的水涨得高，这些聪明的当局就筑高堤，什么地方水低些，就把堤也筑得低些。英国公布改革商业政策时，对外宣传得天花乱坠，而实际上作风不过如此，玩的只是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一套戏法。有些人把英国降低丝织品关税作为一个例子，说明英国政策的公正宽大，他们没有好好地想一想，英国只是企图借此打击这类商品的非法买卖，增加它的财政收入，而并不损害到它自己的丝织业，就保护本国丝织业而言，这一措施也完全使它达到了目的，假使高达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的保护关税（这是国外丝织品输入英国时现在要负担的税率，其中包括附加税）可以算是公正宽大的证明的话，那么大多数国家可以说，丧这一点上它们是走在英国前面，并不是落在它后面的。
我们懂得，坎宁和赫斯启森的那些高谈阔论，特别是要想在法国和美国引起一些作用，因此在这里回想一下他们所表演的一些手法怎样地在两个国家都碰了壁，是不无意味的。这一次英国也同以前1786年那一次一样，获得了理论家方面极大的帮助。这个时候法国的自由党正热中于普遍贸易自由的伟大理想，正在被萨依浮夸的理论所激动，对于受人嫌恶的政府则抱有反感，又有沿海城市以及酿酒业与丝织业经营者的支持，因此态度嚣张，要求援照1786年的成例扩大对芙贸易，认为这是促进国家福利唯一的正确途径。
不论人们对于复辟王朝怎样不满，怎样加以责难，但它对法国曾有过无可否认的贡献，在这一点上后代是不会有争执的；这就是关于商业政策它没有被英国人的诡计和自由党的叫嚣所迷惑，没有被它们引人歧途。坎宁先生对于应付法国这件事这样重视，这样地耿耿在心，他亲自特为到巴黎，为的是要使维莱耳先生相信他政策的高明，跟着他走。但维莱耳先生是一个久经世故的人，他完全看穿了这一手花招。据说他是这样回答坎宁先生的，“如果英国在工业上处于高度的先进地位，可以容许比以前更进一步的国外竞争，那是符合英国自己已经看得很清楚的国家利益的。但是法国的工业还没有达到充分发展地步，因此它自己也是看得很清楚的利益是在于使工业获得保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保护制度目前对它说来是不可少的。等到将来时机成熟，法国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可以容许国外竞争而不必借助于限制措施时、他（维莱耳先生）将毫不迟疑，学习坎宁先生的榜样，使法国可以从中获得利益。”
坎宁被这个决绝的回复触恼了，他回国后在议会里大言不惭地说，他利用了干涉西班牙事件，把一副重担子放到了法国政府的肩上。由此可见，坎宁先生的世界主义与欧洲自由主义情绪，并不是象大陆上那些好心肠的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真挚。坎宁先生对于大陆上的自由主义，若果有丝毫在念，他又怎能仅仅为了要想加重法国政府的负担，而使西班牙的自由政体在法国干涉下受到牺牲呢？问题的真相是这样的，坎宁先生彻头彻尾是一个英国人，在他嘴里的那些博爱主义和世界主义，只有当这些主义有助于英国工商业优势的加强与更进一步扩展，或有助于蒙蔽英国工商业的竞争对方的意识时，他才会津津乐道，才会止他自己怀有这样的情绪。
事实上，在维莱耳先生方面也并不需要有多大的聪明智慧，才能看穿坎宁先生为他设下的圈套。德国在大陆制度取消以后，工业不断的衰退，维莱耳先生根据邻国的经验，对英国的所谓自由贸易原则的真正意义，早已心中有数，况且法国在1815年以来施行的制度下，进行极为顺利，它决不肯学寓言里那只狗的样，放下嘴里现有的东西而向影于里去扑空。象沙普塔尔与查理·杜平这类人，对法国工业现状是具有极深刻的观察力的，他们都曾以最坚定的语气说明这个制度的成就。
