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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 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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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早晨,我把家务事处理完毕,正跟我那位美丽的姑娘在花园里散步,这时偶然向房子那边望去,看见一个又高又瘦的人影走了进去,那样子仿佛是霍尔斯先生。婀达那天早晨还同我谈到,理查德对大法官庭那桩案子太认真,她希望他有一天会因此而对它心灰意冷;所以,为了不让我那亲爱的姑娘觉得扫兴,我就没说看见霍尔斯先生的影子。

不久,查理来了,她沿着树丛中弯弯曲曲的小径轻盈地跑来,红红的脸,非常漂亮,真像花神的侍女,而不像我的小女佣。她说:“啊,对不起,小姐,请回,跟贾迪斯先生说话。”

查理有个怪习惯:每当她去给别人传口信的时候,只要她一看见那个人,不管隔多远,就把话说出来。所以,早在我听见她的声音以前,我已经看到她的表情像是用她一向说的那句话在说:“请回,跟贾迪斯先生说话。”而等我真听到了这句话时,她已经说了好多遍,连气都喘不过来了。

我对婀达说我得赶快回去;进屋的时候,我问查理是不是有人来看贾迪斯先生。查理答道:“是的,小姐。他就是那个人,同理查德先生来乡下的。”查理这句话使我感到很惭愧,我不得不承认我一直没把她的语法教好。

我想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像监护人和霍尔斯先生那样,在各个方面都形成强烈对照的两个人了。我看见他们隔着桌子对坐;一个是那么开朗,而另一个却是那么阴沉;一个是肩膀宽阔、笔直地坐着,另一个却身材瘦削,腰弓背驼;一个是痛痛快快地把要说的话都说出来,声音洪亮悦耳,而另一个却把话搁在心里,说起话来,也是吞吞吐吐,冷冷淡淡;所以我觉得,从来也没见过这么截然不同的两个人。

“你认识霍尔斯先生吧,亲爱的,”监护人说,我觉得他的口气并不十分客气。

霍尔斯先生仍然像平时那样戴着手套,上衣扣子一直扣到脖子。他站起身来,然后又坐下去,正像他那天在马车里坐在理查德身边一样。理查德现在不在这里,霍尔斯先生的眼光不能再盯着他,所以只好向前望着。

监护人对这位穿着一身黑衣服的客人看了一眼,好像把他当作一只不祥的猫头鹰似的,他说:“关于我们那位最倒霉的理克,霍尔斯先生带来了一个坏消息。”他把“最倒霉”这几个字说得特别重,仿佛这几个字可以表明理查德和霍尔斯先生的关系似的。

我在他们中间坐下来;霍尔斯先生一动也不动,只是偷偷用他那戴着黑手套的指头,摸弄着他那张蜡黄的脸上的一颗红粉刺。

“幸亏你和理克是好朋友,所以我想问你,”监护人说,“你的意见怎样,亲爱的?霍尔斯先生,是不是请你把事情都谈出来?”

霍尔斯先生没有把事情都谈出来,而是议论了一番。

“萨默森小姐,我刚才说过,作为卡斯顿先生的法律顾问,我有理由相信卡斯顿先生现在的处境十分困难。卡斯顿先生欠的债,数目还在其次,性质却很特殊而且紧迫,同时他能用来偿清或偿还债务的资财也很有限。许多笔数目不大的债务,我已经让卡斯顿先生延期清偿了,但这总有个限度,现在我们已经无法让他再拖下去了。以前遇到这类麻烦事情,我也曾自己掏腰包,拿钱替他垫上,但我当然希望他会还我,不瞒你们两位,我也并不富裕,我那住在唐通谷的父亲就需要我赡养,家里还有三个女儿,我也得设法替她们攒点钱。卡斯顿先生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担心他最后会得到上级批准退役,把军职卖掉。无论如何,这就需要通知他的亲属了。”

霍尔斯先生说话时一直望着我,现在沉默下来,又注视着前方。他刚才把声音压得很低,所以屋里好像始终是没有人说话似的。

“你想想,如果那个可怜的家伙连现在的收入都没有了,那怎么办?”监护人对我说,“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你是了解他的,埃丝特。他现在决不会要我帮助。如果我提出给他帮助,或者有这样的表示,那一定会逼他走上绝路的。”

霍尔斯先生这时又对我说:

