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把政治论争塞进故事里来是件颇为愚蠢的事，因为故事应当要么供人消遣，要么引起人的兴趣。其次，俄国和波兰双方各有各的道理，一方要保持其帝国的统一，另一方要重新获得自由。顺便说一句，波兰满可以学中国人的做法，不是用武器打败俄国，而是通过其道德风尚的影响来征服俄国。中国人终于使鞑靼人被同化了，他们将来还要同化英国人①哩，应当有这个信心。波兰应当使俄国波兰化，波尼亚托夫斯基②在帝国最不温和的地区作过尝试。但是人们不理解这位绅士的意图，更有甚者，也许这个亲王自己也不怎么了解自己。当全巴黎一致要求援救波兰的时候，正逢追查一个案件③，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到头来人们怎么会不憎恨这些可怜的人呢？人们象煞有介事地把波兰人看作共和党人的同盟者，却不想一想波兰是一个贵族共和国。资产阶级几天前还把波兰人奉若神明，此后却把他们骂得狗屎不如。
①巴尔扎克写这篇小说正值中英鸦片战争时期。
②波尼亚托夫斯基（1732—1798），一七六四至一七九五年的波兰国王，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面首之一，曾作过一些不彻底的改革，试图加强波兰的地位。
③指费希密谋案。费希（1790—1836），科西嘉人，于一八三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在路易－菲力浦乘车去巴士底广场参加七月革命纪念活动的途中，图谋刺杀国王，为此被判处死刑。法国政府把这起事件归罪于共和党人。巴尔扎克认为波兰共和派也受到这一事件的牵连。
不管在哪个朝代，一阵骚乱之风吹过，巴黎人准会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们必须提到巴黎舆论的这种翻云覆雨，然后才能说清为什么在自以为居文明之中心，执文学艺术之牛耳，自以为是世界上最聪明、最有教养的巴黎人心目中，在一八三五年，“波兰人”一词已变成了具有嘲讽意味的修饰语。唉！在波兰流亡者中也存在两类人，一类是波兰共和党人，列列韦尔的子弟，另一类是波兰贵族，以查尔托里斯基亲王①为首。这两类波兰人之间是水火不相容的。不过为什么要非难他们呢？无论哪个民族的流亡者，不管他们走到哪里，不是都有类似的分化吗？流亡者的心中总是装着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的怨恨。在布鲁塞尔有两个流亡的法国教士，两人是不共戴天的死对头。当有人问其中一个为什么要这样时，此人指着他的难友说：“他是一个冉森派教徒。”但丁在流亡期间，如果遇到一个白党的对手，说不定也会干脆利落地用匕首将他捅死②。法国的激进派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可尊敬的亚当·查尔托里斯基亲王，商界的大亨和税局的新霸们对一部分波兰移民冷眼相待，道理也就在这里。一八三四年，亚当－米日拉·拉金斯基就因为这个缘故受到巴黎人的奚落。“尽管他是波兰人，倒还随和可亲。”这是拉斯蒂涅对他的评语。马克西姆·特拉伊说：“这帮波兰人个个以大老爷自居，不过这一位倒是付清了赌债的，想必他有地产。”我们并不想冒犯这些被放逐的人，但不妨指出，萨尔马特人轻浮随便、无忧无虑、缺乏主见的性格招来了巴黎人的恶语中伤。不过话说回来，巴黎人如果处在类似的情境中，也会跟波兰人一模一样。法国贵族在大革命时期得到波兰贵族仁至义尽的援助，对一八三二年被迫流亡的波兰贵族却没有投桃报李。因此我们应当伤心地承认，圣日耳曼区在这方面对波兰是欠下了情分的。
①列列韦尔（1786—1861），历史学教授，一八二八年被选为波兰国会议员，在一八三〇年的波兰革命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先后成为临时政府和国民政府成员，属民主派，一八三一年华沙被俄国攻陷后，到法国避难，担任波兰流亡委员会主席，后定居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查尔托里斯基亲王（1770—1861），一八三一年波兰临时政府首脑，拥护君主制，他同样流亡在巴黎。这两个人主张不同，互不相容。
②诗人但丁在他家乡佛罗伦萨两大政治派系——“黑党”和“白党”的激烈争斗中，站在“白党”一边。“黑党”夺取政权后，但丁被加上种种罪名，判处终身流放。
亚当伯爵到底是富翁，是穷鬼，还是冒险家？这个问题很久都没有弄清楚。外交人士的沙龙忠实于上峰的指令，仿效尼古拉皇帝的办法，闭口不提波兰人。因为当时尼古拉皇帝把所有的波兰流亡者一律当死者对待。杜伊勒里宫和大部分前来领旨的人都显示出这种美其名曰“明哲”的恶劣的政治品性。一听说那位在流亡期间与自己一起抽过雪茄的俄国亲王①已经失宠于尼古拉皇帝，人们便不再理睬他。在谨小慎微的朝廷和外交界的包围中，贵族出身的波兰人只好独来独往，象《圣经》中讲到的SuperfluminaBabylonis，②那样孤独寂寞，或者出入于某些对各种政见来说都是中立地带的沙龙。象巴黎这样一座寻欢作乐的城市里，社会各阶层都有很多的娱乐消遣，波兰人的轻率找到了双倍的用武之地，正好让他们过着单身汉放荡不羁的生活。最后，我们来讲讲亚当，首先，他的仪表和举止对他很不利。有两种波兰人，正如有两种英国女人一样；一个英国女人如果不是特别漂亮，就一定丑陋不堪。亚当伯爵属于这后一种。他尖脸猴腮，好象被老虎钳钳过似的。短短的鼻子，金黄的头发，红棕色的髭髯，再加上又小又瘦的身材，活象一只山羊。还有他那混浊的黄眼珠，看人的时候目光斜视，真象维吉尔①着名的诗句所描绘的那样使人心悸。有这么多不利的因素，他又怎么能做到风度翩翩，仪表堂堂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一是他浑身纨裤子弟的打扮，二是母亲对他的教育，她原是拉德奇维尔家族②的后裔。如果说他的大胆已近乎卤莽，那么他的风趣却丝毫没有超越巴黎人言谈中常见的那些过耳即忘的俏皮话，但在时髦青年中，比他高明的男子也不多见。
①可能指杜菲亚基纳亲王（1769—1845），他在法国王政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时期与巴黎社交界过往甚密。
②拉丁文：巴比伦河畔。见《旧约·诗篇》第一三七首，其中描写耶路撒冷失陷后，犹太人流亡到巴比伦的情形。
①维吉尔（公元前70—19），拉丁诗人，此处指他的代表作《牧歌》Ⅲ．第八句。
②拉德奇维尔是立陶宛和波兰的显贵，其历史可追溯到十三世纪。十九世纪波兰被俄国吞并时，曾奋起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