沙普塔尔关于法国上业的著作，内容没有别的，只是表示对法国商业政策的拥护，只是从全体、从每个细节上来说明这方面的成就。从以下所引的一段，可以看出这一著作的旨趣所在。“我们不可让自己陷入抽象哲学的述途而不能自拔，我们首先要抓住现实，首先要就已有的事物加以改进。妥善的关税制度是工业的堡垒。在这样的制度下进口税可以根据不同情况随时增减，可以使过高工资与过高燃料价格这方面的损失获得补偿，可以保护尚在萌芽时期的技术与工业，直到它们充分壮大足以抵抗国外竞争时为止，可以助成法国工业的独立并通过劳动使国家富裕起来；我在上面已经屡次指出，劳动是财富的主要泉源。”
查理·杜平在他的《论法国生产力与1814至1847年间法国工业的进步》那本书里，对于法国从复辟以来所遵行的商业政策的成就，作了详尽叙述。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国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努力，作了那样大的牺牲，获得了那样丰富的成果，前途又那样充满着希望，作为一个法国的执政者，在这些方面既已看得这样清楚，是决不可能受到麦修恩条约的诱惑而忍使前功尽弃的。
美国1828年的税则是英国商业政策造成的必然结果。这个政策把美国的木材、谷物，豆粉及其他农产品一概关在英国的门外，至于原棉也只有用来交换英国工业品时可以允许进口。在这样情况下对英国进行贸易时，只有美洲黑奴的农业劳动是受到鼓励的、而美国比较最自由、最进步、最强大的那些州的经济发展则受到了极大阻挠，它们每年的剩余人口和资本不得不向西部的荒地移殖。赫斯启森先生完全了解这种情况；英国驻华盛顿大使曾不止一次地将英国政策所造成的这种不可避免的后果正确地告诉他，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假使赫斯启森先生果真是象别国人民所想象的那样一个人，他将利用美国公布税则这一事实作为一个宝贵机会，乘此使英国贵族领会到谷物法的失策，告诉他们及时把它废除的必要。但是赫斯启森先生怎样呢？他对美国人大发脾气（或者至少是装成这样），在盛怒之下说了许多强词夺理的话，这些话的不符事实，美国农场主们都是一目了然的，他还使用威胁手段，造成了笑柄。他说英国对美输出大致只占英国输出总额的六分之一，而美国对英输出却要占美国总输出的半数以上。他企图从这一点证明美国的受制于英远胜于英国的受制于美；他还说，如果由于战争、绝交等等原因以致贸易中断时，美国所感受到的恐慌也将远过于英国。如果单从进出口总值来看，赫斯启森的话似乎也有些理由；但是如果从双方进出口的性质来考虑一下，就会使人感到差异，他怎么会利用这样一个论点，这一点所证明的同他所希望证明的是恰恰相反的。美国运往英国的商品，全部或绝大部分是原料，这些原料经过英国人之手价值至少可以提高十倍，这些原料英国人既绝对少不了，而且一下子也不容易改从别处购得，至少无法全部从别处购得；而美国从英国输入的则全部是工业品，这些东西它既可以自己制造，也可同样便利地从别的国家输入。再说两国之间发生了商业中断时的影响情况，如果根据价值理论观点来看，似乎发生不利影响的一定是在美国一方；然而如果以生产力理论为依据，则足以招致无限损害的必然是在英国一方。因为三分之二的英国棉纺织厂将因此停工、倒闭。到那个时候，英国的富源就象发生了魔术作用一样，将一泻千里，每年的损耗将远远超过它的全部出口价值，由此在和平、财富、信用、商务与权力各方面所发生的不利影响将无可计量。但在美国方面这样的情形将造成怎样的结果呢？它原来由英国得来的工业品现在不得不自己制造，数年以后；英国所失的就是它的所得。毫无疑问，这样的政策必然要引起你死我活的斗争，就象以前航海条例曾引起英国与荷兰之间的斗争一样；斗争的结果或者也会同往时在英吉利海峡的战役结果相类。照现象的趋势看来，似乎迟早总不免决裂，但结局如何，这里正不必深究。总之，上面所说的一些，已经足够证明赫斯启森先生论调的无益与危险；英国由于它的谷物法迫使美国自行制造工业品，这一行动显得多么愚蠢；假使赫斯启森先生不说那些经率的话，对问题不拘玩弄态度，而尽力设法消除足以导使美国采用1s28年税则的那些原因，这样的做法将显得多么明智。
