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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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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八年,台湾创修通志,各州、厅、县编纂采访册;至二十一年五月,通志稿已十成其九。但那年四月,中国已败於日本,台、澎割让,全岛骚乱;大约即在此时,台湾通志被志士携往厦门。後被日本总督府出价收回;民国八年(大正八年),总督府图书馆又誊录一部。这南部,现都保存於省立台北图书馆。

通志的卷十九和卷二十是「台东州采访修志册」。一部全省性的通志,附上了一部地方性的采访册,当然是不合体例的;但亦幸而有此不合体例之举,这部台东州采访册,乃得保存勿失。

但对於这部采访册的撰人,只有日人伊能嘉矩曾加揣测。在他的「台湾文化志」中卷第八篇第二章,他说台东州采访册三卷,业已完成。关於编修人的姓名,他一方面说是「不详」;但另一方面却又怀疑或者是光绪十九年从台南移住卑南、在那里设塾教书的张之远所修的。可是,他的推测错了!

民国四十年五月,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印行胡适之先生尊翁铁花先生(传)「台湾纪录两种」;书一出版,我立即翻读。当我读到上册「台湾日记」卷六光绪二十年正月初二日记说:『具台东志建置沿革稿』,我便怀疑是志书的开端;接着,又读到初五、初六日说:『为修志事采访一切』。最後读到三月初一日说:『是日采访修志册脱稿』。於是,我对於附在台湾通志中的「台东州采访修志册」找到了真正的编着人。同年八月十日公论报「台湾风土」第一四○期便有我的一篇「胡铁花先生与台东州采访修志册」,叙述这一段经过;我并认定通志卷二十七台东昭忠祠所附「文武员弁勇丁名册」,也是铁花先生所拟的;最後,我说明在通志其他卷内,还有转载台东州采访册的地方。我曾把「台湾风土」上的那篇拙作,和从台湾通志中抄录的「台东州采访修志册」、「文武员弁勇丁名册」,寄给远在美国的胡先生。胡先生读到我的短文和采访册抄本,非常高兴。他写信告诉我,他身边还有他父亲的文集抄本,不过不是自己编的;内有「记台湾台东州疆域道里表地方情形并书後」一篇,共二千五百余字,其中「书後」占七百五十字,和采访册的建置沿革相同,更足证明采访册是他父亲的遗稿。胡先生把他父亲的那篇遗文抄了一份,用采访册仔细校了一遍,然後寄给我,要我作一序或跋,送「大陆杂志」发表。可是我收到後,发现有些疑问;同时我又参考了光绪五年夏献纶的「台湾舆图并说」,於是我把铁花先生的遗文和胡先生的校语重抄一份,再寄到纽约。胡先生又校改了几处,再寄回给我,然後才决定付印。在这期间,我又发现台湾大学的传抄本有几处抄错。

现在这本「台东州采访册」已由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加以整理印行。其中原稿上有些错字,是该室吴幅员先生根据胡铁花(传)先生的台湾日记与禀启(台湾文献丛刊第七一种)和夏献纶的台湾舆图(同丛刊第四五种)等书校正的。本书从编纂到出版,相隔六十六年;撰人的姓氏隐而复现,不能说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书末附有一篇陈英的「台东志」,是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所加的,应在这里附带说明一下。

中华民国四十九年五月四日,杰人方豪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