“小姐,实际情况就是贾迪斯先生所谈的那样,而这也是叫人感到棘手的地方。我想不出要采取什么步骤,也说不上要采取什么步骤,我绝对没有这种意思。我只是秘密地到这里来,把情况告诉你们,以便将来一切事情都可以公开处理,免得有人说一切事情都不是公开处理的。我希望一切事情都应该公开处理,也想留个好名声。如果我只是考虑到我个人同卡斯顿先生的关系,我就不会到这里来了,你们也很清楚,他会极力反对的。我今天同你们谈的不是法律事务,也不向谁收费。我只是以社会一分子、以一个做父亲的人——同时也以一个做儿子的人的身份来跟你们谈这件事,除此以外,我和这件事没有什么关系。”霍尔斯先生说,他刚才几乎把他作为儿子的身份这一点忘记说了。

我们觉得霍尔斯先生说的是事实,既没有夸大,也没有打折扣,他的意思实际上是要让我们分担责任,了解理查德的处境。我想事到如今,恐怕只能建议由我到理查德的驻地——迪耳镇去看他一下,试试能不能使他不采取这个下策。我没有同霍尔斯先生商量这个问题,我把监护人拉到一边,把我的意思告诉他,这时霍尔斯先生移动他那瘦棱棱的身子,悄悄走到炉火边去烤手,手上还戴着那副送丧用的黑手套。

监护人认为旅途太辛苦,立刻表示反对;但我感到他没有其他的反对理由,而我又非常愿意去,结果便得到了他的同意。这时我们可以把霍尔斯先生打发走了。

“就这样吧,先生,”贾迪斯先生说,“萨默森小姐会同卡斯顿先生谈的,我们也只能希望他的情况还可以挽回。先生,你走了这么远的路,我叫他们替你准备午饭吧。”

“谢谢,贾迪斯先生,”霍尔斯先生说,伸出他那长长的黑衣袖里的手,不让按铃,“不要费事了,谢谢您,我一点也吃不下,我的消化不良,胃口一直不好。如果我现在吃了硬东西,真不敢说后果会怎样呢。现在一切事情都公开谈了,先生,请允许我告别了。”

“霍尔斯先生,关于你所了解的那桩案子,你要是能向它告别,而我们也能向它告别,那才好呢,”监护人讥讽地说。

霍尔斯先生从头到脚穿着一身黑衣服,颜色很深,好像在炉火旁烤得冒出了蒸气,散发着一股难闻的味道,他的头微微向前低了一低,然后又慢慢地摇了摇。

“先生,我们的奢望既然是要人家把我们看成是值得尊敬的律师,所以就不得不亲自奔走。我们就是这样劳碌的,先生。至少我是这样;而且我还希望尊重所有法律界的同业。小姐,您知道在您同卡斯顿先生谈话时不应该提到我吧?”

我说我会很谨慎,不去提他。

“好吧,小姐,再会。贾迪斯先生,再会。”霍尔斯先生同我握握手,又同贾迪斯先生握了握(他手上还戴着黑手套,使人感到那里面好像没有手似的),然后就拖着他那又长又瘦的影子走了。我想,在通往伦敦的洒满阳光的路上,这个在马车外慢慢移动的影子,会把地下的种子都冻坏的。

我当然需要把我去的地方和理由告诉婀达;而她自然也感到焦急和难受。但她对理查德到底是非常忠实,所以说的全是替他惋惜和辩护的话;而且我这位亲爱的、一往情深的姑娘,还写了一封长信给他,托我带去,这就更足以说明她坚贞的爱情了。

尽管我真不需要旅伴,而且情愿把查理留在家里,但她还是陪我一同去了。当天下午,我们到了伦敦,发现邮车有两个座位,便订了下来。差不多在我们平常睡觉的时刻,我和查理乘着马车,连同肯特郡的邮件,一直往沿海那边驶去。

在那还盛行马车的时代,这需要一夜的路程。马车里就只有我们两个人,所以晚上也不觉得怎么讨厌。我度过这一夜的情景,我想,许多人在同样的情况下也会和我一样。我这次旅行好像一会儿充满了希望,一会儿又毫无希望。有时我觉得我会做出一些于人有好处的事情,有时又怀疑自己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忽而觉得我到那里去是理所当然的,忽而又觉得毫无道理。我又想到理查德的情况究竟怎样,我将跟他说些什么,他又会和我说些什么;这些想法和刚才的心情轮流在我心中翻来倒去。整个晚上,车轮仿佛只传出一种声音,而监护人那封信里的话也随着车轮声不断地在我耳边响着。