赫斯启森先生为了要向美国人证明他们与英国进行交易的有利，向他们指出了英国输入原棉数量的突飞猛进这一事实；但美国人是懂得怎样来估量这一说法的真正意义的。由于美国十多年来棉花产量大大超过了消费，超过了需求，因此这一商品的价格逐年降落，跌价的程度几乎同出口量增加的程度相等；这一点可以从下列统计看出，1816年美国售出棉花八千万磅，获得的代价是二千四百万美元，1826年售出量达二亿零四百万磅，所得的代价只二千五百万美元。
最后赫斯启森先生还向美国进行威胁，说是要通过加拿大作有组织的大规模走私活动。在当时情况下足以危及美国保护制度的各种手段。的确再没有比这个更严重的了。但是要想一想，采取了这样的措施以后，情况又会怎样呢？是不是美国人就甘心听任他们的制度由英国议会来摆布；关于他们的工业前途，议会喜欢怎样决定就怎样决定，是不是他们就会这样年复一年地忍耐过去而绝无反抗呢？这是多么荒唐的设想啊！事实上将由此引起的唯一结果是美国将强占加拿大，把它并入合众国，否则就是一等到走私贸易发展到忍无可忍的情况时，即行协助加拿大实行独立。假使一个已经在工商业方面占了优势的国家，对待在种族、语言与利害关系各方面同它都是极度密切的一个农业国的办法是，起先迫使这个农业国成为一个工业国，然后为了阻遏它在这样情况下所必然要引起的冲动，却迫使它去帮助这个优势国家自己的殖民地实行独立，这样的举动在我们看来，岂不是愚蠢得有些过分了吗？
赫斯启森死后，由波利特.汤普森先生担任英国商务指导事宜，这位政治家不但继承了他的大名鼎鼎的前任者的职位，也继承了前任的政策。这时就有关美国的方面来说，无需他有什么作为；因为美国由于植棉者与进口商的势力影响，加以民主党的支持，特别是由于所谓1832年的析衷方案。不必英国费力，已经将以前的税则作了修改；这次的修改对原有税则的过甚之处以及一些缺点当然有所纠正，但是对美国粗棉毛织物工业仍有相当程度的保护；尽管如此。已经使英国获得了它对美国所期望的一切让步，而英国则并没有被迫作出相对的止步。
自从折衷方案通过以后，英国对美输出积极增加，从此英国对美输出大大超过了美国对英输出，使英国可以随时吸取在美国流通的贵金属，数量多少可以随心所欲，因此每逢英国自身感到货币流通量不足时，就会在美国引起商业恐慌。这里有一点最使人惊讶的是这个方案的倡议者就是亨利·克莱，而这位先生却是对美国工业利益最杰出、最有远见的拥护者。谈到这里我们一定记得，美国工业由于1828年的税则而获得的发展，引起了植棉者方面极大的猜忌，这时南部各州其势汹汹，说1828年税则如果不加以修改，将不惜使联邦陷于瓦解。这时在联邦政府执政的是民主党，它只是由于党派利益与竞选动机，对南部各州的农场主表示了左袒，而且向属于这个党派的中部和西部各州的农业经营者进行疏通，要他们也采取同样的态度。
