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李治到底是不是宅男？不消说了，肯定不是。翻开唐书，有这样一句话：“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永徽是唐高宗的年号，史学家能够将其跟贞观之治放在一起给与评价，怎么样？够给面的吧。事实上，唐高宗的政绩，可以简单概括为“夺权、宽律、征战”六个字，说他是宅男，有点冤。
那么，唐高宗的宅男帽子最早是谁给戴上的？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唐高宗，用了“昏懦”一词，恐怕是始作俑者。尽管现代意义上的“宅男”并非就一定“昏懦”，但在中古时期，一个大男人若被人称为“昏懦”，和敝在家里不出门大概意思也差不多。其后，无论是正史、野史，还是民间传说、影视戏说，对唐高宗的宅男之评大多来源于老司。我们现在越来越感觉到许多历史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原因就在于某些历史被后来人为服务当时当事而加以篡改了。是故，阅读和考证历史绝不能单凭某个史家的记录，而应该结合不同时期史家的记录加以综合分析，以辨其真伪。就唐高宗来说，司马光给其戴宅男帽子，性质是一样的，时代需要，政治需要，个人需要。
唐高宗最被后人所诟病的是与庶母武则天通奸，并放纵武则天擅权。这在强调人伦正统的司马光等人眼里，是绝对不以为然的。特别是武则天擅权此节，他在《资治通鉴》里举了两个例子，一是麟德元年(664年)，每逢上朝，武则天都垂帘于后。无论政事大小，高宗都会与她商议，中外谓之“二圣”。二是上元元年(674年)以后，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以此来武断地认为唐高宗太“宅男”，显然站不住脚。因为此时距高宗撒手人寰还有约十年，这种帝后同尊的政治格局是在高宗思维清晰之时有意而为的。北宋是个道学萌生并逐渐流布的时代，加上司马光亲身经历过刘太后(宋真宗后)、高太后(宋英宗后)的临朝称制，自然要不遗余力地丑化武则天，警示执政的太后们不要妄想当宋代的“武则天”，连带着就不能不矮化唐高宗：不争气的儿子，懦弱的丈夫。所谓“资治通鉴”之名，就来自于“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其用意不言自明：时代需要也。
矮化唐高宗的第二个原因，可能跟长孙无忌被贬有关。长孙无忌是永徽之初的一代权臣，还是唐高宗的亲舅舅。我们知道，唐宋这两个朝代，经常发生皇权与相权之争，不是西风压倒对方，就是东风压倒西风，唐代尤甚，宋代要好一些。唐高宗与长孙无忌之间的权力斗争就属于此列，最终，长孙无忌失败了，被贬至外地，后自杀而亡。司马光等宋代士大夫站在为臣子的立场，自然希望皇帝最好是个摆设，好让大臣一展抱负，实现“修齐治平”的儒家理想，所以要矮化唐高宗，说他是“昏君”，意在为长孙无忌鸣不平，实际上，这也是说给宋代皇帝与太后听的。他在“元祐更化”中主持国政的所作所为，几乎和长孙无忌拥有的权力一个样。
第三个原因，可能就是嫉妒了。倒不是司马光自己嫉妒，而是准确反映了宋代尤其是北宋皇帝们的嫉妒心理，通过矮化唐高宗，好让皇帝们心理平衡一些。司马光服务过四个皇帝，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这四个皇帝在军事上都不怎么样。唐高宗的军事成就就不同了，灭了西突厥与高句丽，顺带还压制了日本的气焰，换来了中日千年和平。单从征伐高句丽的战果来说，太宗李世民曾亲征却徒劳无功，后来高宗先后派大将苏定方、李绩(即李世绩)、刘仁轨以及薛仁贵经略辽东，最后兵围平壤，灭了高句丽，并在辽东设立九都督府。显然，唐高宗完成了太宗没有实现的梦想。而宋仁宗之后的几个皇帝可没有完成太祖、太宗的梦想，不嫉妒也难。
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里，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在百般矮化唐高宗的同时，在善于纳谏这一条上却尽情地赞扬了唐高宗。比如，他记载了这样两件事，颇值得玩味。第一件事：有一次，唐高宗出外打猎遇雨，就问臣下：“用油布做的雨衣怎么样才能不漏一点水？”臣下说：“要是用瓦做，就不会漏雨了。”言外之意，是不应出来打猎游玩。唐高宗愉快地接受了批评。第二件事，显庆元年(656年)，唐高宗再次征询如何能够减轻百姓负担。大臣来济指出：过多的劳役是老百姓的一大负担，出工则误农时，出钱又花费很多，应该免除一切不急需的徭役征发。高宗虚心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