最后我们驶进了迪耳镇狭窄的街道;在那个阴冷而多雾的早晨,街上显得非常凄凉。海滩漫长而平坦,凌乱地散布着形状不一的小木屋、砖房、绞盘、大船和木棚;散布着光秃的、笔直的、装着滑车的杆子和沙砾松散、杂草丛生的荒地,我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冷落的地方。在那白茫茫的浓雾下,波涛汹涌起伏。除了几个早起打麻绳的人以外,街上没有人走动,这几个打麻绳的人身上缠着麻线,仿佛他们厌倦目前的生活,要把他们自己打成绳索似的。

但当我们进了一家上等旅馆,在那暖和的房间里舒舒服服地洗了澡,换了衣服,坐下来吃早餐时(因为时间不早,用不着睡觉),迪耳镇就不像刚才那么凄凉了。我们这个小房间很像一个船舱,这使查理觉得十分高兴。后来,雾像帷幕那样慢慢升起,许多船只也出现了,我没想到它们离我们那么近。我也不知道侍者告诉我们停泊在海边的船究竟有多少。有些船很庞大,其中有一只是刚从印度开回国的商船,当阳光从云层照下来,黑色的海面上出现了一片片的银白色,船身的颜色忽而明亮,忽而阴暗,变幻无常;许多小船从岸边往大船驶去,又从大船驶回岸边,它们穿梭往来,周围也出现勃勃的生气,整个景象确是好看极了。

那只从印度回来的大商船特别吸引我们,因为它是在晚间靠岸的。四周围绕着许多小船,我们说这船上的人上岸时该多么高兴啊。查理对于航行、印度的炎热气候以及大蟒蛇和老虎都很好奇,因为她对这些事情的了解要比学习语法快得多,我就把我所知道的情况告诉她。我还跟她说,人们在航行中有时会因船失事而被抛到岩礁上,但是也有人凭着勇敢和人道主义精神救了他们。查理问我那种事情怎么可能,我就把我们在家里怎样了解到这样一个例子的情形告诉了她。

我本来想写个条子,通知理查德我已经来了,但我觉得最好还是出其不意地去找他。因为他住在营房里,所以我有点犹疑这样做是否妥当,但我们还是出去观察一下。我在营房场地的大门外向里面偷偷看了看,发现这时候一切都是静悄悄的。我向一个在警卫室台阶上站岗的上士打听理查德住在哪里。他便派人先去替我通报,这个人走上几个梯级,用指节在一扇门上敲了敲,便走开了。

“谁呀?”理查德在屋里喊道。于是我让查理留在小过道里,走到那半开着门的房门口说:“我能进来吗,理查德?德登大妈一个人来了。”

他正在桌上写字,地上到处是衣服、罐头、书籍、皮靴、刷子和公事包。他衣冠不整(我发现他穿着便装,没穿制服),头发凌乱,他那慌张的神色和房间凌乱的样子都给人很深的印象。所有这些情形都是在他热情地欢迎我,让我在他身边坐好以后才看到的,因为刚才他一听见我叫他,便跳了起来,马上把我搂在怀里。亲爱的理查德啊!他对我的态度总是不变的。可怜的人啊!自始至终,他总是用他原来那种快乐而带有稚气的态度接待我。

“哎呀,亲爱的小老太太!”他说,“你怎么到这里来了?谁想到能见到你呢?没出什么事吧?婀达好吗?”

“她很好,比从前更漂亮了,理查德!”

“啊!”他说,身子往椅背上一靠。“我那可怜的表妹!埃丝特,我正给你写信呢。”

他靠着椅背,把那张写着密密麻麻字迹的纸揉成一团,尽管他那么年轻漂亮,可是他的神色却那么疲惫憔悴!

“你费心写了那么些,难道就不让我看看吗?”我问道。

“啊,亲爱的,”他答道,作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你看看这个房间的情景就可以明白。一切都完了。”

我委婉地劝他不要悲观失望。我告诉他,我偶然听到了他的处境很困难,所以来跟他商量一下最好怎样解决。

“你这番话真像你平时的为人,埃丝特,但是一切都完了,所以这又不像你平时的为人了!”他苦笑地说。“今天我要请假出去,再过一个钟点,我就走了,因为我要把军职卖掉,需要安排一下。好吧,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现在的这个职业,结果也像我以前的职业那样。我只想去当牧师,把所有的职业都干一下。”

“理查德,”我鼓励他说,“事情不会那么糟吧?”