这些中部和西部各州的农业经营者因为商品价格普遍高涨，也失去了原来对工业势力的同情心，却不晓得物价的这种涨势主要是国内工业与无数运河及铁路建设事业发达的结果。他们看到南部各州的反抗态度这样激烈，势将引起整个联邦的真正决裂，甚至可能引起内战，在这方面或者也的确存有戒心。因此保持与南部各州民主党的同情关系，就成为中部和东部各州民主党的党派利益。由于这样的政治环境，舆论也有了转变，倾向于赞同对英进行自由贸易，照这个时候的大势看来，很有可能，国家的整个工业利益将在赞同对英自由贸易的论调下受到牺牲。处于这样的情况下，亨利·克莱的折衷方案似乎成了至少足以部分保持保护制度的唯一手段。在这一方案下，为了保全美国工业的一部分（即从事于制造比较粗劣、代价较低的那些商品的工业），另一部分工业（即制造比较精致贵重商品的工业）将成为对外竞争下的牺牲。一方面一切现象似乎都表明，美国的保护制度再过几年将重新抬头，再度获得新的发展。在英国方面，不论怎样诚意地希望减轻美国商业恐慌，通过购买股票、贷款或移民方式从英国流入美国的资本量不论怎样巨大，但美国进出口价值不能平衡的现象依然存在，而且在日益扩大，在这样情况下是决不能长期依靠上述方法来保持收支均衡的。规模越来越大的惊心动魄的商业恐慌，此后势将继续发生，美国人总有一天会认识到祸害的根源，总有一天会下决心来铲除祸根的。
此后赞成保护制度的人一定又会一夭天增加起来，赞成自由贸易的人又会一天天减少下去，这是势所必然的。迄今为止，由于工业在前一时期的发展、大规模公共事业的建设、棉花产量激增以后对生活日用品需求的高涨，部分也由于农产品的歉收，一般农产品的价格得以保持在非常高度的水平上。但是人们可以十拿九稳地说，这样的价格数年以后势必回跌，将跌到通常标准以下，低于标准的程度就象原来高于标准的情形一样。自从折衷方案成立以后，美国资本的增额大部分用在农业方面，目前对这方面的生产仅仅在开始发生作用。由此农业生产将获得非常的增长，但是另一方面，需求必然将大大降低。第一，公共建设此后不会再有同样程度的扩展；其次，由于国外竞争，工业人口不会再有大规模的增长；第三，棉花生产已经大大超过消费，植棉者由于棉花价格低落，将不得不另谋发展，他们原来向中部和西部各州购人的生活必需品，将由他们自己来生产。假使再加上农产大丰收，中部和西部各州那时就将再度面临象实行1828年税则以前那样的情况，受到农产过剩的危害。但是同样的前因必然会产生同样的后果；就是说，到那时中部和西部各州的农业经营者必然会看到，只有在国内工业人口有了增长以后，农产品的需求才能有所增长，而要使国内工业人口增长，只有扩大保护制度才能实现。在这样情势下，拥护保护制度者的人数和势力将日益增长，而反对派将相对地减弱，这时环境已经有了变化，植棉者如果对他们自己的利益有正确的认识，就必然会看到，国内工业人口的增长与原料及农产品需求的增长，都是同他们自己的利益相一致的。
由此可见，美国植棉者和民主党的意向所在，他们以极大热情、在出自本愿的心情下所共同努力奋斗的目标，都是有助于英国的商业利益的，这就使汤普森先生的商业外交天才，在这方面暂时失去了表现的机会。
但是法国的情况却完全不同。这里人们所念念不忘的还是禁止制度。诚然，这里有许多政府官吏是价值理论的信徒，也有许多议员主张扩大英法之间的商业关系，由于当时两国处于同盟地位。这样的见解相当流行。但是怎样来达到这一目的，却没有一致意见，也没有十分清楚的具体表示。不过有一点似乎是明显的，而且无可争辩的，那就是对国外生产的生活必需品和原料征收高额关税，不容许那种以对法国的工业极为不利的方式输入英国产的煤和生铁，一方面如能促进葡萄酒、白兰地和丝织品的输出，则将使法国获得极大利益。
当时一般的情况是，人们对于禁止制度的有欠完善只是在口头上普遍加以责难；但就制度的某些具体方面进行攻击，看来还是不合时宜的。因为七月革命以后的政府获得了资产阶级的有力支持，而这个阶级的绝大部分是与大工业企业有关系的。
汤普森先生针对着这样的情况拟出了一个行动计划，从这一点上充分显示了他的广有智谋与外交手腕的老练圆滑。他特为选派了鲍林博士到法国去，这位先生对法国的工商业情况与商业政策是彻底精通的，向来以抱有磊落、阔大的胸襟见称于世，是一位学者，一位有成就的作家，他走遍了整个法国，随后又到了瑞士，去搜集现场的最新资料，用来攻击禁止制度，宣传自由贸易。鲍林博士凭了他向有的机智与干练，完成了政府交给他的任务。他特别着重指出的是，上面所提到的两国间就煤、生铁、葡萄酒与白兰地等项进行进一步自由贸易的有利情况。在他的公开报告里，他的论点主要只是限于这几项商品；关于工业的其他部门他只举了些统计数字，至于这类工业通过对英自由贸易可以获得怎样的推进，他没有提出具体意见或详细论证。
鲍林博士的行动是严格遵守汤普森先生所给他的指示的，那些指示是在深思熟虑下用高度的技巧构成的，出现在他报告的开头部分。汤普森先生使用了十分冠冕堂皇的语调。他表示极端关怀法国的工业利益，井表示对于拟议中的对法谈判，绝不能期望获得任何重大结果。这时法国的棉毛纺织事业已经有了很大发展，英国对这一点的看法如何，法国方面未免惴惴不安，而汤普森先生这样的表示正与安定人心的作用完全相配合。按照汤普森先生的意见，在这些方面对法国要求重大让步是愚不可及的。
另一方面，关于“重要性较次的商品”怎样可以比较容易达到目的这一点，他作了一些暗示。这类所谓重要性较次的商品指的是哪些，在他的指示中当然没有举出，但是根据后来法国的经验来看，却完全可以懂得汤普森先生的意思，因为当他草拟这个指示时，英国运销法国的麻纱和麻织品是列入《重要性较次》的项下的。
法国政府被英国政府及其代表们的那些花言巧语所感动，就打算对英作一些不重要的让步，由此它自己也许还可以终于获得些便宜，于是降低了麻纱与麻织品的进口税。这时法国工业面对着英国在这类工业上的巨大改进已没有任何保护，就在紧接着的以后几年，英国这类商品对法国输出有了大量增进，1838年的输出总额即达三千二百万法郎。法国整个麻纺织业的价值极为庞大，达好几百万法郎，对农业和整个农业人口福利的关系极为重大，这时由于英国占了先着，这一工业有全部垮台的危险；除非设法提高关税，制止英国的竞争攻势，否则危险的发生就势难避免。
法国受了汤普森先生的愚弄，这一事实已经极其明显。他在1834年已清楚地看到，英国由于在制麻布的技术上有了新发明，这一工业在数年以后将有重大发展，所以他在这次谈判中是指望着利用法国政府对于这类发明及将由此引起的必然后果还一无所知的情况的。在法国主张降低税率的人们现在竭力要使大家相信，他们不过是要想借此对比利时的麻纺织业作某种让步。但是这能掩饰得了他们对英国在这方面进展情况缺乏知识，对由此所将引起的必然后果缺乏远见吗？
不管怎么说，这一点总是肯定的：法国为了英国方面的利益而失去它的麻纺织业的大部分，因此必须进一步设法保护它自己；这次英法间的增进贸易自由，是一个最近的、崭新的经验，使人永远想起前者的老好巨猾与后者的不够练达，可以把它看作一个新的麦修恩条约，第二个伊甸条约。这时法国麻纺织业者怨声载道，法国政府也有意纠正已经铸成的大错。但是汤普森先生看到了这样的情况怎样呢？他完全模仿了赫斯启森先生的老调，他大肆威吓。说是要将法国的酒和丝织品摒之门外。这就是英国的世界主义。法国的麻纺织业已经有了一千年的历史，同它下层社会的整个经济，尤其是同它的农业，已经极度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这一工业的产品是一切阶级主要的生活必需品，全部价额达三亿到四亿法郎；而为了换取特权，得以将额外数百万法郎的酒和丝织品输赴英国，法国就得放弃这样一个工业。麻纺织业与酒类及丝织品出口双方在价值上的悬殊是一个问题，还有一点必须考虑到的是，法国失去了麻纺织业以后，如果由于战争而两国的商业关系中断，它将处于什么地位；这时法国酒类和丝织品的过剩部分将不再能运往英国，而同时如麻织物这样一类重要的必需品，它将感到缺乏。
任何人对这一点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麻织物问题不只是一个经济福利问题，而要比这一点重要得多，它同有关国家工业力量的一切事物一样，是一个涉及国家独立自主与国家权力的问题。