“埃丝特,”他答道,“就是那么糟。我就快身败名裂了,那些在我上面掌权的人——用《教义问答》的话来说——非常不愿意‘与我同在’。他们是对的。撇开欠债、别人向我催债以及诸如此类的缺点不谈,就是这个职业我也还是不合适。除了一件事情,我对什么也不在乎,对什么也不管,对什么也不放在心上,对什么也不感兴趣。唉!如果我这个幻想现在没有破灭,”他说,一边把他写的信扯得粉碎,满脸愁容地把碎片一点一点往地上扔,“我怎么能出国呢?他们一定要我出国的,可是我怎么能走呢?既然我对那件事有了经验,即便是霍尔斯,如果不在我亲自监督下,我怎能信任他呢?”

我想他从我脸上的表情,已经看出我要说些什么话。他抓住我搁在他胳臂上的手,用它堵着我的嘴,不让我说话。

“别说,德登大妈!有两件事我不让你说——绝对不让你说。第一件是约翰·贾迪斯,第二件不说你也知道。如果你说我疯了,那我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是疯了。可是这不是那么回事,这是我唯一能追求的目标。遗憾的是,有人一直想说服我换条路走。我为这件事花了多少时间,担过多少心,费了多少精力,现在居然要放弃它才算是聪明!对,这真是聪明啊!对有些人来说,这也是很划算的事哩,可是我决不放弃!”

他当时的那种情绪使我觉得最好不要驳斥他的话,以免增强他的决心(如果他的心还不是那么坚决的话)。我把婀达的信掏出来放在他手里。

“现在能看吗?”他问道。

我说可以,他把信摊在桌上,用手支着头,开始看起来。他看了一会儿,就用双手抱着头,不让我看见他的脸。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好像觉得光线不够,走到窗前去。他在那里背对着我把信看完。看完以后,他把信叠好,拿在手里,在那儿站了几分钟。当他回到椅子那里,我看见他眼眶里充满了泪水。

“埃丝特,你当然知道她信里说些什么吧?”他轻轻地说,一边问我,一边吻了吻那封信。

“是的,理查德。”

“她提出,”他说,用脚轻轻敲着地板,“把她最近肯定能得到的那笔小小的遗产送给我,款数恰巧和我的债务相等,劝我接受,用这笔钱弥补亏空,并且继续担任军职。”

“我知道她心里的最高愿望就是你能幸福,”我说,“啊,亲爱的理查德,婀达的心肠真好啊!”

“这我完全相信。我——我但愿自己死了才好呢!”

他又走到窗前,用手扶着窗,低下头靠在胳臂上。我看见他那样子,心里非常难过,但因我希望他能回心转意,更易于接受我的劝告,所以也就不再说话了。我的处世经验毕竟很有限,根本没想到他摆脱开这种激情以后,又觉得自己受了委屈。

“这就是那个约翰·贾迪斯(我们要是谈别的事情就不要提他了)插手进来使它和我疏远的那颗心,”他愤怒地说,“那位亲爱的姑娘就是在那个约翰·贾迪斯家里,在那个约翰·贾迪斯慷慨地表示同意并默许之下,向我提出了这么大方的条件,我敢说,这是收买我的一个新办法。”

“理查德!”我大声喊道,立刻站起来,“我不想听你说这种可耻的话!”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对他生这么大的气;但一会儿,我的气就消了。当我看到他那张年轻而又憔悴的脸望着我,好像表示歉意时,我把手放在他肩上说:“亲爱的理查德,请你不要这样和我说话。你自己想一想吧!”他竭力责备自己,非常爽直地对我说他刚才错了,求我多多原谅。我听了也就笑起来,但身上有些发抖,因为刚才我很气愤,现在还有点激动。

“如果要我接受这个要求,亲爱的埃丝特,”他说,在我身边坐下,继续和我谈话,“——我再一次求你原谅,我很难过——如果要我接受我亲爱的表妹的要求,你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此外,我还可以给你看些信件和文件,你就会相信这里的事情已经办妥了。请你相信,我不当军官了。但我在这重重苦恼和困难之中,想到我争取自己的利益,同时也是争取婀达的利益,心中就觉得有些安慰。霍尔斯不遗余力地帮助我们,感谢上帝,他既然是在替我奔走,那自然也就是替她奔走了。”