看起来情形的确是这样，创造发明精神好象是替它自己安排了一个任务，这一精神通过对麻纺织业的改进，使各国理解到工业的本质、工业与农业的关系以及工业对国家独立自主与权力的影响，从而暴露了流行理论的错误论点。如所周知，流行学派认为各个国家对生产的不同部门各有它的特长，这种特长或者是来源于自然条件，或者部分是从它的经验过程中得来的，通过自由贸易，可以互相取长补短。我们在前面的一章里曾经举出证据，说明这种说法只有就农业而言是对的，农业所主要依靠的是气候和地力。但是工业的情形不同，凡是处于温带的国家，如果它具有必要的物质、精神、社会和政治条件，在这方面就具有同等的能力。目前在这一点上提供了最显明例证的就是英国。我们晓得，德国、比利时、荷兰以及法国北部的人民在一千年以前就从事于麻的纺织；如果要问，以过去的经验与努力以及所具有的自然条件来说，哪些国家最适宜于发展麻纺织业，那么应当说就是这些国家。而英国的情形却不同，它直到上一世纪中叶，关于这一工业显然还很少进展，它所需要的麻布，那时候大部分是从国外输入的，如果不是靠了关税对这一工业的不断保护，它甚至还不能用自制的麻织品来供应自己的市场与殖民地。人们都知道，卡斯尔累和利物浦两位勋爵曾在议会中引证说明爱尔兰的麻纺织业如果不是靠了保护制度，就无法与德国竞争。一百年来，英国的麻织品在全欧洲是最低劣的，但是由于有了新的发明，我们现在却看到它咄咄逼人，企图垄断全欧洲的麻纺织业；这正同棉纺织业的情形一样，近五十年来，英国垄断了东印度群乌的棉业市场，然而在一百年前，它的棉织品甚至在自己市场上也还不能与印度产品竞争。虽然拿破仑是第一个对棉纺机的发明出了那样大的赏格，虽然法国的机器工人和工业家早在英国人之先就从事于麻纺织业，而英国近来在这一工业上何以会有这样的巨大进步，这一点目前在法国已成了一个争论不决的问题。人们要问，在机械方面具有较大天才的到底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于是，提出了形形色色的解释，但是没有一种解释是正确的和合情合理的。要说英国人在机械方面的才能得天独厚，或者说在工业方面的技巧与耐劳精神胜过德国或法国人民，这样的说法当然是荒谬的。在爱德华三世的时代以前，英国人在全欧洲要算是最粗野、最无能的，那时他们当然决不会想到在机械方面的天才上或工业的技术上可以同意大利人、比利时人或德国人媲美；但自此以后他们的政府就开始着重教育事业，因而逐步前进，终于在工业技术上青出于蓝，可以同他们的师傅争一日之短长。如果说近二十年来英国人在麻纺织机器制作方面的进步超过了别的国家：特别是法国，那么其中原因不外是以下几点：第一，他们在机械技术上有了进一步的卓越成就；第二，他们在棉纺织机器方面有了进一步发展，这类机器与麻纺织业用的机器在性能上是极相近的：第三，由于以前的商业政策，他们比法国人积累了较多的资本；第四，由于他们的商业政策，他们麻织品的国内市场比法国的要大得多；最后，他们的保护关税，加上上述种种情况，使国内在机械方面的才能获得了较大的鼓励和方便，得以专心一志地从事于改进这一工业部门。
以下几点是我们在上面曾经提到的：一切的工业部门彼此之间有着极密切的交互作用；一个部门有了改进时，就为其他一切部门的改进作好了准备，起了推进作用；忽视了任何一个部门时，其他一切部门必然要感受到由此发生的影响；总之国家的全部工业力量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关于上述一些意见，英国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显著的确证。他们最近在麻纺织业方面的成就，对于上述意见提供了一个更加显著的确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