他心中激起了乐观的希望,脸上也露出了笑容,但我觉得他的神色反而比刚才变得更可怜了。

“不,不!”理查德非常高兴地叫了起来。“如果婀达那笔小小的财产全部归我所有,我也决不会花一分钱来保留我那个不合适的、毫无趣味和令人厌倦的军职。钱应该花在能取得更大利润的事业上面,花在她押下更大赌注的地方。请你不要替我担心!我心里现在只牵挂着一件事,霍尔斯和我都会为这件事而努力奔走。我也不会没有钱用。一旦把军职卖掉,我就能把钱还给一些小高利贷者,据霍尔斯说,他们逼着要债。无论如何,我还债后总会剩下一些钱,而这些钱就会增加那笔财产。嗐!埃丝特,你替我带封信给婀达,亲爱的,你们俩一定要对我抱有更大的希望,而不要相信我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

我不愿在这里重复我跟理查德说的话。我知道这些话没有多少味道,谁也不会认为我的话是什么至理名言。这只是出自我内心的话,他倒是耐心地、颇受感动地听着;但我看出关于上面所说的两个问题,他保留了自己的意见,因此,现在不管怎么劝他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同时我体会到,而且从这次会面也亲身体验到我监护人所说的话:与其劝他,倒不如不去理他,否则还会更糟。

最后,我不得不问一下理查德,能不能肯定退伍的事情真像他所说的那样已经办妥,而不仅仅是他的想法。他毫不犹豫地让我看了一个通知,说明他退伍的事已经办妥了。根据他所说的情形,我了解到霍尔斯先生已经收到通知的副本,而且始终和他磋商着。我这次到这里来的全部收获,也只是了解到上述情况,替婀达送了一封信,并得到理查德作伴回伦敦去。我懊恼地暗自承认了这个事实,于是,便向他说,我要回旅馆去等他。他披上一件斗篷,送我到大门口,查理和我便沿着海边回去。

有一群人在海边围着几个从小船上岸的海军军官,他们兴致勃勃地直往军官身边挤去。我对查理说这一定是从印度回来的商船的小艇,于是便停下来看看。

这些军官从海边慢慢地往岸上走来,兴高采烈地谈着,而且不时左顾右盼,好像回到英国使他们非常愉快似的。“查理!查理!”我说,“快走!”我急急忙忙地走开,使我那小女仆非常惊讶。

我们回到那个船舱似的房间,关上了门,等我喘过气来,我才想起为什么刚才要那么匆忙地走开。原来我刚才在那些晒得黧黑的人当中,认出有个人是阿伦·伍德科特先生,我怕他认出了我。我当时不愿让他看到我的容貌改变了。事情出乎我的意料,几乎使我失去了勇气。

但是我知道这样是不行的,于是我对自己说:“亲爱的,你没有理由——没有丝毫理由——觉得自己容貌改变,现在会比以前对你更不利。你上个月怎样,现在还是怎样,你无所谓更不利,也无所谓更有利。你不能这样决定。勇敢些吧!埃丝特,勇敢些吧!”我刚才跑得浑身颤抖,起初怎么也不能平静下来。但我慢慢好起来了,这使我很高兴。

那群人到旅馆里来了。我听见他们在楼梯上说话。我相信这群人就是那些海军军官,因为我听得出他们的声音——我是说听出了伍德科特先生的声音。这时如果我能够不让他知道就悄悄走掉,那我还是会觉得心安一些,但我决定不这么做。“不,亲爱的,不要这样。绝对不要这样!”

我解开帽子,把面纱拉上去一半——我想我的意思是说只放下来一半,不过,现在什么也没有多大关系了。我在一张名片上写明我和理查德·卡斯顿先生恰巧也在这里;名片刚送过去,伍德科特先生立刻就来了。我说我高兴的是他这次回国我碰巧能头一个去欢迎他。我看到他露出为我感到十分难过的样子。

“听说你上次出国的轮船失事,遇了险,伍德科特先生,”我说,“但我们都不说这是一件不幸的事,因为这件事使你发挥出你的才干并表现出你的勇敢精神。我们在报上看到那些消息以后,都非常关心。我最初是从你那位老病人弗莱德小姐那里听到的,当时我大病初愈,还在休养哩。”

“啊,那位瘦小的弗莱德小姐!”他说,“她的生活没有什么变化吧?”

“没有什么变化。”

现在我心里比较安详,不再注意面纱,把它完全撩开了。

“伍德科特先生,她对你那么感激,真叫人高兴。我可以告诉你,她这个人非常厚道。”

“你——你觉得她是那样吗?”他答道。“我——我听了很高兴。”他为我难过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请你相信,”我说,“在我生病的时候,她所表示的同情和体贴使我十分感动。”

“当时听说你病得很厉害,我很难过。”

“我当时确实病得很厉害。”

“你现在已经复原了吗?”

“我的健康已经恢复,心情也像从前那么愉快了。”我说,“你知道我的监护人心地多么善良,我们过的日子多么幸福;一切都使我感激,真是心满意足。”

我觉得我对自己的怜悯好像不如他对我的怜悯大。当我发现他反而需要我的安慰时,我就变得更加坚强和镇静了。我同他谈到他往返的航程,未来的计划以及重去印度的可能性等等。他认为不大可能再去印度了,他在印度,运气也不见得比在英国好一些。他出国时在一条破船上当外科医生,这次回国,依然故我。当我们正在谈话,而且当我正庆幸我已经减轻(如果我能用这两个字的话)他见到我以后所产生那种惊讶时,理查德来了。他在楼下已经听说我跟谁在谈话,所以和伍德科特先生见面时非常高兴。

他们彼此寒暄了一番,后来又谈到了理查德的职业,这时我看得出来,伍德科特先生已经感觉到理查德的事情不大顺利了。他常常看理查德的脸,仿佛脸上有什么东西使他感到痛苦似的,同时他又不止一次地望着我,好像要确定一下我是否知道事实真相。但理查德还是那么乐观,那么快活,他本来就喜欢伍德科特先生,这次重逢使他感到特别高兴。

理查德提议我们应当一同到伦敦去;但伍德科特先生暂时不能离开轮船,所以无法同行。但他还是提前和我们一起吃了饭。他的态度已经恢复得跟平时差不多,而我想到我能减轻他对我的那种难过的心情,也就更加安心了。不过他对理查德仍然很不放心,当马车快要开行,理查德下楼去看他的行李时,伍德科特先生对我谈到了理查德。

我不知道是否应该把理查德的事全部告诉他。但我大致把理查德同贾迪斯先生疏远以及理查德被那桩倒霉的大法官庭案件弄得神魂颠倒的情形告诉了他。伍德科特先生注意地听着并且表示惋惜。

“我刚才看到你相当仔细地观察他,你觉得他变了吗?”

“他变了,”他答道,一边摇了摇头。

我第一次感到脸上发烧,但这只是一时的感情冲动,我把头掉过去,脸上就不觉得发烧了。

“这倒不是因为他比以前显得年轻还是苍老,”伍德科特先生说,“瘦了还是胖了,脸色更加苍白还是红润了,而是因为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奇怪,我从来没有见过年轻人脸上有这样奇怪的神色。我们不能说这完全是由于忧虑或疲倦,不过这两者都有;这很像是一种还没有完全形成的绝望的神色。”

“你是不是觉得他有病呢?”我说。

不,他的身体很健壮。

“我们有种种理由可以理解他的心情很乱,”我说,“伍德科特先生,你要到伦敦去吗?”

“明天,或者后天。”

“理查德特别需要一个朋友。他一向都欢喜你。你到了伦敦以后,请去看看他。有空的话,请你常去和他做个伴。你不知道这对他会有多大好处。你想不到婀达、贾迪斯先生,甚至我个人——我们多么感谢你,伍德科特先生!”

“萨默森小姐,”他说,这时变得比最初更加激动了,“我当着上帝说,我一定会作他的忠实朋友!我一定把你的委托当作自己的义务,一种神圣的义务!”

“上帝保佑你!”我说,眼睛里很快地充满了泪水,但我想即使不是为了自己的缘故,我也会这样的。“婀达爱他——我们也都爱他,但婀达的爱情决不是我们所能比的。我一定把你讲的话告诉她。我代表她感谢你,愿上帝保佑你!”

我们匆匆忙忙地谈了这些话,这时理查德已经回来了,让我搀着他的胳臂,送我到马车那儿去。

“伍德科特,希望我们在伦敦见面!”他随随便便地说。

“见面?”伍德科特先生答道,“现在我在伦敦除了你就没有朋友了。我到什么地方去找你?”

“对了,我总得有个地方住啊,”理查德说,想了一下,“就在西蒙法学院霍尔斯先生家里吧。”

“那好!一到伦敦就见面。”

他们热烈地握了手。当我坐上马车,理查德还在街上站着时,伍德科特先生亲切地用手按着理查德的肩膀,同时向我看了一眼。我了解他的意思,向他挥挥手,表示感谢。

当我们坐着马车走的时候,我从他的最后一瞥中看出他替我非常难过。这使我很高兴。我对自己从前的容貌的想法,就像一个死了的人重访人间的想法一样。我很高兴有人会亲切地想念我,可怜我,而没有把我完全忘掉。